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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说，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不要做一个器物，而应该做一个完整的人。大学应培养真正的人，有着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对国家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在一所大学的历史上，一定有一位校长，对这所大学有着深远影响甚至决定了这所大学的精神的。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又如何塑造了这所大学呢？

●北大：蔡元培

北大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1898年设立。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从1912年到1916年，北大换过好几任校长，仍保留着许多旧时代的陈规陋习，整个学校官僚习气严重，毫无大学之风。

蔡元培，前清进士，点过翰林，有着深厚的旧学功底。清廷的腐败让他深感失望，一方面回乡致力于教育救国，另一方面创立光复会，矢志推翻清廷。1906年，他前往欧洲考察教育，学习当时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民国建立后，蔡元培任民国首任教育部长。后因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前往法国游学。

1916年，北洋政府邀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就职当天，他一到北大门口，就给门口迎接的校工鞠躬，令大家大为惊讶。他在当时就宣布，欢迎所有的校工以及平民进入北大听课学习。蔡元培延揽各路人才，聘《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聘第一次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进入国内的夏元瑮为理科学长，还有胡适、鲁迅、刘半农等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人才，正是他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新文学奠定于此。同时蔡元培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既倡导新文化，同时也能容纳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旧学大师，无论是新学、旧学，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都能在北大并存，北大成为思想争鸣、开放包容的学术圣地，一跃而为当时最具活力的高等学府。五四运动从这里开始，北大不仅是学术重镇，也成为思想的最潮头。百年来，北大始终站在学术最前沿，可以说，正是蔡元培塑造了北大的精神，这种精神绵延百年，至今不绝。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曾高度评价：“把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之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

★梅贻琦

★张伯苓

★竺可桢

●清华：梅贻琦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是当时美国用庚子赔款设立的一个留美预备学堂。民国成立之后正式成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就任后，为清华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清华一步步成为国内顶尖的大学。

1931年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上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梅贻琦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其次，梅贻琦指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31-1948）。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

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南迁，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因为有庚款，资金最充裕，梅先生毫无私利，将庚款用于联大的建设，北大南开两位校长都放心地把一切事务交给梅贻琦。作为西南联大掌舵人的梅贻琦本着学术自由的精神，融合严谨、自由、活泼的学风，尊重每位教授，从不强求一律、厚此薄彼。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南开：张伯苓

南开是私立大学，校长张伯苓游历西方考察教育，回国后立志创办大学。募集资金过程中，有南开的学生抗议不要军阀和资本家的钱。张伯苓先生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灌出来的。办学过程虽然困难重重，张伯苓还是坚持了下来。

1934年，张伯苓正式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定为校训，希望大家为国尽力，不断创新，这就是“南开精神”。

南开大学规模并不大，但人才辈出。如周恩来、邓颖超、气象学家竺可桢、数学家陈省身、历史学家蒋廷黻、范文澜、剧作家曹禺等等。

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实业化道路。作为私立大学，南开系列学校的市场化运营和培育人才的成功，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拓荒牛。张伯苓利用天津是商埠的优势，着力培养工商界人才，奠定南开经济研究所的雏形。抗战伊始，南开校园被炸毁，他始终带领学生抱定不屈的信念，坚定求学，抗战胜利后又重建校园。他的爱国的、激昂的、奋进的、实用的、培养完整的人的理念，成为南开不能抹去的精神，塑造了南开的灵魂。

●浙大：竺可桢

竺可桢是著名的气象学家，1936年，他在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的任上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浙大在他的带领下，成为当时的学术重镇，被称为东方剑桥。竺可桢任浙大校长13年，而13年间，他和这所大学将近10年处于西迁的流亡路上。同北大清华南开抗战时候南迁的经历一样，浙大也经历了西迁的过程。从1937年西迁到1946年返回杭州，这是山河破碎的十年，物力维艰的十年，也是向死而生的十年，凤凰涅槃的十年。在时局动荡、校址偏僻、经费拮据、疾病侵袭的条件下，筚路蓝缕的流亡办学，竟使他接手时的二流地方大学，化蛹为蝶地跻身于一流大学行列。

1937年秋天，竺可桢作了题为《大学生之责任》的演讲。他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毅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话，就算满足。

在宜山期间，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校训。“求是”原是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竺可桢进一步深化了求是的内涵。他认为，求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这个共同点。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所谓求是，就是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

竺可桢有两个非常经典的教育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1936年以来，这两个经典问题影响着一代代浙大学子。每年浙大新生入学的时候学校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每年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学校又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毕业纪念册上。

★刘道玉

●武大：刘道玉

刘道玉出生于1933年。1977年，44岁的刘道玉出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1979年，他辞去在教育部的职务，回到了母校武汉大学，1981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在任职武汉大学之前，他为恢复高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任职武汉大学之后，他在学校试行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转学制、导师制和助学贷款。他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倡导者，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他的锐意改革，开一时风气之先，让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被世界公认为改革开放的象征，被称为“珞珈山奇迹”。

刘道玉对整个武大的塑造不仅在教学质量上，更是在精神层面塑造了一代人，“整个学校管理层也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宽松的学术氛围，是刘校长奠定的”。

■结语

一所大学，它的气质是慢慢积淀的，而一所名校，一定有一位校长，奠定大学的气质，在他们的管理下，大学往往有着开放的胸襟，有着自由的氛围，他们也往往锐意改革，以学术为重，以学生为重。他们也往往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极富个人魅力。这样的校长令人崇敬，这样的大学也无疑令人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