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恩保

在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外，唐朝更加凸显的其实是“帝国”这一概念。在帝国的历史背景下，这两者之间存在不能忽视的互动关系——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从唐朝建立开始便相互影响、塑造，其互动关系明确彰显了唐帝国的扩张与衰退的历史脉络，是理解唐朝世界性帝国必不可少的元素。

中华传统文明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与北方及西部地区的草原游牧文明、西南广大地区山林农牧文明的生成和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意识实际上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国家交往中建构的，《禹贡》把中国划分为九州，在世界體系内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天子又位居中国文明的中心，在这个同心圆内与首都距离越近就越文明，反之则越为野蛮。“中国”意识在不断区分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中产生，“通过内部的同质化，通过外部的‘他者塑造‘我者意识，形成国族的自我认同，于是有了明晰的‘中国。”

但秦汉时代的对外扩张对这种“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二分法世界观提出了挑战，而唐代的中华帝国想象则在与高句丽、日本、新罗、突厥、吐蕃、回鹘、南诏等国的外交中不断建构、校验、修正。唐代中国以“晚古时期一个新兴的世界组织”著称。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交往看，唐代中国的对外传播，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向外部世界推广中国的外交规范并同时根据外部世界的反馈以认识和适应外部世界秩序的双向过程。亚历山大·温特指出，“内化的观念构建了身份和利益”，和外部世界的往来急速地扩大了中原居民的文化和地理视野，通过与作为参照物的“他者”在观念和行为层面的比较和互动，“我者”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将更趋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