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龙 沈婉婷

将视角从主流的英雄形态向边缘的草根形态过渡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在题材上的一次深入拓展，也成为近几年来中国电影的倾向。这些小人物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照映了行走在城市边缘的底层人物在生存中的心酸与喜怒哀乐。

自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以后，小人物成为部分城市电影的主角，城市中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与无奈成为电影关注的焦点。无论是《疯狂的石头》中对于天价翡翠的疯狂追逐，还是《无名之辈》中对于手机的肆意打劫，以及《火锅英雄》中对于银行金库有预谋的盗窃，这些城市电影里的小人物往往充斥着对于金钱的本能渴望，并且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不惜以身试法。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他们的内心发生激烈的人性碰撞，最终使人性得到了救赎和升华，这样的小人物在近几年的电影中屡见不鲜且备受好评。本文以电影《火锅英雄》《无名之辈》为例，浅谈近年来城市电影中小人物的塑造。

一、网状的叙事结构

网状结构的叙事手法在描写小人物的城市电影中逐渐成为一种常用的叙事手段。这种手段在这种类型的电影中有着独特的叙事优势。在传统的叙事观念中，往往以单线式或者复线式的结构来推动情节的叙事。这样的人物可以承载叙事所带来的力量，能够独立地推动剧情的发展，进而优化情节之间的逻辑关系，网状结构同样也能靠单一角色的力量完成整个叙事所需要的事件支撑，显示其叙事结构上的独特优势。

（一）小人物背后命运的谜底

《火锅英雄》中的刘波等人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他们经营着火锅店却入不敷出，几近倒闭，不得已借了巨额的外债。当他们偶尔发现自己的火锅店与银行的金库连在一起的时候，生活的逼迫以及对于生存的欲望使他们渴望通过不法的方式获得金钱，然而就在他们准备行动的一刹那，真正的劫匪打劫了银行。

电影中设置了四条相对独立的叙事线索：刘波、许东、王平川三个同学之间的情谊，以及他们开火锅店的现状；刘波和七哥之间的债务关系；刘波与于小惠之间隐藏的爱情关系，以及银行遭抢劫，刘波等三个人救人成英雄。从表面上看来这四条线索各自为战，并没有相互关联，形成了相对平行的推动关系。刘波为了盗取银行里的钱财将于小惠这条线索引入到叙事之中，又因为开火锅店向七哥借了23万，刘波又将七哥这条线索引入到银行抢劫案中，使相互平行的线索出现了横向的交叉。这种交叉的铺设将之前所有的线索集中起来在高潮部分形成了反转，完成了人物从“狗熊”向英雄之间的转变。这种“狗熊”变英雄的叙事转折，使人物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命运张力，而这种张力成为观众最大的期待。

（二）草根之间的抚慰和拯救

在电影《无名之辈》中的马先勇曾经是一名协警，在一起车祸中失去了妻子，也让自己的亲妹妹终生瘫痪，落魄到现在的保安。抢劫犯胡广生和李海根，因逃避警察的追捕而躲藏在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瘫痪女人马嘉祺的家里，他们三个人被设定在了相对密闭的空间之中。这是线索的一次集中交汇，将三个小人物的命运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密闭的空间并没有阻止这个网状结构的进一步深化发展，这种密闭空间的设定增加了很多人物叙事上的不确定性，从胡广生失口说出杀掉马嘉祺开始，三个人就陷入了“逼杀—劝杀”的循环之中，进而分化逐渐形成了胡广生从杀人到救人的线索，马嘉祺从求杀到生存的线索，以及李海根对待“不良女”真真情爱的线索，在循环中不断地发展交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推动着人物思想发展的积极变化。网状结构丰富了人性的内涵，为小人物之间的抚慰和拯救拓宽了渠道。

这种网状结构服从了小人物的塑造，在交织和碰撞之中不断地促进人物自身的蜕变，最终使马嘉祺坚定了生存的信念，找到了生存的价值，也使得胡广生在监狱中找到度过牢狱生活的期盼，李海根也收获了女友真真的爱，为他守候等待，这种巨大的转折是网状结构集中交织的结果。

电影《火锅英雄》宣传海报

（三）增强悬念性

在电影《火锅英雄》中，影片的开头分别将“合伙买卖”“七哥要债”“打通金库”“小惠暗恋”等网状结构的形态往往是铺开来进行分头叙事。在叙事的初始阶段，许多悬念性的因素就被铺设在各自的线索之中，我们虽然能够看清楚每条线索的悬念内容，但是我们并不能预判每条线索最终的走向，以及线索和线索之间所产生的叙事逻辑关系。随着剧情的深入发展，线索与线索之间的亲密度不断增加，线索性人物在整体叙事安排下不断彼此接近产生情节上的互动关系，进而推动未来情节走向最终的高潮。

二、城市中的小人物的设置

城市中的小人物并不是社会的主角、光环式人物。他们往往被主流抛弃、排斥，不被社会认同，常常因为现实生活的局限而行走在犯罪的边缘。他们汲取着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红利，享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快捷便利，同样也需要去直面城市欲望的浸染。他们的脏和他们的恶，并不是小人物本身与生俱来的属性，而大多都带有着对城市的消极态度而产生的不得已的苦衷。因此小人物的设定往往便是以上两种情况：

（一） 赤裸裸的非分之想

在电影《火锅英雄》中，刘波的火锅店入不敷出，七哥的外债又无法偿还，爷爷家的房子又发生了火灾，种种的不幸将刘波的命运与金钱捆绑在一起。此时，电影为其开启了一次成为富翁的机会，那便是“老同学洞子火锅”与银行的金库偶然间相连了。他渴望在老同学于小惠的帮助下，与哥们儿许东和王平川完成这次对于金钱的非分之想，这种非分之想是赤裸裸的，毫无不加掩饰的虚伪。这也正是小人物区别于其他人物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电影《无名之辈》中，原本生活得很平凡的两个人胡广生和李海根，为了扭转小人物的生存窘境，他们采取了自认为最便捷而且成本最低的打劫之路。他们依靠捡来的枪以“简单粗暴最有效”的方式进行赤裸裸的抢劫，期待不需要劳动付出而单纯依靠极端来营造名声，获取小人物的社会存在感。

（二）由恶变善的升华

本来会成为罪犯的刘波（《火锅英雄》）可能在劫持银行以后过着逃亡的生活，最终被捕入狱，甚至面临着死刑的审判。但是在危急关头，选择弃恶扬善的时候，刘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救人。此时，小人物的人性被深入开掘出来，完成了从“狗熊”向英雄的转变；对于渴望以黑道抢劫的方式扬名立万的胡广生和李海根（《无名之辈》）从开始便被烙印上了劫匪的印记，他们持枪抢劫又侵占马嘉祺的房屋并威胁杀害她，再到甚至愿意帮助马嘉祺自杀，这样两个百口莫辩的劫匪他们的出场就代表着恶。随着最后三个人心扉的吐露，胡广生爱上了马嘉祺。胡广生的出现使得马嘉祺重燃了对生存的欲望，成为她唯一的精神支柱。这是两个人彼此的人性的救赎，是从罪人到好人的转变，完成了胡广生从恶到善的升华。

随着影片的叙事展开，小人物的这些消极的恶如在放大镜下般被剥离到我们的面前。从他们的结局中我们看不到这些小人物道德上的恶，反而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应该有的善良，这种由大恶变成大善的升华是一次人性的道德洗礼。

三、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

电影中的黑色幽默虽然看似荒诞、变态、病态的生活表达，却是塑造小人物的一种高级手段。幽默本身是对有意志的个体的一种嘲讽态度，而黑色则具有很强烈的悲凉性。黑色幽默是一种用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凉内容的一种手段。

（一）人物语言

无论是杨庆导演的《火锅英雄》还是饶晓志导演的《无名之辈》，他们都将风趣幽默的重庆方言作为影片语言风格的一大特色，又使重庆方言加小人物这个组合为两部带有犯罪性质的电影增加了幽默的气质。

地方语言将小人物的悲凉添上了幽默的色彩，这种幽默的缓解是对小人物命运的同情，进而增加了剧情悲凉的无奈。在电影《无名之辈》中胡广生和李海根的样子被马嘉祺看到后，便展开一系列针锋相对的互怼，使得重庆话在语言音律以及儿化音所带来的语言形态的优势得以彰显出来，对话将紧张的气氛抑扬顿挫地表现出来，消解了台词内容上带来的危机感和紧张气氛，反而营造了幽默的氛围，形成了影片黑色幽默特有的语言风格，进而通过这样的语言让我们体味到这些小人物生存的无奈与悲凉。

（二）人物造型

在电影《无名之辈中》中，胡广生在头发中间只留了一撮鸡冠头，精瘦干练的面容，使其造型赋予了幽默的特征，一种“市侩”的形象油然而生；而被叫做卷毛的李海根憨厚微胖，头上烫着卷发，言语之间更多为傻笑，一种憨傻的形象被突显出来。这使得两个人的行为动机与外在造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再加上两个脸上始终都带有的伤痕，以及这种伤痕所带来的一种久经沙场的错觉，使两个主角的幽默感有了一定符号性的意义，成为了黑色幽默中的丑角。

在电影《火锅英雄》中劫匪搞笑的西游记面具与原著中的人物设置有着较大的夸张、变形和扭曲，使得人物造型有着强烈的幽默感。这些既是劫匪隐藏自己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展现劫匪权力大小的一种造型符号。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隐藏在这种造型背后严峻的貌似青少年的面孔，将外表幽默的玩偶符号与内在残忍杀戮联系在一起，成为影片中小人物黑色幽默的严肃定义。

（三）道具使用

道具不是简单的一种物件，而是从生活引入到电影叙事中的一种重要的象征符号。在城市电影中为了表现小人物的黑色幽默，道具则承担了除了叙事功能外的黑色幽默风格的表现。

在电影《火锅英雄》中劫匪用“枪”抢劫银行并挟持多名员工；在电影《无名之辈》中马先勇也以“枪”来对胡广生和李海根进行对质。黑色幽默的形式在外表不断强化“枪”的严肃性杀伤力，将其对于生命的威胁进行不断的加深，在剧情的发展中营造跌宕起伏的紧凑效果，提升了人物之间的紧张气氛。直到影片叙事结束，我们看见胡广生拿着喷子（《无名之辈》）与马先勇拿着布包裹着的喷子在救护车上对峙，胡广生不妥协的自我保护与马先勇的擒匪意志相互对峙着。当刘波（《火锅英雄》）抢下来手枪进行反攻准备拿下头目的时候，王平川被抓了。马先勇（《无名之辈》）被因礼花爆炸声而发生枪走火的胡广生所误伤，随后他以水枪的方式结束这场对峙，使马先勇的有勇有谋竟然带有了强烈的黑色幽默般的无奈。刘波（《火锅英雄》）本来以枪来解决劫匪头目却又发现对方以水枪来愚弄自己，进而造成了两者攻守关系的变化，粉碎了原本胜利的喜悦。影片以黑色幽默消解原有“枪”的杀伤力直至为零，将严肃的打劫与背后的儿童玩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人物的形象与“枪”的概念进行再度加工，完成了黑色幽默的表达。

将城市电影与小人物联系在一起，是当下电影对于城市生存的一种思考。城市的高速发展不断地压挤小人物的生存空间，使他们还来不及思考适应便被城市中形形色色的欲望冲进了城市的漩涡中，也成了城市电影叙事落点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