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交媒介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全新的传播生态，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媒介素养问题。根据此次问卷调查反映，部分大学生在社交媒介环境下媒介素养存在问题，甚至缺失，这不利于大学生群体的健康成长。文章依据调查问卷中文史类大学生和理工类大学生在使用社交媒介时表现的不同使用习惯和偏好，分析对大学生群体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路径，以期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群体在社交媒介环境下的媒介素养。

[关键词]社交媒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路径

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如今我们对所处世界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移动互联网所建构的。其中，最重要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种社交媒介以其便捷的社交关系和活跃的互动功能，无时无刻不在为社交媒介接触使用的“积极者”—大学生群体提供媒介议程和观念现实，进而影响大学生群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行动。当前，大学生群体是社交媒介积极参与者和深度使用者。作为以数字原住民和独二代的00后为主的大学生群体，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消耗在了他们与手机的交互中，每天在移动APP上的耗时普遍超过7个小时以上，甚至日均使用时长接近12个小时[1]。而大学生群体相较于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其对社会热点更为关注，对社会事件具有更强的敏感度和行动力，且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正在逐步稳定形成，其对社交媒介的使用也更加具有自主性。

但是，就如同李普曼所说，“媒介不是镜子，媒介更像是探照灯”。一方面，它能够通过探照灯光束将一个事件由暗处显露到明处;另一方面，它并不能倚靠一道光束来照亮整个世界。如今的部分大学生存在这样的一种倾向：其通过媒介的光束来认识整个世界，并且沉溺其中，被淹没于大量的通俗化娱乐和表层信息，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逐渐失去了社会行动力和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同时，由于社交媒介并不像传统媒介那样拥有严格的审查发布流程，其信息文本的话语构建并不能达到客观、公正的专业发布水平。而大学生群体易潜移默化地被这些信息文本所影响，容易造成对现实认识的偏差。

一、社交媒介环境下大学生群体的媒介素养问题

（一）意义的衍生发展

目前，社交媒介由于其便捷性、社交性和低门槛等特点，为大学生群体所青睐。同时，由于大学生群体之间在知识量、社会交往范围及其生活水准、经验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面对高度一致的信息文本时会出现差异性的解读，对同一信息文本形成意义的衍生发展。而大学生群体之间共通意义空间的不断缩小，加上社交媒介中信息的碎片化和信息传播的非程式化，这既加大了大学生群体对社交媒介中不断更新的信息文本产生意义曲解的可能，又会加剧大学生群体内部的新一轮分化，并带来更加尖锐的意义冲突，从而使群体间壁垒不断堆砌，出现对事实信息的割裂式传播。

（二）信息文本的扩张

由于社交媒介中传播的个人化和去中心化發展，信息文本不间断的实时动态更新加剧了社交媒介中信息文本的扩张。信息文本的扩张既加大了大学生群体对媒介信息查询和收集的难度，又增加了信息文本在查询收集过程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筛选难度，极易致使信息文本失误的产生。同时，社会的碎片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群体会有意识地挑拣事实信息片段，即其只选取对自己所属利益群体有价值的信息文本片段进行加工。此外，社交媒介中信息加工和传播的便利性也加剧了文本内容的片段化堆砌，致使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存在多个版本，增加了大学生群体了解事实信息的难度。

（三）多元权力主体的控制

在社交媒介中传播的用户进行赋权，一方面，其使得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为了主导各自的传播活动，多元的传播主体也在传播过程中形成多元的权力关系。而在传播过程中多元的权力关系会加重信息文本的“意识形态性”，使得大学生群体易产生对事实信息的迷惑。当前，各种娱乐化、情绪化等元素充斥的信息内容极具娱乐化倾向，而大学生群体更青睐于那些能够满足于其自身利益需求或者符合个性本能的信息文本。这也使得大学生群体在不断追求娱乐化的表层信息过程中逐渐缺失理性思考能力。在社交媒介中受众理性的质疑和批判能力的丧失，无疑增加了用户被多元权力关系控制的可能性。

因此，为了解决大学生群体存在的上述社交媒介素养问题，高校和有关部门结合文史类大学生群体和理工类大学生群体在社交媒介中媒介素养的差异性，对其开展有针对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势在必行。

二、大学生群体社交媒介素养状况对比分析——基于对重庆两所高校大学生群体的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对象选择重庆交通大学和重庆工商大学的在校本科生，采用分层抽样方式问卷，共投放问卷200份，其中有效问卷165份、无效问卷35份。调查主要根据美国“媒介素养领袖”会议所提出的媒介素养[2]：媒介技术的基础技能、媒介信息的识读能力、媒介信息的选择能力、对媒介信息内容的质疑和批判能力、信息的加工制作和发布能力，以发展相关度量指标来进行问卷的具体问题和结构设计。

（一）社交媒介使用时长差异

笔者通过调查结果发现（如表1），文史类大学生和理工类大学生的社交媒介使用时长都集中在3小时及以上。文史类大学生在对社交媒介使用时长上整体具有较大起伏，即体现在1小时以下和3小时及以上，其选择的极差很大。同时，文史类大学生有59.5%的调查对象集中使用社交媒介时长在3小时及以上。理工类大学生对社交媒介的使用时长则整体分布较为均匀，极差较小，而社交媒介使用时长集中在1小时以下的理工类大学生相对于文史类大学生则具有较大涨幅，社交媒介使用时长集中在3小时及以上的理工类大学生相较文史类大学生却存在较大跌幅。

（二）社交媒介功能认知差异

就整体而言，文史类大学生对各种社交媒介的功能认知普遍高于理工类大学生，其中尤以在“评论”和“搜索”两类功能认知上两者差异度较大，接近8%的差异值。这说明理工类大学生在社交媒介的这两类功能的使用上不及文史类大学生（如表2）。

（三）社交媒介信息的识读能力差异

笔者在对大学生群体关于“社交媒介信息的识读能力”调查中发现（如表3），文史类大学生和理工类大学生都表现了对媒介表层信息的识读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文史类大学生中没有一个人表示自己会以听到旁人对事件的讨论来了解事件，而理工类大学生在此选项的选择率虽然只有3.7%，但是其依旧显示理工类大学生与文史类大学生在社交媒介信息识读能力上的差异。

（四）社交媒介信息查询收集时长

在对大学生群体“社交媒介信息的查询收集时长”的具体调查中，笔者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如表4），文史类大学生和理工类大学生在面对某一复杂且具有较强争议性的社会事件时通过社交媒介对信息查询收集的时长都集中在1小时以下以及1-2小时。而文史类大学生群体中过半的人集中耗时在1小时以下就能对事件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理工类大学生群体中则有很大一部分人在1-2小时这一时间段分流。就总体而言，理工类大学生群体在面对具有复杂性的社会事件时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查询收集媒介信息，以综合认知事件。

（五）社交媒介信息选择差异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如表5），在社交媒介信息选择上，大学生群体都集中在“采用搜索引擎前列的搜索结果”“通过查阅关键词来对搜索结果进行筛选”和“对每条搜索结果查阅并进行组合判断”这三个选项上。其中，文史类大学生在这三个选项中的占比分别是26.2%，50.0%，19.0%，理工类大学生的占比分别是32.1%，39.5%，24.7%，而在“通过查阅关键词来对搜索结果进行筛选”的选项上选择率更高的是文史类大学生群体，其比理工类大学生群体高出了10.5%。

（六）信息的加工制作和发布差异

在信息的加工制作和发布上，文史类大学生和理工类大学生都具有相似的偏好（如表6）。但是，在关于是否会转发意见领袖对热门事件的动态上两者存在较大分歧：文史类大学生群体有73.8%的调查对象表示会转发，44.4%理工类大学生群体表示有转发的意向;同时，两者在转发动态时的形式也表现较大差异。

综上所述，在社交媒介使用时长上，文史类大学生群体整体比理工类大学生群体的社交媒介使用时长更长。在社交媒介功能认知上，理工类大学生与文史类大学生在社交媒介技术的基础技能存在差异，文史类大学生群体对社交媒介基本功能拥有更为全面的认知。在是否会转发意见领袖对热门事件的动态上，理工类大学生群体体现了该群体具有更优秀的信息加工制作和发布能力。

三、路径再塑：文史类大学生和理工类大学生群体的因材施教

（一）促成理工类大学生群体内部意见领袖角色的形成

理工类大学生群体由于对社交媒介较为平均的使用时长分布，保证了其群体内较为均衡的媒介素养水平，也保证了其群体内部对同一信息文本意义的共通性理解，使其群体意见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使其中意见领袖的个人意见能够较为容易地发展成群体意见。同时，理工类大学生群体对媒介素养中社交媒介信息的识读能力和社交媒介信息的选择能力相对缺乏，增加了其整个群体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被某种意见所控制，而导致“野蛮人群”出现的可能性。而该群体中具有高品位素养的意见领袖的存在则会大大减少此类可能性的出现。此外，理工类大学生在社交媒介中个人意见明确表达的欲求是落后于文史类大学生群体的，而其意见领袖的存在也会大大降低理工类大学生对个人意见发布的不安全感，从而提高理工类大学生个人意见发布的频度。

1.增加理工类大学生群体信源渠道的多样性

高校可通過信源渠道的多样性来促使理工类大学生群体更多更早地获得信息。一方面，高校和相关部门培养其群体内部多媒介的信息使用偏好，保证群体更为敏锐地察觉到外部环境的变动，迅速地做出相适应的反应，最终形成群体意见。另一方面，高校和相关部门扩展其群体内部个人获取所需相关信息的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通达性来保证该群体内部个人的信息优势，从而进一步促成其意见领袖角色的形成。

2.扩大理工类大学生群体知识面

高校在重视对理工类大学生群体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保证其在社交媒介生存中具有一定的对社会热点事件的知识厚度。该群体只有在社交媒介中拥有和其他用户的谈资，才能够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意见领袖作用。在一定知识厚度的支持下，其在与其他用户谈资的过程中也会增加自身群体内部意见交流的可能性，从而促使其中某些意见表达积极者成为意见领袖，进一步引导该群体意见和群体内部个体意见的积极表达。

（二）增强文史类大学生群体对意见文本的信息加工制作和发布能力

转发动态的形式存在较大差异，这说明文史类大学生信息加工制作和发布能力不足。但是由于文史类大学生群体无论是在意见表达的频度，还是意见表达的时效性上，都优于理工类大学生群体，这使得其意见在社交媒介中充当舆论“先锋”角色的可能性增加，由此其所带来的意见影响力也更具有广泛性。因此，在意见文本导向性正确的情况下，为了充分发挥文史类大学生群体在社交媒介中舆论的“先锋”作用，其需要具备更为优质的信息加工制作和发布能力。

1.信息加工制作：增加信息文本构成元素的多样性

在“声画时代”，声音和图画相较于其他元素无疑能够在传播过程中对受众产生更大影响，所以信息的转发或评论，除了常规的单纯以文字、或表情，或者文字加表情的形式，还可以增加其他元素，例如声音、动态图片、趣味文字等来增强文本的表现力，以更为有效地引起在社交媒介中其他群体的注意，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意见领袖作用。

2.信息发布：识别发布时机

在社交媒介中存在的某个具有强烈争议性的社会热点问题，其时效性也同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选择。最初事件由于事实认知的局限性使群体意见发生导向性错误，进而破坏群体意见的情形屡见不鲜。同时，其由于群体意见表达的滞后性，最终致使其应有的引导作用消失也屡有发生。因此，为了保证群体意见导向的正确性，信息发布要注意分析事件本身在传播过程中各种交错的权力关系，分辨出交织在一起的主要控制主体，同时结合正规渠道的权威信息来综合判断该舆论所处的阶段，即舆论的四个阶段：焦点事态的出现、个人意见在网络上的传播与汇集、各种意见在网络上的交锋融合、获得权威性及影响[3]，并据此来构建群体意见的信息文本，进而进行意见文本的发布。

四、结论

社交媒介环境下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问题涉及的领域众多。高校加强对社交媒介信息发布的制度管理，提升大学生群体的媒介素养意识，开展有针对性的媒介素养课程、媒介素养教育沙龙、第二课堂等活动，从大学生群体的内部差异入手，分类推进，才能有效地提高在社交媒介环境下大学生的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1]陈钢.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误区及思考[J].传媒，2019（21）：86-88.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雷跃捷，辛欣.网络传播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基金项目]2018年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社交媒介环境下高校媒介素养教育内容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8-GX-2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曹瑞刚（1981—），男，山西大同人，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