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稿|毛卫民，王开平 /

作者单位：1. 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 包头 014010；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100083

在西亚两河流域周边发现了许多人类早期冶炼和使用铜器的痕迹，包括：约公元前4500 年伊朗的锡亚尔克遗址的铜针；约公元前3800 年伊朗泰佩叶海亚遗址的铜器；约公元前3500 至前3100 年叙利亚阿穆克的铜工具；约公元前4500 年前后叙利亚布拉克的铜针和铜片等[1]。约公元前3500 至前3200 年在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了最早的苏美尔文明。在古埃及地区发现了约公元前4000 年的铜斧，随后约公元前3200 至前3100 年在尼罗河地区出现了古埃及文明[2]。在陕西临潼姜寨出土了约公元前4700 年的原始黄铜残片和黄铜管，约公元前3000 年中国的铜器技术已非常成熟且应用广泛[2]，随之出现了中华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约公元前2500 年的铜锛，约公元前2500 至前2400 年在该地区出现了古印度文明。在欧洲塞尔维亚的贝洛沃德据称发现了约公元前5000 年人工冶铜技术的痕迹[3]；但欧洲的文明源自约公元前2000 左右已经使用铜器的希腊南部地区，而起源于约公元前1300 至前1200 年的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直接的源泉[4]。一方面，铜器的推广使用可以显著提高生产效率，促使社会生产力达到温饱有余的水平，进而为文明时代的出现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1]。另一方面，铜器的出现及其使用的广泛程度会对所形成文明的特征产生重要影响[5]。

西方社会欠发达的铜器时代

铜器时代或青铜时代之初，主要存在两种制作铜器的技术。一种是加热铜矿石块，使其在固体状态的较低温度下转变成铜，再加工成铜器；另一种是把铜矿石加热到1000 ℃以上，以便生成液体铜，凝固后再加工出铜器，或直接铸造成铜器[4]。前者会使铜制品中含有较多杂质，属于低温冶铜技术，也称为块炼铜技术；后者所制作铜器中的杂质较少，属于高温冶铜技术[6]。块炼铜技术所制造的单件铜器不仅品质往往偏低，而且其尺寸通常无法超过铜矿石块的尺寸。而高温冶铜技术不仅可制作出高品质铜器，而且还可以把许多铜矿石块所炼出的铜熔合在一起，从而制作出尺寸巨大的铜器。此外，一个进入发达铜器时代的文明社会不仅需要具备高温加热技术，而且还应具备充分的铜矿资源，由此才能确保铜器制作水平的提高和铜器的广泛使用。湖北省博物馆的资料显示[6]，中国古代有约60 处超大型、大型和中型铜矿区，小型铜矿更是不计其数，为中国发达的铜器时代提供了充足的矿产资源。探访中国各地的博物馆可以发现，多处已发掘出大量的商周时期铜器文物。据1996 年统计[7]，发掘出的商周时期的礼器和乐器已有2 万余件；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了4 万多件铜兵器[8]。根据湖北铜绿山一个矿区几百万吨的炼渣量估算，商周时期仅该矿区生产的铜就可达到几十万吨的水平[9]。新石器时期晚期中国烧制陶器的窑炉温度就已经达到1000 ℃的水平，为后来广泛发展高温冶铜技术奠定了基础[8]。公元前1000 年以前铁器时代尚未到来之时，中国各地广泛地出现的大量先进铜器使得中国经历了极为辉煌的铜器时代[10]。

与中国的铜器时代相对应，欧洲的铜器时代却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新石器时期末期，欧洲和西亚地区烧制陶器的窑炉温度长期在900 ℃水平徘徊[6]，仅适于发展低温冶铜技术[8]，极大地限制了所制造铜器的最大重量。图1 展示了在西亚所发现的约公元前1000 年最大的铜器制品(高1.07 m、宽2.38 m)[11]。观察可以发现，这件铜器的尺寸虽然很大，但却是由事先制作出来的许多小铜器拼接而成，每件小铜器的尺寸和重量都非常有限，符合借助块炼铜技术制作铜器的特征。这与约公元前1200 年中国商代借助高温冶铜技术所制作出单件超过800 kg 的后母戊鼎(图2(a))[12]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欧洲现存最大的单件铜器也仅仅是约公元前1000 年借助块炼铜技术制作的可达几十千克的古希腊大铜锅(图2(b))[1]。

图1 伊拉克宁胡尔桑伽神庙出土的约公元前1000 年的大尺寸铜器“狮头鹰与鹿” [11]

图2 中西方铜器时代最大单件铜器对比：(a)商代后母戊鼎(约公元前1200 年)[12]；(b)古希腊大铜锅(约公元前1000 年)[1]

研究表明，铜器时代在欧洲地区发现的铜矿区非常少，包括小型铜矿在内不到10 处[6,13]。对当时欧洲铜器生产的分析还显示[14]，由于地表适合于低温冶铜技术的铜矿资源枯竭，人们不得不转而探索新的技术以便利用适合高温冶铜技术的铜矿资源，且直至约公元前2500 年才取得技术突破。据直至进入铁器时代的粗略估计：欧洲与西亚的诸如东地中海盆地、小亚细亚、奥地利、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地区在 铜器时代晚期(公元前2000 年至前700 年)，这些地区的累积铜产量约为50 万t[14]；显示出在长达1300 年的铜器时代晚期，铜矿的缺乏和高温技术的滞后大大制约了欧洲铜器的广泛应用。欧洲在这1300 年的铜器时代晚期的铜产量仅与当时中国湖北铜绿山一个矿区在商周时期1000 年左右的铜产量相当。可见，欧洲、西亚广大地区铜器时代的铜器产量始终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因此，当时欧洲还在较多地使用传统的石器，以致出现了长期的传统石器和铜器并用的年代，称为铜石并用时代[10]。

细致对比铜器时代用于农耕生产和房屋建造等满足温饱基本生活所需的各种铜工具，很难发现中西方存在本质性的差异[1]，因为这些工具尺寸有限，借助低温冶铜技术就可以制作，在中西方都不存在技术障碍。但是，对比观察中西方当时的大型铜器就可以发现显著的差异[1]。大型铜器需要耗费大量铜原料，且只有高温冶铜技术才不对铜器的尺寸和重量设限。商周时期中国大量的大型铜器不仅体大、厚重、极为精美，且多为不具生产、实用和经济价值的礼器，显示出当时良好的高温制作技术、发达的经济能力和丰富的铜器资源[6]。非常有限的铜器资源导致古希腊的大尺寸铜器不仅多为借助低温冶铜技术拼接制造，而且重量有限、制作粗糙，多为实用器[1]。公元前1255 年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后奈菲尔塔利的墓葬里鲜有铜器出现；而同期，约公元前1200 年商王武丁夫人妇好墓中所出土的大量随葬品中共有468 件青铜器，总质量超过1600 kg，国家博物馆展示了其中的重型铜器三联甗；最大的铜器则为117.5 kg 精美的司母辛铜方鼎[15]。综上对比分析可知当时中国铜器资源的丰富和铜器使用的广泛以及西方铜器资源相对的紧缺和局限[6]。

较低迷的铜器使用及早期西方文明扩张和征服的特征

文明时代初期铜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使人类能够实现温饱有余的生活，并开始出现财富的积累。财富的积累为强势族群掠夺其他族群的财富提供了驱动力，而温饱有余的生产能力为强势族群奴役其他族群、盘剥其多余的劳动力提供了可能。因此温饱有余的社会生产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西方社会不同族群之间的争夺和战争。铜器不仅可制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4]，而且可以制成用于高效率争夺的工具，即自铜器时代开始以来新出现的、专门用于战争的器具：兵器。

约公元前1200 年在人类社会进入铁器时代的前夕，希腊南部地区出现了古希腊文明，自此开启了古希腊乃至延续至今的西方文明。与西亚、北非、东亚等其他文明相比，古希腊文明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的萌生和发展至少延后了约1000 年。更长久的社会经济发展时间以及地中海周边各文明地区发达的贸易，使该地区生产力和财富积累达到很高水平，为强势族群征服其他族群提供了更高的驱动力。而欧洲当时长期低迷的铜器使用状态[6]，则降低了族群之间借助铜兵器进行征服的阻力和争斗的损伤程度。约公元前1200 年古希腊的先民侵入希腊南部迈锡尼地区，毁灭了迈锡尼文明[5]。征服者不仅夺取了迈锡尼地区的财富，而且还强使被征服的迈锡尼人沦为奴隶，进一步榨取其多余的劳动能力。由此可见，西方文明在其萌生的一开始就展现出了扩张和征服的特征。

约公元前1000 年，人类社会开始逐渐进入铁器时代，铁器比铜器具备多方面的性能优势[10]，尤其表现在兵器方面。世界各地铁矿石资源丰沛，支撑了铁器的制造和广泛使用[16]。面对铜器并不发达的欧洲、西亚广大地区，率先掌握铁兵器的南欧地区得以展现出超强的征服能力[8]。公元前338 年强盛起来的古希腊马其顿王国打败雅典联军并控制了希腊各地，随后利用优质的铁兵器(图3(a))东征波斯帝国、占领巴勒斯坦和埃及、攻破波斯都城并大肆掠夺后将其焚毁，最后继续向东征伐直至印度河地区[8]。东征期间亚历山大夺得了大量财富和奴隶。自公元前5 世纪掌握了先进金属加工技术的古罗马(图3(b)) 开始大规模对外扩张，至公元前3 世纪开始先后征服了意大利、北非、希腊、西班牙、小亚细亚等环地中海地区，乃至欧洲北部多地。罗马军队所到之处劫掠、夷平、焚毁众多城市，大量捕获战俘和居民并贩卖为奴隶。这些扩张和征服过程确保了古罗马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大量奴隶，增强了西方借助扩张和征服而获取盘剥利益的早期文明特征；但同时，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不同族群之间也难以即刻形成深入的融合[8]。

西方文明这种扩张和征服的早期特征对于其后续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继早期的古希腊、古罗马之后，西方经历了中世纪、大航海时期、海外殖民等时期。其间，西方社会始终都会借助种种已有的先发优势继续推行对外的扩张和征服(图3(c))，其先发优势也包括通过早期的扩张和征服而攫取的优势。例如，西方社会基于对外扩张和征服的传统，中世纪借助十字军东征向非基督教的异教徒地区扩张；借助大航海时的海外探险武力征服、虐杀和奴役美洲和澳洲等地的土著居民、侵占其土地；借助在全世界各大陆地区大规模地组织远征并建立殖民地，借以奴役各殖民地的人民等；由此西方社会从其文明圈以外的其他族群身上获取了大量盘剥利益[2]。

图3 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社会用于扩张和征服的铁兵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a)公元前4 世纪希腊铁刀；(b)公元初年欧洲古罗马时期的铁质马衔索；(c)17 世纪意大利铁质盔甲

西方文明价值观的形成及其不可避免的双重标准特质

文明时代来临之前，追求温饱生存的人类族群内存在着某种原始的平等关系。约公元前1200 年古希腊的先民征服希腊南部迈锡尼地区而进入了古希腊文明时期[5]。作为征服者，古希腊、古罗马的主体族群均强使大量的被征服族群沦为奴隶，并建立起了强大的奴隶制社会。奴隶制社会是指奴隶在人口中的比例较大且奴隶劳动产生的经济成果构成了支撑社会经济重要部分的社会。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奴隶数量曾达到人口的40%～50%[17,18]。

其间，作为征服者的古希腊各族群内部出现了以公民“人人平等”为基础的“公民大会”制度，即西方初始的民主制度。这一制度后来也延续到古罗马时期。以这种初始民主制度为背景，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包括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体系，并沿袭至今。然而，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的是，这种价值观体系在当时的奴隶主和奴隶并存的社会所能出现的原因、当时的全貌、以及与后续演变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所谓的“人人平等”仅适用于作为征服者和奴隶主人群的内部，他们之间因而会存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作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当时的奴隶主与奴隶之间一定是不平等的；作为奴隶一定无法享有民主权、自由权、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所描述的权利。

综上可见，西方整体的价值观体系实际上包括了其文明圈内的价值观和对其文明圈外的价值观两个方面，可称为圈内价值观和圈外价值观。西方文明初期的价值观对其圈内的公民以及对其圈外奴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其价值观体系必然具备双重标准的特质。面对庞大的奴隶群体和可能的反叛与抗争，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早期西方社会需要借助在文明圈内以一定形式的平等和民主制度整合出巨大的社会合力，进而能以更高效的不平等、非民主方式对其文明范围外其他族群进行征服、掠夺和奴役，以确保从文明圈外持续获得盘剥利益。西方初期社会的圈内价值观仅限于其自身的社会范围；一旦超出西方文明圈，那些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就失效，转而变成以征服、奴役、盘剥为特征的圈外价值观。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构架中，以公民人人平等为基础的“公民大会”制度把奴隶们排除在其圈内价值观的平等之外。因此，这里人人平等的“人”不是生物学意义的人，而是特指其文明圈内的人；相应的平等也是一种局限于西方文明圈内的有限平等。平等是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的基础和出发点，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理念只能在平等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发挥效能，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那种有限的平等及相应的价值观对奴隶们来说毫无正面意义。基于早期公民人人平等的理念、奴隶制度、相应价值观在文明圈内外双重标准的特质，西方文明萌生后即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 年—前322 年)虽然注重理性和道德社会，遵循民主与法治等原则[19]，但却鄙视其他族群，拥护奴隶制。亚里士多德曾说：“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唯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了两者的品质；他们既具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倘使各种姓一旦能统一于一个政体之内，他们就能够治理世上所有其他民族了”[20]。亚里士多德这种认知为早期西方文明价值的双重标准的特质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双重标准特质对西方社会形态和价值观取向的后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5 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主导的西方中世纪时期确立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显然排除了穆斯林等非基督徒、美洲和澳洲土著居民等族群的平等地位。因此历史上发生了西方社会对穆斯林和土著居民所实施大规模的虐杀和奴役[21]，同时也出现了基督教“普世观念”[22]。18 世纪美国的“独立宣言”声称“人人生而平等”，但当时正流行黑奴制度和大肆盘剥和驱赶印第安人等土著居民[2]。在此期间，欧洲移民向美国西部推进时形成了“天定命运”的观念[22]。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推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时也正是西方社会在全球推行殖民主义的时期。当时，西方的法律展现出了对待其文明圈内外不同价值取向的明显特征[2]，并形成“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优越论”等观念[23]。存在决定意识，西方价值观的双重标准特质首先是西方文明圈内的族群对其文明圈以外实施奴役和盘剥的客观需求；然后相应地出现了各种以双重标准价值观为特征的意识形态。

综上可以看出，平等是西方文明价值观的基础，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的有效性不会超出平等观念所能波及的范围。显而易见，早期西方文明的平等仅适用于其文明圈内；超越西方文明圈后，平等及因而产生的各种其他价值观就都失效了。因此，这里所涉及的平等是一种不能跨越文明圈的有限平等，也是早期西方文明呈现双重标准的关键性基础。迄今为止可以观察到，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其平等及相应价值观念始终表现出了不同形式的“有限性”特征，从未达到过能跨越文明圈、对所有人都有效的理想状态。

结束语

西方文明萌发于生产力较高、征服阻力较低的历史阶段，因此早期的西方文明具备了借助扩张而掠夺财富、奴役他人的特征。这种文明特征造成了西方价值观由圈内价值观和圈外价值观两个部分组成，以及相应的双重标准。早期西方文明中扩张、征服、掠夺等特性对其后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乃至在近代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此也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反思。战后西方社会曾在弱化其价值观的双重标准倾向方面做出努力，例如接受非殖民化运动、基督教尝试平等对待其他宗教、废除奴隶制、去除种族歧视等。但这种努力经常出现反复，其路漫漫。如今西方社会，尤其是依靠掠夺殖民土地而发展至今的诸如“五眼联盟”等西方国家特别强调维护其价值观。但他们所谈论的往往只涉及到其圈内价值观的一面，忽略或刻意回避其价值观中圈外价值观的另一面。当一些西方国家的发展遭遇困难，或其强求保持其优势地位的期待难以实现时难免会大规模地重拾双重标准，即大力宣扬其圈内价值观，同时却依据其圈外价值观不平等地对待非西方国家。这些西方国家服务于国内政治的圈内价值观，与其应用于歧视性国际政治的圈外价值观完全是两回事。由此可见，平等的有限性是西方传统价值观体系的本质特征之一，并不是一时的不完美。从理想化的观念出发，平等以及与之相应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应具有普世价值，这种理念在世界各地也得到广泛地接受和认可。但是时至今日，对于许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往往看不出一些西方国家所强调的那些不能跨越文明圈的圈内价值观有什么值得骄傲和炫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