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坚 哲生

近年来，全国人代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会上，代表们毫不客气的批评，对有关工作频频表示“不满”，给大会增添了不少“紧张气氛”，也吸引了众多境内外媒体的关注。

来自广东的黄细花代表第二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叫停四大国有银行收取跨行查询费，并对银监会超过法定答复期限表示不满，建议全国人大财经委对其是否涉嫌价格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进行调查。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园林局总工程师李蕾，再次表达了对林业部门限产一次性木筷回复的不满。

在医药、卫生、“三农”、教育、环保、社会保障等问题上，代表们更是以“揪住不放”的发问姿态，“炮轰”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不力。

“火爆”的言辞，“揪住不放”的韧性，证明人大代表的履职意识和履职水平已今非昔比。但是，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發现，令代表们“大动肝火”的诸多问题，已经成了年年提，年年得不到解决的“长跑建议”。

如今，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各种矛盾多发，政府工作也开始遭遇体制和机制上的各类“疑难杂症”。人大代表尽责尽力为政府“把脉”“开药方”，但是病人“不吃药”，“病情不好转”，又该怎么办？

平心而论，一些部门的建议办理工作之所以得不到代表满意，有各种复杂的原因，比如有些建议因客观条件所限无法办理，有些建议本身就有争议，但是，根源还是问责制度和问责意识的双重欠缺。

就问责制度而言，代表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一府两院”不办理代表建议，或者办理得不好的情形，究竟该如何处理，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以至于代表建议“年年提”，有关部门“年年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