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焕杰， 王磊

(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临安 311300)

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动物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皮毛及娱乐活动。动物福利与我们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是提高生产力、确保消费者健康消费、越过国际贸易中的动物福利壁垒的需要[1]。从人类道德文明与社会进步的层面上来看，动物福利又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和保持生态平衡的需要。实施动物福利制度已经成为国际规则和通行做法[2]。2004年2月，WTO农业委员会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已将“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之中[3]。许多国家敦促应加大动物福利规则的实施力度，且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实施动物福利也是畜产品安全生产的需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饮食结构也从吃饱转向吃好。因此，人们购买肉类产品时从单纯的关注价格转向关注肉类产品是否含有高营养高附加值[4]。有调查显示，目前市场上大量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动物福利良好的产品，因为他们认为动物福利与食品安全有着必然的联系[5]。

现有文献研究涉及动物福利内容较多，但未能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理论体系[6]。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停留在对饲养动物、表演动物、实验动物等动物的福利研究[7]，而关于动物福利和养殖效益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对杭州市下辖8个区县市规模养殖主体的调研，探讨动物福利对养殖效益的影响，对理论研究进行补充。而对于养殖户来说，无论以何种方式实施动物福利，最终都是想提高销售收入，获得更丰厚的利润[8]。本文通过研究动物福利对养殖效益的影响，为养殖企业在养殖过程中的饲养方式、管理模式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收集生猪养殖主体动物福利评分和销售收入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分析动物福利各项维度对养殖效益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并期望引起养殖主体负责人和相关管理部门的思考，更加优化现有优势，重新审视并改善现存问题，提高养殖动物福利，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让消费者吃上更加放心的肉类产品，为三农发展、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动物福利与养殖效益

动物福利的理念起于国外，西方社会关注“动物福利”已有2个世纪之久[9]。1822年，被称为“人道的迪克”的理查德·马丁提出“反对虐待以及不恰当地对待牛的行为”的法案(《马丁法令》)，并在英国国会获得通过。这是世界上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动物的利益，也是动物福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0]。我国大陆地区引入动物福利理念时间较晚，无论是科技条件还是观念方面都与国际存在较大差距，动物福利制度建设并不完善。中国在1988年出台了《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对实验动物的饲养、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在2001年对其进行修改，并首次将动物福利写入法规[11]。台湾、香港地区动物福利制度发展起步较早。台湾地区还设有专门的动物福利组织以及网站，在1998年制定《动物保护法》，2000年1月19日颁布了《动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其中都有关于实验动物福利保护方面的内容[12]，而在2004年修订的《动物保护法》，对动物保护以及福利进一步做了比较翔实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回归后于1999年颁布了《香港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又针对实验动物颁布了《实验动物照料与使用守则》[13]。目前，国际比较通用的动物福利是由英国农场动物福利委员会提出的以保障动物康乐为基本的“五大自由”，即：免受饥饿口渴的自由，免受环境不适的自由，免受疼痛、损伤和疾病的自由，免受惊吓和恐惧的自由，享有表达绝大多数正常行为和天性的自由[14]。

动物福利养殖效益体现在经济上，即动物福利的经济属性。农场动物福利是否具有经济属性，关键要看动物饲养过程中良好的动物福利标准是否以一定的效用形式附属于动物产品[15]。简而言之，就是看按照动物福利标准养殖的饲养动物的纯收益(消费者支付的货币减去生产者投入的成本)是否大于普通养殖。

动物福利对养殖效益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很多学者都意识到动物福利对养殖收益有影响，但关于动物福利对养殖效益影响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系统的量化和实证类的研究。当前，传统笼养、关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日渐暴露，如圈养猪使得猪生存条件压抑，情绪低落，因而单纯地追求高生产效率获得的畜禽产品已不能满足现今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的舆论呼吁改善动物的饲养方式，还有消费者认为，动物生长在较好的饲养环境下，所获得的畜产品要好于集中饲养。笔者假设在硬件和软件设施好的环境下生长的动物比在较差环境中生长的动物能够卖出更高的价钱，并且消费者愿意支付这部分溢价，因此，通过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2 模型、变量与数据

2.1 模型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2 变量释义

在WelfareQuality®(2009)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对评价体系的维度和指标进行释义和改良，增加了选址维度，包括饲喂、畜舍环境、疾病防控、自由表达、人畜关系、选址6个维度[16-20]。

选址指的是其他畜禽场干扰及居民区偏离情况、地理情况、交通情况。饲喂指的是饲草料质量、清洁饮水、饲喂设备。畜舍环境指的是物理环境、畜舍设施、饲养方式。疾病防控指的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防疫沟、消毒室。自由表达是指异常行为、天性表达、应激行为。人畜关系是指人畜互动、兽医态度、精神状态。养殖效益是指出售养殖牲畜所得净收入，除去饲养成本后，每头牲畜的平均收益。根据动物福利各维度的指标，将指标体系分为原则层、标准层、指标层，汇总得到动物福利和养殖效益指标体系。

2.3 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了解动物养殖主体的真实情况，笔者和团队于2020年5月至6月在杭州市下辖8个区县市内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调研。

根据杭州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了解目前整个杭州地区8个区县市生猪养殖存栏情况。考虑调研时间和调研成本，本研究选取了杭州市8个区县市共154家生猪养殖主体进行调研。

杭州市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生猪的养殖、屠宰、配送都十分便利，城乡居民对肉类产品的要求已逐渐从数量转移到质量上，课题研究更有意义。另外由于笔者已从杭州市农业农村局拿到了生猪养殖主体的名称、地址、规模等基础信息，故只需联系到生猪养猪主体负责人便可获取所需的数据，为后续的调研提供了便利。

3 结果与分析

变量的估算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的估算结果

3.1 控制变量

经营年限与养殖效益相关不显著。随着高科技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动物福利养殖机械化水平越来越高，而一些经营年限长的生猪养殖主体虽然经验更足，但是接受新兴养殖方式的思维较差，而一些经营年限较短的生猪养殖主体，年轻人参与，接受度高，养殖效益反而更好。

主体性质与养殖效益相关不显著。在调研过程中，主体性质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而无论哪一种企业，企业经营均以福利养殖模式下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养殖效益跟主体性质无强关联。

主体规模与养殖效益相关不显著。调研中发现，动物福利饲养的实施，主要与养殖主体负责人的经营理念有关系。动物福利评分高的，养殖效益相对更高，而规模大、中、小的养殖主体，动物福利评分也不尽相同。

3.2 自变量

选址与养殖效益极显著正相关。选址的主要考察指标是与水源地的距离、与居民区的距离、周围噪音情况、交通便利度等因素。调研中发现，饲养环境相对清幽但交通又便利的养殖场，动物福利评分高，卖出的价钱也相对更高。

饲喂与养殖效益相关不显著。饲喂的主要考察指标是饲料质量、清洁饮水、饲喂设备，调研中发现，当前养殖场在动物饲料、饮水清洁、饲喂方式都提升了不少，很少存在饲料质量很差、饮水不足、人工饲喂等问题，基本已实现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

畜舍环境与养殖效益相关不显著。畜舍环境的主要考察指标是光照、温湿度、饲养密度、垫料，调研中发现，光照不足时可通过电灯照射，温湿度可通过人工调节，而饲养密度当前也很少存在拥挤的情况，因此，畜舍环境大部分都比较好，该项评分都比较高。

疾病防控与养殖效益显著正相关。由于饲养动物数量较多，一旦沾染疾病，传染性很强，养殖主体所受损失较大。因此，养殖规模大的主体对疾病防控格外重视，比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防疫沟、消毒室等设置。

动物自由表达与养殖效益极显著正相关。动物的恶癖、刻板行为、防御性行为、活动量、自我治疗等行为，往往与动物本身的生存状态有关，生存环境好的动物，恶劣行为的表达越少，越配合养殖主体负责人的管理。

人畜关系与养殖效益正相关。饲养人员对待动物的方式，比如驱赶方式、友好关系、关爱程度等，很大程度上对动物生长产生影响。饲养人员与动物的关系越好，动物的养殖效益相对越高。

4 小结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笔者实地调研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动物福利对养殖效益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选址、疾病防控、自由表达、人畜关系评分高，对养殖效益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畜舍环境、饲喂由于大部分养殖主体做的都很到位，各主体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这2项和养殖效益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根据上述研究分析结果，本文的建议有：

第一，优化动物养殖的选址。距离居民区较远、噪音较少能给动物提供清幽的环境，距离屠宰场较近能使动物在运输过程中减少痛苦，地势干燥和通风良好能给动物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减少细菌的滋生。

第二，加强动物的疾病防控。做好疾病预防和及时治疗，使动物免除疾病困扰，保持愉悦的心情，同时也可以使其他群居饲养动物免于被传染。

第三，进一步改善人畜关系。饲养人员对待动物的态度越好，动物表达情感需求越自然，恶劣行为方式也越少，生长期内福利水平也越高，最终养殖主体获得养殖效益也越高。

第四，加强动物自由表达行为的观测。加强对生猪的异常行为、应激行为观测，分析行为改变的原因，便于后续改进饲养方式，进一步提高养殖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