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柠昕

关键词：钱玄同;文字改革;书法文化;书法观念

錢玄同（1887—1939），初名夏，字仲季，一字德潜。汉族，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20世纪30年代还为《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题写刊名。著有《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古音无邪纽证》等论文。

钱家是当地望族，其父钱振常是清同治年间举人，曾任礼部主事，“晚年深湛经学，精于考据。治小学，能究文字之变迁”。钱玄同从小便耳濡目染经、史、子、集等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成年后，他接触到更多的新思想、进步人士，再加上他对晚清朝廷的不满，对传统文化开始持否定态度，批评的言辞也最激烈。1903年，“苏报案”发生，是“保皇”还是“革命”的政治选择来到了每一个有志国人的面前，钱玄同读到了“苏报案”主角—著名古文经学家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读后思想受了大刺激，以前的尊清见解为之动摇了，思想上发生了剧烈的转变，随后他把辫子剪去，以表示反对清朝的决心。后来，钱玄同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此期间拜章太炎为师，后又拜师崔适，成就了他较高的古文经学造诣。1915年，以陈独秀、胡适为主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为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后以北京为主阵地，钱玄同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也加入其中，称得上是“新文化运动”急先锋的人物。

钱玄同一边想要摆脱传统守旧思想的束缚进行着文字改革，一边又写得一手以汉字作为载体的好书法，而且经常与人谈论书法，互相切磋。对于钱玄同来说，书法这一传统文化和文字改革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下面以学术背景、钱玄同文字观念的变迁、钱玄同的书学观以及其书法风格三个方面来分析其文字改革与书法创作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钱玄同书法中融入的民族精神、人文关怀和审美理想。

一、学术背景

0 世纪初的中国，经历外国侵略者的无情残害后，清朝衰落，民族动荡，新与旧、东与西的文化冲突剧烈，不少知识分子在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后，思想上产生极大的转变。他们急于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试图从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使国家尽快摆脱腐败落后的局面。《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文学启蒙的思想平台，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之《新青年》也从上海迁往了北京，并扎根于北大。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新青年》与北大完美结合， 且《新青年》杂志和北大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随着思想的解放， 传统文化的存在感相对降低，依附于传统文化的书法显得脆弱，加上“废除文字”和“中国文字拼音化”的提出，让中国书法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而此时，蔡元培坚持在北大创办书法研究会并提出设立“书法专科”，它以“昌明书法、陶养性情”为宗旨，在学校图书馆提供碑帖供学习观览;日常临习的作业“得由教员随时选订成绩”。书法研究会的成立对后来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学校书法学科的开设具有特殊的意义。

而对于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文人们，对传统的继承有着一种复杂的情愫。他们无意之间流露出深厚的书法功底，无论碑还是帖都有所深入，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用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文化修养对传统进行着改变。

二、钱玄同文字观念的变迁

（一）“废楷用篆”的复古汉字改革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时候钱玄同的改革态度十分保守，一直保持着文化全面复古，他曾说：“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可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1]可见，对于传统的汉字，他保持着愈古愈好的观念。他认为小篆风格古朴且最合乎六法，是后世文字演变的基础，故应用小篆代替楷书作为日常的书写字体。此观点一出就遭到学界泰斗们反对，中国文字发展的总规律是由繁到简，书写速度是由慢到快的，正所谓“隶书者，篆之捷也”。从隶书到篆书改曲为直，减省笔画以求简便，这是中国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而钱玄同则认为正是这些所谓的简便之举，把六书的规矩破坏了，所以实在不可取。他宁愿用繁杂的小篆也不肯用隶书，更不用说楷书了。而在他实际日常书写实践中，不出所料遭遇到了诸多阻力，如小篆的字数不够用、写法太烦琐、圆笔变方笔等问题出现。钱玄同也感受到了小篆的劣势，他用小篆书写的三本书都没有达到他理想的境界，最后不得不选择退而求其次的折中办法。

（二）从“废除汉字”到“汉字简化”

钱玄同对“世界语”的提倡是受到国内反复古热潮的影响和自身思想转变的结果。特别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终至灭亡一事，让他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复古思想观念，并确信凡事总是前进的，绝无倒退之理。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钱玄同发出了令所有人都震惊的宣言，从以前“存汉文并用世界语”一跃而为“废汉文而用世界语”。在致陈独秀的信中，他说道：“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三纲五常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驱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与剿灭道教，为由将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2]此时的钱玄同认为汉字是儒家文化三纲五常伦理的载体，而孔学文化是国人顽固、野蛮思想的根源。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是想废除封建文化，唤醒民众，吸收现代的世界文化的思想。

废除汉字、直用世界语毕竟困难重重。1919年钱玄同兼任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常驻干事，逐渐热心于国语运动的工作，并向教育部门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他通过采取古字、俗字、假借字以及新造减省笔画字符等多种手段补救难识难写的汉字，废除汉字的主张渐渐被减省汉字笔画取代。在汉字的实际应用中，提升了汉字的实用性，并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钱玄同的文字革新从废除汉字起步，最终是以推广简体字收束。

三、钱玄同的书学观及其书法风格

在复古汉字观的指导下，钱玄同对篆书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整理及研究工作。“废楷用篆”在文字改革中因其局限性而最后以失败告终，但钱玄同这时期通过收集小篆资料和临摹大量碑帖，对小篆字法、结体及风格都有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夙谓学篆不外两种：求古则以石鼓为正宗，参以钟鼎文;否则以写汉篆，如少室、开母、孔林坟坛、鲁王墓前石人题字、昊天玺纪功、封禅国山及碑额之类。”[3]1147由此看出钱玄同在学习篆书时以石鼓文和汉篆为主，石鼓文线条质朴遒劲、圆融浑劲，结体方正丰厚、舒展大方。汉篆字形更加扁方，宽博雄厚、用线厚重凝练。但是钱玄同觉得自己笔力太弱，于是习惯以方笔作篆来增强其骨力：“自今以后颇思日习篆隶草书数纸，使无间断。以夙书太软弱，易拟专习方笔字篆书，临开母、少室、 汉碑额、禅国山。隶书习张迁、武荣、孔羡、爨宝子、龙门造像诸种。草书未能决定，拟学史孝山出师颂。”

复古思想被推翻之后的汉字简化过程中，钱玄同对章草颇有研究，并将章草作为汉字改革的主要书体，他说：“从甲骨文以来，汉字一次一次地改良，改到章草，确已登峰造极，达到了最适于实用的地位。”[4]作为改革之用，还应把章草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尽量剔除一些艺术性的变化。这是着眼于汉字变革来谈章草，但是上升到书法艺术层面，钱玄同有着极高的书法艺术修养。譬如他从书法艺术角度对松江本《急就章》、魏齐碑志造像、《开成石经》等的批评：“松江本《急就章》中，一字两见而前后殊形，同一偏旁而彼此异体者，也未始没有。这些歧义，若站在书法的立场上说，不但不必遮禁，而且不应该遮禁，因为‘信手挥洒，想象意造，正是它能成为美术品的要素之一。试以楷书为例。魏齐碑志造像，无关不备，固由于用笔之工，但结体上‘任情损益，补短裁长，也增添它的美丽不少。而如《开成石经》之字体画一者，虽写的人用笔也很工致，然以美观论，不但不能上比魏齐碑志造像，即較之欧、虞、褚、薛也大有逊色，其故即因结体上没有变化也。”[5]钱玄同区别书法与实用文字，两者分别对待，采用不同的评价和取舍标准，无论他在文字改革中置汉字于何境，在实际应用中都不曾对书法这一建立在汉字基础之上的艺术予以贬斥及破坏。在章草的学习中，钱玄同十分推崇黄道周在草书中体现出来的楷书风貌，黄道周的楷书主要取法用笔古拙的钟繇一脉，故草书朴实厚重，古意盎然。与此同时，他也推崇运用方笔追求方劲硬挺之美，这和他篆书审美风格相一致，常临习沈增植晚年的草书来学习其方笔作篆的生拙古劲。从《钱玄同致章氏国学讲习会尺牍》看钱玄同章草作品，这是平日信手之作，字形方扁，线条瘦劲硬挺，转折处多方折，古拙中又不缺少生动活泼的意趣，字与字之间俯仰顾盼，依势生发，变化丰富。

在钱玄同“废楷用篆”和“废除汉字”两种文字观中，似乎都对楷书有一种偏见，但是从书法的层面来说，钱玄同研究最深、造诣最高的便是他的楷书了。钱玄同在日记中有一句话：“常和沈尹默、周生相见，见他们的字写得很好，于是又想来研究书法，因此临魏碑。”“有碑贾来以龙门二十品旧拓求售，拓工尚精，以五元易之。龙门为方笔极轨，中如孙秋生、魏灵藏、始平公、郑长猷其最上品也。余自十四五以来，日作媚书，丑态百出，今愿专习方笔以药之。”[3]1136在临习过程中也出现了与学习篆书、章草类似的软弱之弊，因此还是专门学习运用“方笔”偏多的碑帖来加强筋骨，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后随着大量敦煌写经的发现和刊行，这些资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购买了《敦煌石室晋人写经》《魏晋写经墨迹》，潜心临摹，并尝试运用北碑的笔法加上邓石如书法宽博的特点，创作出极具个人特色的写经体楷书。钱玄同的楷书整体清新典雅，起笔多为露锋入笔，收笔处多掺杂一定的隶书笔意，在楷书中实现了隶楷相参的风貌，古朴灵秀，这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风格。钱玄同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大教过的学生张中行晚年评论：“他笔下多隶意，有时很像六朝写经而兼有行书的流丽。我手头有他手写影印的《说文部首今读》，恭整小楷而竟也带些隶意，劲、秀、美，可评为妙品。”[6]钱玄同虽不以书法名世，他将书法视为最大的爱好，在当时的文人圈内，钱玄同还是颇有书名的。周作人就说他“善书法，晚年写唐人写经体，时时给人家书题封面”，遇到学生或友人求书，钱先生有求必应，来者不拒，时常在一些毕业纪念册、书刊封面上见他的题字题跋。

四、结语

钱玄同用了许多激进的方式来进行文字改革，在对文字的不断探索中也在不断地深入书法领域。在早期复古改革观的指导下，他主张“废楷用篆”说，认为“愈古愈好”的文字改革思想影响到书法，他提出应该用“方笔作篆”，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篆书实验，并将自己的探索融入篆书思想与篆书创作中来。然而，事物在不断发展。经过自我反思，钱玄同逐渐认识到自己复古文字改革观的不足，并及时加以弥补，逐渐将书法创作的范围扩大到草书和楷书，尤其是他带有“写经”意味的楷书创作被后人认为更具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

当然，在五四时期的文人雅士中也形成了一股书法潮流。无论他们的学术和政治观点如何不同，他们都对书法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他们不把重点放在笔墨线条的锤炼上，更注重书法的内在法则和精神表现。即使他们不以书法闻名，但毫无疑问，他们的书法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书法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