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葵

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地震遗址。在教学楼台阶上的纪念时钟定格在了1 4 时2 8 分，那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

唐山地震博物館中展出的大量历史照片、实物和复原场景，体现了抗震救灾的有效举措。

笔者在四川汶川地区作调查的时候，问过很多地震灾民是否在日常生活中有预防地震的意识，答案几乎都是否定的。是否这个地区很少发生地震呢？我们翻开地方志和历史资料，可知茂县、汶川一带发生的地震，在20世纪就有9次之多，特别是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和1976年的松潘、平武大地震，震级都达到7级以上。叠溪地震震后还引起洪水，造成二次灾害。国民革命军第28军军长邓锡侯给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呈文中写道：“前次川西屯区茂县属叠溪地方，因地震剧烈，山崩镇陷，岩石横江，积水深涵成大闸者一处，深约一百余丈，地名沙湾，成深潭者四处，深不等，其地名大桥、小桥、松平沟、鱼儿寨。沿江居民，生命财产损失不可计数。毁损屯属公路值洋七八万以上。”而在人迹稀少的松潘、平武等地区，地震也造成了死亡41人、重伤156人、房屋倒塌500余间、耕地被毁达15000多亩的损失。

但是，为什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防灾意识呢？结论是，这些灾害的历史仅仅是被记录下来存放在资料馆、档案馆里，而没有在人们的生活空间中出现、时刻提醒人们灾害可能来临。这就是说，有记录，但是没有记忆。

灾害经验与知识的保存

一个社会该如何记录和记忆灾害，并不止是历史学家应该关心的问题，而是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因为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未来的受灾者”。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重灾区岩手县宮古市姉由地区，有一个记录明治29年（1896年）和昭和8年（1933年）海啸水位的警示碑，这个碑树立在当年海啸水位的最高处，标示出海啸到达的海拔高度。长期以来，当地村民听从祖先教训，把房屋建在这个警示碑标示的高度以上，结果在这次海啸中无一人伤亡。

日本的灾害记忆传承的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一个村落树立的教训碑的碑文介绍了这次地震海啸的情况之后，总结道：“大震之后必有大海啸。不要犹豫，尽快登高。千万不要返回。”

这个教训看似平淡，但却是用很多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人在第一时间已经登高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是，他们忽然想到家里还有贵重的东西没拿，或者惦记其他家人，就又返回家中，结果遭遇海啸而遇难。这些教训和经验，用这样在日常空间建立表象物的方式，来让灾害记忆不断再生产和消费，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

在神户市东游园地公园中的阪神大地震纪念碑。这块碑安置在一个下沉式的空间中，碑的顶端正好到达地面的高度，碑的顶部有长明灯。和唐山抗震纪念碑所表达的“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相比，这个纪念碑传达的是在自然面前，人类是何其渺小。

唐山抗震纪念碑主碑的巨大碑体给人一种压倒性的“力”的心理感受。设计者本人在设计宗旨中称，主碑的“四片碑身与地面以圆滑曲线相交，恰似从地面自然升起，象征新唐山鳞次栉比的楼房从废墟中拔地而起……顶端为抽象的手的造型，宣示着人定胜天的真理。”

在中国，过去的灾害经验成为后来防灾行为指针的例子也有不少。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有人避灾时被楼道里停放的自行车绊倒。之后人们接受了教训，楼道里不再停放自行车，即使是盗贼猖獗的年月。1920年 的甘 肃 海 原 大 地 震造 成 了27万多人死亡，地震之后，当地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习俗，比 如 炒 豆 子——每 年，在 大地 震 发 生 的 11 月 初 七前后，当地人把扁豆或者黄豆等原粮炒熟了吃。据说当年地震时，很多人被压在砖瓦下面，就是靠吃原粮活下来的。另外，地震过后，很多人家都习惯性地在门背后放一把铁锹，以备今后万一被埋在下面，能够藉此自救。

很多类似的习俗最后因为年代久远、时过境迁而被人们忘却。由此可知，灾害记忆的传承不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它在不断的记忆与忘却中做出选择。

记住还是忘却？

记住的另一面是忘却。权力的交替、社会的变迁、文化导向的转移，都会导致某些记忆被抹消或忘却，灾害记忆也是如此。在现实中，大部分灾害废墟是被抹消的，一是出于重建的需要，二是出于人类希望忘却伤痛的本能。但是，在记住与忘却之间，人类又始终处在矛盾的状态。思念逝去的亲人，每年在特定的时候去和他们的灵魂相聚，何尝又不是人类的本能？因此，受灾的共同体在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围绕如何处理灾害的记忆表象，又有可能成为地域社会的对立之场，最终如何解决矛盾、达成妥协，则是考察一个地域共同体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