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章 薛人铭

摘要：内生发展动力是提高贫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实现可持续扶贫的动力来源。由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特殊，内源动力不足是制约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研究基于动力心理学理论，立足边疆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采用模糊评价法和熵权法，对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现实困境做出综合评价。研究表明，可以从依托优势特色资源优化产业模式、重视文化资源转化与价值重构、创新治理方式和强固绿色发展理念等方面着力培育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如此才能有效促使内外动力耦合发力，构建起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实现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目的。

关键词：边疆地区;脱贫;内生动力;培育路径

中图分类号： F323.8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5 - 0072 - 12

收稿日期：2021 - 08 - 03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重大专项课题“贵州省易返贫人口常态化监测、精准帮扶长效机制

研究”（项目批准号：21GZZB0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大调查与贫困陷阱跨越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

18ZDA12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志章，男，湖北当阳人，管理学博士，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发展与反贫困。

薛人铭，男，四川雅安人，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区域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成就的取得，一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二靠广大脱贫地区内生动力的巨大推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特别强调要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增强巩固脱贫成果及内生发展能力，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防止返贫或新致贫，走稳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更大进步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根本遵循。

培育内源动力，实现自我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的根本所在。脱贫后的边疆民族地区要巩固脱贫成果，增强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贫困地区内生性发展动力尤为重要。边疆民族地区属于国防要冲，既是国家地缘政治战略的前沿，也是支撑内地发展和迈向外界的窗口。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稳定事关党和国家的发展全局，关乎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一向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央多次召开工作座谈会，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采取非常规手段，以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国同步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客观上讲，因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特殊，我国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发展相对滞后，除国家继续给予政策支持外，唯有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脱贫地区的永续发展问题。当前，如何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中培育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已经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对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关于内生发展动力的研究分为两大类，一是基于理论视角的阐释，二是探索内生发展动力的具体路理[1]。

首先，关于内生发展动力的内涵与理论阐释研究。自瑞典哈马绍集团在1975年关于联合国特别经济的报告中首次使用“另一项发展”的概念以来，“内源发展”已成为广泛关注和探讨的话题。该理论强调尊重开发方法的多样性，内生发展应具有基于权力下放和重视生态的独立性和动态平衡的特征[2]。从社会学视域来看，日本学者鹤见和子首倡“自发性、内生性发展论”，认为内生发展就是实现能满足衣、食、住以及医疗的基本要求的一种途径、模式和形式多样的社会变革过程，而“地区”应被用作内生发展的基本平台，以“探索小民的创造力”[3]。从经济学视角看，宫本宪一通过研究战后日本的地区发展，提出了“宫本内生增长”理论。他专注于环境、社区、福利和文化的平衡发展，将之作为应对外部发展问题的内在自我发展的方法[4]。汪三贵等提出统筹促进减贫和乡村振兴，应更多地注重培养贫困人口的内在动力和提高其素质[5]。Christopher Ray认为欠发达区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其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权衡一个地区的内生动力，通常将资本创新、管理和技术定义为外部指标，但却忽视了决策能力、保持领土发展和领土自治能力等内生因素，因此，内源发展的任务是复兴这一状况[6]。日本学者西川润更深层次地阐述了内生发展模式。他认为内生发展模式要由经济人转向社会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实现人的自我发展[7]。Sergio认为内生发展是指能够改变社会经济系统并采用符合本地社会规则的某些形式的能力[8]。Barke认为内生发展通常是一种渐进式发展模式，其中发展过程由当地人决定，发展选择也由当地人说了算，而发展的利益则由当地人分享[9]。王杰森基于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探讨了脱贫内生动力培育的基本内涵，认为精神扶贫是后扶贫时代脱贫内生动力培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0]。慕良泽等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视阈，认为认同、资源和参与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因素[11]。综上可知，内生发展的核心强调在尊重当地环境和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借助和利用本土优势资源，从内部进行创造和开拓，创新基层治理体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能力提升”形成“内在促进”力量，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次，关于内生发展动力的路理研究。日本学者守友裕一认为实现内生性发展要开发本地资源，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个体能力和构建全民参与机制[12]。Gioacchino Garofoli强调内生发展需要确保区域经济系统转型过程中的自治权，提升社会参与者在决策过程和获取外部信息中的能力。区域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在保持和维护当地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在内部基础上提升区域的增长潜力[13]。Jenkins指出传统文化对内生发展模式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当农村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时，才能真正实现全面、长远的发展[14]。丁智才等认为后脱贫时代，由于生态功能的重要性，生态定位与资源特色决定了生态型脱贫村生态产业内源式发展之路[15]。李凌汉借助扎根理论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影响农村内生发展的因素包括村庄领导内生发展动力、村集体产业规模化水平等[16]。张环宙等认为内生发展模式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它尊重多样化的发展目标，尊重当地人民的利益，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是以民主分散和文化生态系统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新途径[17]。管睿等认为增加贫困农民家庭的收入可以通过内生动力的培养实现[18]。赵书栋等认为“心穷”是农村贫困的主要障碍，要扭转贫困人口的“精神贫困”，就必须打破贫困家庭的心理陷阱[19]。傅安国等认为心理扶贫是建立长期扶贫激励机制的关键[20]。董苾茜等通过田野调查，提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升新型组织文化在村落的影响力可以解决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匮乏的困境[21]。张军成等提出以伟大民族精神提升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22]。吕文利等在云南和广西边境调研的结果表明，西南边疆文化建设的“内驱力”来源于当地传统和现代文化、戍边文化以及党建文化[23]。钱宁认为“贫困文化”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提出要通过文化建设实现内源发展[24]。陈耀、郑鑫认为缺乏内生增长动力是制约我国西部地區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促进西部地区内生动力发展的关键抓手是要增加对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支持[25]。

国外学术界关于内生发展的研究大多出现在理论层面，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运用内生发展理论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具体路径和建议。当下国内外关于内生发展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是针对边疆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有针对性、具体化的研究较少，其二是内生发展动力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定性研究，鲜有学者依据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关于内生发展动力指标体系的构建还处于初级阶段，可供参考的文献数量有限，亟待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因此，在充分借鉴学界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边疆脱贫地区实际情况，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对其现实困境作出综合评价，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提供支撑。

（二）理论分析

一般而言，“外源型发展”是政府主导的，其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目的就是在短期内快速缩小贫富差距、改善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缓解一定的社会矛盾，但它关注的是短期社会效益，难以形成稳定持续的力量。与“外源型发展”相比，“内生发展”是一个完整的、稳定持续的，并且是可操作的发展模式。内生发展强调以生活在当地的人民群众作为开发主体，激发其内在动力和参与积极性，重视人的主导地位[26]，借助政府的各种政策措施来对地方发展进行支持和引导，以培养当地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打破本地社会经济发展长期依赖外部财政资金支撑的怪圈，在维持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同时，激发当地的内生发展能力，促成当地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27]。

内生动力是一定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被个体接受和内化后，变成推动主体实践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得到个体自身积极认同，且渗透着个体的情感、价值和态度，一旦形成就会相对稳定，并会在人的思想交流、发展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增强[24]。本文基于美国心理学家伍德沃斯的动力心理学理论，探讨如何从乡村产业、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等方面激发脱贫地区的内生动力。

动力心理学理论认为，人类动机和行为是由蕴含的内在力量驱动或启发的[28]，因此，脱贫内生动力具有明确的脱贫导向，能够助推贫困群众的脱贫活动，驱动贫困群众自觉地摆脱贫困[29]，并且脱贫内生动力作为一种内在动力，相对于外部动力更具持续性[30]。同时这种持续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个体身上，内生动力还可能会延伸到个体所在的群体中，对他人的实践产生影响。在动力心理学的视域下，外部帮扶可以继续延续，但需要转变扶贫方法，促使内外动力耦合发力，从而为探索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形成奠定基础。因此，要提升边疆民族脱贫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就必须为当地创造必要的外部发展条件，加速边疆民族脱贫地区社会内部发展动力的形成，使其逐渐回归到主导自身发展的地位，最终真正地培育出自我发展的能力，进而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目标[31]。

三、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云南、甘肃、广西、青海、西藏、内蒙古等地的农户作为微观入户调查对象，数据分布情况包括了6个省（自治区）、23个贫困县、61个村和957户农户家庭，调查采取问卷的形式进行。问卷根据边疆民族地区当地内生动力培育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内容包括农户家庭基本信息、经济发展状况、乡风文明建设情况等，确保了问卷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收回的问卷采用的方法是简单随机抽样法，最终回收有效问卷842份，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达到87.98%。

（二）变量选择

研究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效果评价，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地衡量其内生发展动力。内生发展动力不只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动力，而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发展，是一个整体概念[32]。培育贫困家庭和地区的内在动力是治理贫困的切口和关键。与单一外部帮扶相比，内源动力强的地区能分享更多的发展红利，贫困群众脱贫积极性更高，生活质量更好[33]。因此，指标的设计必须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同时，指标中包含的各项变量应基于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实际情况。

基于上述原则，参考以往学者相关研究成果，本文结合问卷设计内容和特征，分别从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环境资本等四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体系。经济资本主要侧重于农村的生产功能，包括传统农业产业发展、非农产业发展、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装备等4个子指标，农民对地区农业产业整体情况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农业发展动力现状，评价层次越高，该地区农业发展越好，其规模经营情况能衡量地区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现现代农业的内生动力状况;人力资本侧重于文化传承功能，挖掘文化发展中的优秀成分，为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提供催化剂，选取了劳动力受教育情况、子女受教育情况、参与文化活动情况和参与劳动技能培训情况4个子指标;社会资本侧重于农村社會稳定和自治功能，强调村民在脱贫过程中的自觉性和自发性，选取了参与村里事务情况、向村里反映意见情况、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公开性等三个子指标;环境资本为培育内生发展动力提供环境保障，选取了生态功能区建设状况、安全用水情况、人居环境和空气情况等4个子指标来表示。各具体指标设计及选取说明如表1所示。

（三）研究方法

1.模型构建

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效果评价具有较强的模糊性，仅依靠定量的方法对其进行描述比较困难。众所周知，模糊评价法是一种综合评价方法，通过模糊数学、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处理定性及不确定的问题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但是也存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较难确定的缺点。而熵权法是一种客观性较强、可有效避免主观因素干扰，并对事物进行客观评价的研究方法，因此这种方法可以避免模糊评价法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本文充分发挥评价法和熵权法的优势，建立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效果的指标评价体系并对权重进行计算。

2.评价权重计算

应用模糊评价法，评估过程的重点是合理确定权重。为了避免模糊评价方法的主观性质，权重将采用熵权法来定值。首先，需要标准化数据。由于内生发展动力效果的四个方面测量的对象不同、单位不同、数值大小不同，因此，标准化初始值成为必不可少的一步，数据标准化后，减小数值差异，避免因量纲不同而引起的数据差异的影响。在本文中，使用极差变换方法对数据进行规范化。评价指标分为正向指标（指标与内生发展动力呈正相关关系，即指标越大，内生发展动力越强）与负向指标（指标越大，内生发展动力效果越差），然后再运用熵权法计算二级指标，从而比较客观地评价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效果。具体计算方法和步骤如下：

①定评价因素集：T={T1，T2，…，Tn}，即n个指标评价体系（1）

②定评价等级集：K={K1，K2，…，Km}，即m个指标评价等级 （2）

③在评判对象的要素论域T与评语论域K之间进行单因素评价，建立模糊关联矩阵R，即：

在（3）式中，Rnm为评价因子集T中第i个因素Ti对应于评价等级集K中第j个等级Kj的相对隶属度（0≤Rnm≤1），相对隶属度Rnm的计算公式有两种：

對于正向指标，指标值越大，内生发展动力越强。

对于负向指标，指标值越小，内生发展动力越强。

式中，为第i位受访对象第j项指标的量化值，为标准化值;为指标量化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其中，i=1，2，3，…，n，j=1，2，3，…，m。

④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本文将采用熵权法对权重进行赋值，客观地映现了内生发展动力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对于m个指标、n个评价等级的问题，第i个指标的熵为：

式中：;

第i个指标的权重为：

式中，

⑤计算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将模糊关系矩阵R与权重W结合演算，最终生成内生发展动力综合评价结果，即：

B=W×R（8）

式中，B为边疆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效果的评价结果;W为评价指标权重，其中W={W1，W2，…，Wm}

（四）实证结果分析

在对研究变量进行定义的基础上，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现状的各项指标。各变量的极值、均值、标准差以及变异系数见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非农发展、参与文化活动情况、生态功能区建设状况、安全用水情况、人居环境、空气情况共6项数据波动较大，最值（最小/最大值）超过平均值3个标准差以外，其他变量无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文化活动情况的平均值为2.341，标准差为2.725，变异系数为1.1639，说明大部分农户文化获取和参与动力不足，乡风文明建设有待全方面提高。

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和标准化值，对每个方案进行综合计分，综合分数为B=W×R。得出的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效果如表3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农业发展、非农发展、规模经营、农业机械装备、劳动力文化程度、子女接受教育情况、参与文化活动情况、参与劳动技能培训情况、参与村里事务情况、向村里反映意见情况、参与农户会议等重要活动情况、生态功能区建设状况、安全用水情况、人居环境、空气情况总共15项，它们的权重值分别是0.0161、0.0199、0.1492、0.2893、0.0345、0.1151、0.1003、0.0571、0.0488、0.0519、0.0329、0.0148、0.0405、0.0124、0.0172。各项间的权重大小有着一定的差异，其中农业机械装备的权重最高，为0.2893;人居环境的权重最低，为0.0124。

对于综合评价值的解释，为了结果的量化与方便区分，本文用五个等级划分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评价结果，即很差、差、一般、良好、优，对应的赋值区间分别为（0—0.20）、（0.21—0.40）、（0.41—0.60）、（0.61—0.80）、（0.81—1）。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效果评价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发现，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评价值只有0.3704，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整体上边疆民族脱贫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这也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贫困易反复和二元结构突出相呼应。其中，提供内生动力效果最好的一项是人力资本，评价值达0.5162;其次是经济资本，评价值为0.4229，属于一般水平;社会资本评价值为0.3625，属于差水平;环境资本的评价值最低，只有0.1799，为很差水平。

四、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现实困境综合评价

根据熵值法计算出来的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评价结果为差，这与我国农村发展整体滞后，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村发展缓慢的事实相一致。边疆民族地区深居内陆，地理位置特殊，经济发展单一，生态环境脆弱，人口素质偏低，乡风文明建设落后，因此，增强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实属不易。具体评价如下：

（一）产业发展不足

产业是劳动力的收入来源，产业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具体来看，在乡村农业发展方面，极大值为5.0000，极小值为1.0000，均值为2.8100，权重为0.0161，说明农户大部分认为农业发展动力接近一般水平，可能是因为边疆地区物流发展水平难以满足农业市场需求，乡村物流基础薄弱，物流产业发展滞后，货物流通效率低，流通成本高，加之乡村流通信息服务滞后，交易方式和手段落后，从而限制了边疆民族地区农业产业的发展。在非农发展方面，极大值为5.0000，极小值为1.0000，均值为2.7230，权重为0.0199，也有大部分农户认为非农产业动力不强，说明在社会化生产之前，财富积累在传统的生产和商业模式中难以实现。传统的生计模式强调春播种秋收获，需要预期和严格计算投资和生产。这种农业生产方法以家庭为单位运营，经济基础弱，抵抗风险能力差。因此，投资小、效果快、风险低、周期短是农民进行的主要生产投资方向。在以往的生计模式中，信息化建设落后，农民缺乏及时捕捉信息的思维和能力，对市场信息的获取滞后，易盲目跟风，造成商品同质化严重。在农业机械装备拥有情况方面，极小值为0.0000，极大值为6.0000，均值为0.7660，权重为0.2893，说明一部分农户没有购置农业机械装备，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成为制约边疆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原因。在规模经营方面，极小值为0.0000，极大值为1.0000，均值为0.6830，权重为0.1492，说明绝大部分还是小农经营，这跟边疆地区产业规划布局不合理有关，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盲目规划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存在产业发展定位不准，产业布局盲目求大，基础设施不配套等问题，直接影响了产业规划布局功能的有效发挥。

（二）思想文化禁锢

边疆民族地区内部易形成亚文化，亚文化的形成会影响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动力的培育，同时，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也难以匹配。具体来看，在劳动力受教育情况方面，极小值为1.0000，极大值为5.0000，均值为2.1210，权重0.0345，反映了整体上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在边疆一带生活的居民，交流沟通相对封闭，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及时更新，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不相适应，长期的封闭生活容易塑造出亚文化，其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宗教信仰和生活模式实际上对其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参与文化活动情况方面，极大值为5.0000，极小值为1.0000，平均值为2.3410，权重为0.1003，说明农民很少参与相关的文化活动，长期在封闭的生活环境中，人们的沟通范围和活动半径仅限于特定的范围，逐渐形成旧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不愿接受新鲜事物的文化心理。在参与劳动技能培训情况方面，极大值为5.0000，极小值为1.0000，均值为2.1200，权重为0.0571，说明由于居住分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聚落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村庄，人们的思想保守，不主动接受外部信息，也不愿意参与除农业外的其他技能培训，沒有形成和具备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很难适应现代市场自由、便捷的交流和互动。在子女受教育情况方面，极小值为1.0000，极大值为4.0000，均值为0.7540，权重为0.1151，说明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地区发展滞后与贫困人口的自我驱动能力有一定的关系[34]，部分贫困人口“等靠要”思想较严重，国家政策性扶贫和援助资金的过度保障造成的慵懒依赖心理，导致贫困群众自身“造血”功能丧失。

（三）社会治理滞后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的保障，其组织能力、指导水平影响和决定了该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的能力。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一些党组织纪律松散、组织功能受到削弱等现象。在参与农户会议等重要活动情况方面，极小值为1.0000，极大值为5.0000，均值为3.1450，权重为0.0329，说明农户参与会议频率不高，可能原因是党员宗旨意识淡化、党员老龄化、党的基层队伍出现断层。在向村里反映意见情况方面，极小值为1.0000，极大值为5.0000，均值为2.4040，权重为0.0519，说明农户很少反映村里情况，对乡村发展不够关心。同时，乡村干部法治意识薄弱，政治理论水平普遍较低，难以满足乡村建设的要求，更无法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在参与村里事务情况方面，极小值为1.0000，极大值为5.0000，均值为2.7510，权重为0.048，说明在基层治理中，群众参与不足，存在“等政府发”“靠干部给”“向政府要”等现象，部分贫困群众宁愿苦等、不愿苦干是制约内生动力形成的一大阻力。脱贫攻坚期间，全党投身其中，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然而部分贫困群体态度消极，漠然置之，不愿主动投身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建设中来。

（四）生态环境失衡

随着经济发展，脱贫地区生态环境问题也成为衡量内生动力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在生态功能区建设状况方面，极小值为1.0000，极大值为5.0000，均值为2.9930，权重为0.0148，说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失衡问题，边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多数生态破坏区与贫困区重叠，贫困与环境问题相交织，加之农户生态保护意识薄弱和缺少相关保护措施的指导，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方式粗犷，生态保护与治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在人居环境方面，极小值为1.0000，极大值为5.0000，均值为3.1970，权重为0.0124，说明人居环境问题和农业污染问题是影响乡村内生动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污染问题突出，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农业污染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胡乱使用农药和随意丢弃农业废弃物等现象仍然存在。另外，一些农民群众私自开垦住宅附近的土地，造成了农业土地资源的浪费。在安全用水情况方面，权重为0.0405，说明乡村生产生活用水污染严重，破坏了乡村环境面貌，由于受资金、技术条件、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农村农民将家禽和畜牧业产生的粪便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中，造成了严重水污染，居民用水安全问题难以保障。在空气情况方面，极小值为1.0000，极大值为5.0000，均值为3.4560，权重为0.0172，说明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正处于飞速发展之中，施工过程中对周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后期周边生态环境的恢复也需要很长时间。

五、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培育路径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最深沉和最持久的力量是激发出、培育好脱贫地区内生动力。动力心理学理论所提出的人的行为是由强大的内部力量驱使的，该理论有助于在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方面提供一些可借鉴的路径和思路。实践也证明，边疆民族地区要想真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光靠过渡期内的国家政策支持是远远不够的，那样只会把新老问题带到未来，滋生蔓延，贻误大事。因此，要想巩固拓展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就要充分发挥脱贫内生动力的协同作用，将外力与内力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内在动力与外部帮扶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最终实现边疆地区乡村社会可持续的自我发展[35]。

（一）依托优势特色资源，大力发展长线主导产业，增强内生动力引擎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培育经济发展动力，增强脱贫动力引擎，促进民族脱贫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特色产业、优化产业模式是关键一环。一是依托边疆民族地区优势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将科技创新融入旅游业态新发展，依托大数据、互联网实现个性化需求向旅游消费的转化。大力发展风景观光游和休闲度假游等地域性和综合性特点较为突出的多样化旅游形式，积极推动旅游企业帮扶专项行动，通过“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旅行社带村等多种模式，拓宽收入渠道，拉动农牧民增收。边疆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文地理优势独特，特色旅游为当地带来客流、信息流、资金流，促进产业“蝶变”，既充分吸收乡村富余劳动力，促进贫困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也扩大了脱贫地区对外开放度，激发劳动力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制定产业发展布局规划。构建“新市镇—特色小镇—小城镇”新型城镇发展体系，优化新兴产业空间布局;健全涉农信贷管理制度，大力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拓宽涉农保险服务领域，鼓励脱贫群众创新创业，为实现优化产业模式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撑条件。三是建立统一的商品流通体系。优先支持脱贫地区农田水利道路、标准化生产、加工营销、农产品和食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补上设施、技术、营销等短板，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现代物流技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四是强化产业发展的创新驱动。优先支持脱贫县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突出打造农业精品园区，鼎力发展优质产业、特色产业、附加值高的产业，重点发展民族地区特色龙头产业，明确规范产业运营模式，实现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运营和管理。

（二）重视文化资源转化与价值重构，为激发内生动力注入“催化剂”

乡村文化是“乡村发展的动力和智慧之源”，在外力帮扶下，贫困群众很容易摆脱物质贫困，但脱贫效果的持久性较差，容易产生“依赖”心理[36]。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能让生活在当地的群众产生文化认同和共鸣，对某种价值观产生共鸣就会朝着共同目标奋进。因此，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激发内生动力，提高脱贫积极性有着独特的作用[37]。一是把握农村思想文化价值的发展方向。深入对民间习俗、传统历法、乡土手艺、地方餐饮等的研究阐释，推动优秀农耕文化融入现代生产生活。重塑安守现状不愿脱贫以及践踏伦理道德的传统伦理和价值，及时扭转亚文化苗头，使辛勤奋斗和无私奉献才能收获幸福变成脱贫地区共同的价值追求。二是更加关注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创建文旅手工作坊，打造民族文化特色品牌，让边疆民族地区特色文创产品面向世界，实现文化资源转化与价值重构。三是打造农村精神文明高地。充分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和主导作用，弘扬主旋律，加强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规划和扶持、实施农家书屋网络化建设工程、建设数字文化广场和“三农”主题书展，形成与小康生活相匹配和适应的精神新貌。四是缓解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焦虑与不适。积极推动“造血式”扶贫，开展科普示范乡村创建活动，扎实推进文明家庭创建，充分发挥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主体作用，同时，重视乡风文明的培育[38]，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五是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教育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区域文化繁荣、提高区域人口素质最持久、最根本的动力。创新教育手段和方式，培养和输送一批人才到农村去，使之成为边疆民族脱贫地区乡村文化建设发展工作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实现外界帮扶与自我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以帮助边疆民族脱贫地区重获发展信心，激发和培育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内生性动力。

（三）创新治理方式，增强内生动力与基层组织建设的协同性

基层党组织是边疆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建设引领作用，增强内生动力与基层组织建设的协同性。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主体责任。强化五級书记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构建党建引领、区域联动、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层层压实责任，当好培育农村内生动力“一线总指挥”。二是提升工作创意，增强目标针对性。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全面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大数据平台，重点围绕收入支出变化、“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等主要指标开展定期检查、实施动态管理。三是建立和完善奖罚机制。大力褒扬带头创业和踏实苦干的示范个人或家庭，给予返乡创业青年和毕业回乡人才物资或精神奖励。制定和完善奖惩“清单”，防止出现政策养懒汉和泛福利化倾向，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四是倡导多主体参与，提升治理水平。建立干部帮扶与群众参与联合机制，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形成自下而上的良性互动机制[39]。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和持续推进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提升为民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规范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全面推广乡贤公益协同共治模式，充分发挥社会各类群体特别是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总之，在政府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同时，脱贫主体要主动参与其中，摒弃“等靠要”思想，让“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在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得以实现。

（四）强固绿色发展理念，用“生态振兴”涵养内生动力

边疆民族地区脱贫后步入乡村振兴时代，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再转化为惠及百姓的财富，应该成为民族地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因此，脱贫地区应在发展的过程中注重保护，在保护的同时寻求发展[40]，大胆探索生态先行事项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和开发新动机。一是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做好生态保护与发展的顶层设计，优化“三生空间”布局，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常态长效机制，推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二是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以边疆民族地区风电基地和光伏扶贫为重点推进新能源发展，大力发展节能和环保服务业，积极探索区域环境托管等新模式。三是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开展边疆脱贫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统一监管，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坚决制止“非农化”“非粮化”等行为。四是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环境。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行动计划，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突出短板。在污水处理、垃圾分类、厕所保洁等领域探索多种形式的管理模式。强化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加大对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以脱贫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为重点，打造一批培育内生动力示范村、示范点，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内生动力培育模式，树立乡村振兴的典型和样板。

六、结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已经消除，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成为边疆民族脱贫地区持续关注的工作重心，相对贫困存在的主要原因是脱贫地区内生动力不足，实现自我发展的“造血”功能较弱。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必须建立和完善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着力激发和培养其内生动力。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激发，其主体是人，因此，要优化产业模式发展经济;弘扬优秀民族文化，重视文化资源转化与价值重构;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树立生态环保理念，激发脱贫群众的内在潜能，积极推进“造血式”扶贫，促使内外动力耦合发力，不仅符合动力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而且能够有效培育和增强脱贫地区的内生动力。培育内生动力以建立防止返贫或新致贫的屏障，使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可以在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迈出更加坚实的一步，为边疆民族脱贫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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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Endogenous Power in Border Ethnic Poverty Areas

Wang Zhizhang，Xue Renming

（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Endogenesis i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elf-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in poverty-stricken regions an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Due to the special natural environment，geographic loc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e insufficient internal power is the core issue of restricting rural resolu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rontiers.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wer psychology，with the field survey of the frontier nation，adopts the fuzzy evaluation method and the entropy rights method，an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the frontier national governanc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e can focus on cultivating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wer of border ethnic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relying on advantageous and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to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model，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novating governance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upling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wer， build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nhancing the endogenous power and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of the poor.

Key words：frontier area; get rid of poverty;endogenous power;cultivat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