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玲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唐秘书少监，设两人，从四品上，为秘书省副职，隋唐时期新设藏书职官，开元以前几乎不显，开元二十五年升至从四品上官序首位，入清望官；中唐以后，秘书少监成为唐代中央职官迁转的重要枢纽之一。笔者以唐代秘书少监为研究对象，以职官迁转数据形成迁转途径冲积图与迁转官职比例图，并结合官制演变对比分析迁转数据的变化与原因，提炼秘书少监在唐代职官体系中的迁转原则，明晰唐代职官制度在秘书少监职位上的演变与不变。

1 职官渊源

秘书少监由隋炀帝杨广初设，“隋炀帝三年，置秘书少监一人，从四品，掌贰秘书监之职”[1]，大业十一年秘书省“又改监、少监为令、少令。”[2]唐承隋制，秘书省设置秘书令、少令各一人，“武德四年改少令曰少监”[3]，武德七年废置，“少监，武德……七年省”[4]；贞观四年，唐太宗为了挽留以年老致仕的虞世南，复置秘书少监而授之，“贞观四年十一月，复置一员，以虞世南为之”[4]；唐睿宗太极元年二月又设少监一员，以崔琳为之，自此秘书少监定额两员，从四品上，辅佐秘书监掌管省事，为秘书省副职。

2 职官迁转

政治由人和制度构成，“人事的布置……通过行为个体的作用，用以影响制度的走向”[5]。秘书少监是隋朝新置唐朝扩容的藏书职官，作为官府藏书机构中新出现的官职，其迁转、任命等人事变化，制度与文化交汇，与设官分职的官制演变、兴衰更迭的藏书建设相伴，揭橥唐代职官制度与藏书事业的演变，因此有必要结合时间要素，借助“数字+人文”的研究范式对唐秘书少监一职的迁转情况做定量定性分析。首先从定量角度来说，需借助冲积图、比例图等数据可视化工具，将零散的迁转史料转化为数据视觉，从而勾勒唐代某一职官的迁转情况的历史演变，与其他唐代藏书职官对比的基础上，探索秘书少监迁转与政治机制、文化建设与职官体系之间的互存与影响；其次结合数据分析对秘书少监的迁转特点进行定性讨论，总结提炼某一官职任免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官制特点，与同类型职官历史性的纵向横向对比，通过勾勒职官个体的迁转模型，进而阐述唐代学术类职官任职的时序政治关系，研究指向历史数据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政治与时代等人文因素。笔者采取的研究路线是从数据梳理出发，而后回归人文阐释，旨在思考以下问题：秘书少监的迁转变化与秘书省这一官方藏书机构地位沉浮之间是否关联，秘书少监任职影响因素有哪些，唐朝秘书少监任命有何特定要求，唐代不同历史阶段的唐代秘书少监迁转特征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是什么，与同时期的秘书监迁转有何异同？

2.1 研究方法

近年来，计算机技术逐步进入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对社会人文领域所保存的不同格式的数据与信息（包括史料文献、音频和视频记录）不断分析与挖掘”[6]，“技术+专业”的研究方法成为历史学领域拓展研究空间的热点。拙文使用冲积图（alluvial diagram）与比例图两种数据可视化工具，前者展示唐代秘书少监不同时期迁转数据的丰度变化与时间变化，后者以数字比例明晰少监迁转官职的构成与权重，将唐朝划分为前期（高祖至高宗朝，618—684）、前中期（武后，685—705）、中期（中宗至玄宗朝，706—756）、后中期（肃宗至宪宗朝，757—820）与后期（穆宗至哀帝朝，821—907）5个时间段，将秘书少监一职建制改变作为考量依据，据此结合正史文献、职官史料、墓志文书、诗文作品等数据来源，提取唐代秘书少监任职史料，选择人物、官职、品秩、时期为基础表格数据，构建唐代秘书少监迁转冲积图、职官比例图，从迁入、迁出两个层面展示迁转途径和迁转方向，并结合图表所呈现时间、官职、品秩等序列的变化进行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分析与讨论。

2.2 唐代秘书少监迁入情况分析

秘书少监迁入情况指不同历史分期内入职少监前所充官职的品秩、性质与数量。据笔者统计，秘书少监迁入数据55 人次，涉及30 种官职和1 种来源，下文将从职官与时间两个层面4个维度进行数据梳理，具体见图1、图2、表1。

表1 唐代秘书少监迁入数据列表

图1 唐代秘书少监迁入冲积图

图2 秘书少监迁入职官比例图

2.2.1 迁入职官品秩分析

根据数据，唐朝秘书少监前任官多为中书舍人、起居郎、谏议大夫、给事中、散骑常侍、诸司侍郎、职司郎中、职司员外郎、著作郎、东宫属官、刺史、诸使与诸使佐僚、县令等官，除去两次就任秘书少监的阎朝隐在先天年间自流放地还任之外，迁入品秩多分布在从六品至从三品的区间，跨越四品十余个阶位。

第一，正五品阶位的中书舍人、谏议大夫、给事中迁转9 人次，占比16.38%，从五品阶位诸司郎中、著作郎、大理正迁转18 人次，占比32.76%，五品阶位迁入从四品秘书少监比例为49.14%，品秩上升一个阶位，符合唐代官制迁转特点。

第二，从三品到正四品的唐代地方刺史、无官品的诸使或诸使佐僚迁入数据紧随其后，占比25.46%，迁入品阶多高于秘书少监，但却并不违背唐代职官迁转规则，究其原因，唐人多重京官而轻外官。清代学者赵翼认为，唐朝任官重内轻外，自太宗时期至唐天宝期间愈加严重，“朝廷尊荣，人皆重内任。虽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谓下迁”，唐人倪若水甚至称从地方到京城任职为“登仙”；“而肃、代以后，京城凋敝，俸料寡薄，则大有反是者”[7]，中唐以后地方官在地位、俸料上的提高改变了唐人过度重京官的心理，也有自求外任的个案，但总体上，唐朝官员不愿意辗转地方任职，而是固守京官，如李商隐进士及第后守选任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后迁弘农县尉（从八品下），后应书判拨萃科考试登科，任秘省正字（正九品下），官品下降，李商隐却欣然得意：“三干有司，两被公选；再命芸阁，叨迹时贤”[8]。从这样的意义来看，由从三品的上州刺史降任从四品上的秘书少监，即使品秩下降，对于唐朝官员来说，亦是一种升迁，秘书少监因品秩等级的恰当成为地方与中央的迁转跳板，这一点与秘书监迁转特点相似。

第三，其余迁入秘书少监的品秩跨度，从无品的流放者到七品县令到三品的常侍，迁转数据占据剩下的1/4，其中六品的员外郎官成为越阶擢升的赢家，其原因待下文详解。

2.2.2 迁入官职数量分析

据统计，由中书舍人、职司郎中、刺史、著作郎迁转秘书少监的官员数量明显，分别为13人、8人、6 人、4 人，占比23.66%、14.56%、10.92%、7.28%，占据可考迁入职官的半数以上（56.42%）。秘书少监的迁入官员，以开元天宝为界限呈现变化中有固守的特点。

第一，唐代可考由中书舍人一职升迁秘书少监6 人，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9]，负责起草和执议诏令公文，任职者多为才识卓越之人，不仅有文采还要知政务，中书舍人成为秘书少监主要来源官职，源于两者任职标准类似，源于官职学术性质相通。

第二，中唐之后，秘书少监开始与尚书省诸司侍郎、郎中、员外郎相互迁转，成为主要的迁转途径。中晚唐时期，自诸司郎中迁入少监有9 人，一方面诸司郎中是唐朝“五品清官中员额最多、汇集人才最广的。两《唐书》所见，历郎中上进的达三百四十四人”[10]，因此由五品升任入从四品的秘书少监的官职内诸司郎中的名额过多可以理解；另外，从官职的品阶上看，尚书省诸司郎中品阶从五品上，与秘书少监的距离两个品阶，由郎中得授秘书少监属于擢授，但是由于中唐时期，丞郎、郎中的地位增重，所以任职者内有学识卓越者，迁入从四品上的秘书少监一职，在迁转意义上并不唐突，并且秘书少监已经属于清望官的序列，入此官有助于仕途上的更进一步。中晚唐时期文官的迁转逐渐模糊了迁转官职之间的政务或学术性质，而更关注官职品阶的升降，官与职分割，职官更强调等级变化而非职责，因此才造成了众多六部官员迁入学术性质较浓的秘书少监一职。

第三，中晚唐时期，东宫属官迁入秘书少监的记载逐渐减少，其原因在于肃宗之后，东宫如同虚设，太子属官失去了实际的任职意义，唐德宗时期太子右谕德穆宁“拜为秘书少监”[9]，穆宁性格强毅不事权贵，托病在家，“泾原兵变”追随德宗前往奉天，任命为秘书少监仅仅表明任官品级，而非职责。

第四，秘书少监一职在中央与地方职官迁转中始终作为一种内外官升迁的跳板，与秘书监的迁转角色十分相似，从冲积图数据上来看，地方官迁入秘书少监不是某一时期的个案，而是常态。与其他省部寺监的四品职官相比，秘书少监作为内外迁转的中转，有着多重优势：首先秘书少监为四品官阶中一机构之副长，属唐朝“清望官”序列，位列“常参官”，与朝堂联系密切，位尊职闲，且品级与从三品至四品的刺史衔接；其次秘书省职掌国家图籍，属文化机构，不同于大理寺、御史台、六部各司的专业性与政治性，任官条件更强调学识素养与事务能力；最后位高权微的官职特点使得秘书少监成为地方刺史与中央职官之间迁转的中转站，任职少监实际上是地方官员进入中央政局合理的缓冲时期，需求相得促使秘书监、少监成为内外迁转的中转官职，无论是迁出还是迁入。

第五，中唐以后存在由诸使佐僚得授秘书少监的迁官途径，其原因在于地方幕府可以自行招募幕职，并且可以奏授试、检校、兼官等官职形式，这样在中晚唐时期就形成了以地方幕府内的高级属僚的身份得授秘书少监一职的迁官途径，这是唐朝中央职权向地方转移的一种表现形式，造成了众多职事官成为“职”“使”叙位的空衔，秘书少监亦是其中一种，因其名望清贵，得此授官者多为才名高远之士，如李益，以地方幕职得唐宪宗赏识，得授官秘书少监。

2.2.3 迁入官职性质分析

与唐朝秘书监的迁入职官属性变化不同，秘书少监的迁入具备固有的坚持。唐朝秘书少监的任前官虽然达到30种，单从职官名称来看，存在前期与后期的变化，如中书舍人、东宫属官前期就任秘书少监者多，后期则以刺史、诸司郎中员外郎为多，但如果我们忽略名称表象，专注任职能力，即发现唐代秘书少监始终坚持胜任原则，任命制书或墓志评价中强调职能与才能的统一。开元中张九龄以桂州刺史、岭南道观察使的身份特授秘书少监，其制书强调其学术修养与政治能力足以担当秘书少监之职，“足以式副虚求，允谐佥属，书院综缉，必籍英儒，蓬山典校，是资宏达。宜膺兼副之职，俾叶文明之理。可守秘书少监”[11]，武后、中宗、睿宗三朝，盛唐时期学术性官职任免出现“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9]妄授现象，秘书少监除授却是例外，无论何时秘书少监的任职条件极为明确，即文学与政事统一，《唐故朝散大夫中书舍人秘书少监顿丘李公墓志》：

公讳诚，字立成，……（天宝）二载中书舍人，五载秘书少监，七载十二月终于京师，享寿五十三。……开元中，蛮夷来格，天下无事，缙绅闻达之路，惟文章先。公以俊造，文赋皆第一，京师人传写策藁，相示以为式。无何，司言载笔，乃典秘书，公才盛名高，与职位俱，论者谓公以文学政事取，公器如拾芥，虽不至公卿，其令闻令望，足遗后昆[12]。

安史之乱后的肃、代之际，秘书少监的除授，继续突出其文学修养，即使检校官也不例外，如《常衮·授李永秘书少监制》称李永“早从清秩，备著声华。顷佐近藩，众称淹滞”[13]可检校秘书少监；晚唐帝国风雨飘摇，中书舍人钱珝《授秘书少监赐紫卢光启守中书舍人制》中仍然坚持秘书少监任职的学术性，称赞卢光启“励精不怠”“好古而敏求其要”“攻学典文”[13]的文学政事特质。

2.2.4 迁入数据时期分布

唐代秘书少监任职者百余人，史料中可统计迁入数据55条，前期数据9条，中前期5条，中期13条（张九龄迁转数据重复），中晚期24 条，后期4条，其中玄宗朝、德宗朝、代宗朝数据占比前三，除了在位时间这一客观原因之外，尚与唐代五品职官制授制度相关。唐自贞观时期起，对五品以上官员的除拜按照中书门下所立的簿书，即所谓的“具员”，“取其年课，以为迁授”[4]，而安史之乱之后的三十余年，官员迁转，直至德宗建中三年闰正月具员簿才重新建立，自此后五品以上官员的迁转重新规范，规定官员迁入方向需考量“前资、现任其乡贯、历任、官讳”[4]等因素，这样唐代五品以上官员的迁转方向逐渐固定，与各类官的考课年数相结合，共同构成了的任官“磨勘”制度。制度的确定与具员簿的建立，使得唐德宗以后的秘书少监任职具备了一定的固定原则，从出身、年资、任职条件等方面呈现了可归纳总结的总体原则。

2.3 唐代秘书少监迁出情况分析

秘书少监迁出情况指不同历史分期内少监迁出官职的品秩、性质与数量。根据史料，秘书少监出任官职明确者共有53 人次，涉及到22 种官职、4种去向。具体见图3、图4、表2。

图3 唐代秘书少监迁出数据冲积图

图4 秘书少监迁出职官比例

表2 唐代秘书少监迁出数据

2.3.1 迁出职官品秩分析

秘书少监迁出途径主要可以分为4种层次。

第一，仕途终点。去向或免、获罪，或以少监致仕、丁忧，该去向分布于唐朝各个时期，可统计出10人次，占比将近1/5（18.9%），与秘书监作为最终官职的36.2%相比，其比重有所下降，这体现了两种官职的定位的区分。

第二，升迁。升为正四品的各部侍郎，唐各时期均有记录，吏部侍郎、礼部侍郎、门下侍郎等迁转13人次，占比近1/4（24.57%）。

第三，平迁。与品秩相似的其他寺监少卿进行平行迁转，如太常寺、宗正司、太府寺、东宫等衙寺副职，或是品秩稍微下降，与给事中、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等权责较为重要的部门职位进行迁转，时间主要出现在前期与中后期，两种情况总共有10人次迁转记载，占比1/6（17%）。

第四，外任。指的是与府尹、刺史、州官、诸使进行内外迁转，占比近三成（28.4%），主要出现在中后期，成为秘书少监主要的迁出途径。

2.3.2 迁出职官数量分析

刺史、吏部侍郎、礼部侍郎是秘书少监主要迁出职官，分别有8人、5人、4人，占比15.1%、9.45%、7.56%，占据了少监迁出人次的1/3（32.1%），之所以少监可向以上官员进行迁转，与秘书少监任职者本身的能力紧密相关，上文中所提到唐代秘书少监任职之坚持，造就了一大批才能兼备的帝国高级文官，这些文官内可入职六部，外可执掌一地。

唐朝秘书少监升迁秘书监者仅有两例，一为虞世南，史载：太宗贞观初，“时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诏不许。迁太子右庶子，固辞不拜，除秘书少监。”[9]之后迁转秘书监，“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9]其任职迁转主观因素复杂；二是唐宪宗时期李益，李益“长为歌诗”，与李贺同名，“宪宗雅闻其名自河北召还，用为秘书少监”，属于擢升特授范围，但因其“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9]，先免官，后任职秘书监，其任职中帝王因素亦明显。可知唐代秘书少监与秘书监之间距离似近实远，秘书少监可迁转至各部侍郎、寺监少卿、御史台等实权部门，而秘书监任职者四成以上以此职位终结了仕宦生涯。由此可知，秘书少监的任职更多的是一种才名能力和职官品级的认可，藏书职责只是短暂的，唐代并未出现藏书职官职业化的倾向，秘书少监与秘书监之间的迁转鸿沟也源于此。

2.3.3 迁出职官性质分析

秘书少监的迁出自初唐时期以台省侍郎为多，至中唐之后，六部郎官如吏部侍郎、礼部侍郎，地方官员以及台监寺长官逐渐成为少监迁出的主要方向，迁出职官逐渐多样化。其原因在于唐朝初期的迁官途径重视官职的性质，官职之间多为同性质之间进行迁转，按照孙国栋先生总结，此类学术官员“主要是由国子监和秘书省的职官组成。迁转途径大多由秘书郎迁起居郎、著作郎，再迁秘书少监、国子司业，再进则为秘书监、国子祭酒、中书侍郎、太子庶子。……构成一条学术人才上进的途径，性质十分明显。”[14]而中晚唐时期，学术官员的迁转途径逐渐萎缩，学官迁转逐渐与其他迁官途径进行合并和交叉，职官迁转重官职品级而轻职责性质，学官任命同样受到“依资入选”的人事选任原则的影响，年资、劳考、仕宦经历等成为职官任命的依据，中晚唐秘书少监得与六部侍郎、台监寺、地方官员迁转，迁出道路逐渐宽阔。

中唐时期，由秘书少监充任诸使的情况开始出现。唐代的使职制度，始于武德初，兴于高宗晚年、武后、玄宗时期，至肃、代、德之后，渐趋成型[15]。唐代，共出现350 多种使职，使职之间的关系十分混乱，缺乏体系和制约，在中唐之后，使职的任命出现了逐渐常规化，并且影响到了整个政权运作的体系，形成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运作系统。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描述了这一现象：“开元以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兵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16]由于使职是于唐朝已有的官僚体制之外另开辟的官职领域，因此没有常规的品秩，“节度、采访、观察、防御、团练、经略、招讨诸使，皆无品秩，故常带省、台、寺监长官衔，以寄官资之崇卑。”[17]秘书少监在这样的使职系统中，所具有的意义在于其从四品上的品秩和清望官的序列，与本职没有任何联系。

3 迁转特点

基于上文，唐代秘书少监的迁转特点体现在途径、任命、出身3个方面。

第一，秘书少监作为隋唐时期新出现的职官，为从四品官阶中第一清望官，其迁转与秘书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内外、上下、闲要等任官路径上的中转与节点。

从迁入途径来说，秘书少监前任职官品秩跨度大、官职种类多，数据较为分散，前任官或是来源于地方刺史、县令、幕府佐僚，或是来源于中央部门，如中书舍人、给事中、谏议大夫等，或是来源于同源的著作郎官，成为中央—地方、监司—六部、学官—学官之间迁转的中心枢纽之一。

从迁出途径来说，秘书少监虽有数据表明可为仕宦的终点，但多因病、丁忧、流放等非主动因素，主动致仕者占比较小，因此相对秘书监的终老作用，秘书少监在迁出途径上扮演的是更加积极的角色。根据图4 数据，秘书少监迁出途径多种，或向品秩较高的六部侍郎、御史台、东宫署僚、地方刺史府尹迁转，或向品秩较低的给事中、谏议大夫等机要岗位交流，或者平移至相同品秩的京内各衙寺副职，成为唐代官职迁转的中心节点之一。

第二，唐代秘书少监任职不同于秘书监的阶段性特点，而是始终保持了严谨的任职条件，这与其职责广泛而务实有着紧密的联系。

唐代秘书少监的任职条件始终恪守“文学与政事相统一”的限定，而少见“妄授”的现象。武后期间，张氏兄弟相递为秘书监，但是其副手秘书少监的任职者李峤、邓玄挺、王绍宗、韦方直、阎朝隐等人皆善属诗文，为当时有名的文学之士；中宗、睿宗时期，少监岑羲、刘子玄、韦承庆、卢元福等人或出身名门，有文史之才；或是以诗词著名于世，皆才识高远之士，与同时代的宗室、方士等人充任秘书监一职的混乱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原因有二：一是秘书少监品秩低于秘书监，为从四品，未入三品高官序列，帝王若要表示宠幸，这样的位置并不显要，因此多授予秘书监这样的一省的长官；二是武后、中宗、睿宗等帝王并非完全昏庸，完全明白其任命的秘书监并不能胜任图书校勘、整理等职责，合理的副手选择则需要更加慎重。

任职条件的苛刻来源于秘书少监职掌广泛而务实，可分为两种类型：学术性工作与行政性工作，如唐高宗时期秘书少监刘应道的墓志中详细表明了初唐时期秘书少监的学术职责的广泛：

“府君讳应道，字玄寿，广平易阳人，……上元三年，迁秘书少监，又奉敕兼知国史事。……同预修史。……寻又奉敕掌御集。朝廷以府君文章高绝，仪凤中降敕与中书令薛令君及当时文匠数人，制郊庙乐章。……俄又奉敕于门下省检校四部群书，广召四方硕学之士，刊定讹舛而进御焉。”[18]

由上可知秘书少监的学术职责包括兼职掌撰修国史、参与郊庙乐章的制定、率众典校抄写呈进整理图籍、负责御集的编撰等方面，这些职责履行需要任职者具备相当的才能修养，秘书少监刘应道文章高绝，文笔斐然，而且具备书画、音乐、围棋、书法等才能，且性格严谨认真，足以履行四品文官的行政职能，如参与朝政、处理日常庶务，“公家之事无大小，莫不专精竭思，……凡所启奏，必有粹天容，无往而不纳”[18]，才华与能力得到认可，才被“委以文场书府之任”，任职秘书少监，完美履行少监的行政工作与学术职责。秘书少监所执行的行政性工作与秘书监任职条件的改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中晚唐时期，秘书监成为高级品阶荣养、迁转、获罪贬斥、宗室任职的安置点，任职者在任时间越来越短，得授秘书监的官员，或东都分司，如崔群、刘禹锡、元锡等；或消极任官，如白居易，在这样的情况，秘书省的行政工作多由秘书少监代掌，比如省内职官年度考课、日常行政事务。唐制：各司长官掌本司人员的每年的例行考课，如果长官阙职，则副掌之。“（贞元）五年正月……秘书少监郑云达考其同官孙昌裔入上下，（司勋员外郎判考功赵）宗儒覆按其考，降入中上，以云达褒进失中，考之中，以儆之。”[19]时秘书监为宏农郡王李浼[4]，宗室任职多为挂名，并不行使实际的职掌；“长庆三年四月，秘书少监李随奏：“当省请置秘书阁图书印一面，……伏请铸造。”敕旨依奏。”[4]考长庆年间曾任秘书监的人选，或为崔群与元锡，两者皆因罪贬官至秘书监且分司东都，并不参与秘书省日常事务，才有秘书少监李随奏请职事。

第三，与秘书监的任职出身变化较大不同，唐朝秘书少监任官者的出身相对稳定，五分天下，科举者占三分以上，而其余两分由门荫者、杂项（包括隋官、征辟、荐举、方士等）就任，充分体现了秘书少监迁转授官出身因素的稳定性与文学化。

唐秘书少监任职者可统计出身来历者有49人（见表3），其中科举出身占到3/5以上，而其他出身各占不到1/5，这与少监职官性质的确定、任职条件的保持相关联。

表3 唐代秘书少监出身情况

从科举出身职官迁转方面来看，唐代科举出身者以学识中举，之后在仕途上亦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其仕宦道路上多包含者部分学术性质较浓的“学官”任职经历，如秘书省、国子监、太常寺、各文馆内职官等，这一点自唐初以来没有太多改变，虽封演提出唐代仕宦“八隽”，如起家校正，迁畿尉、赤尉，入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进员外、郎中，升中书舍人、给事中，拜中书侍郎、中书令等，但这只是唐人幻想迁官佳境，实际上唐人的任官路线还要包括地方官员、台寺卿职官、东宫王府官、地方幕僚等任官经历，一名进士自铨选后入九品职官到重要官员，平均宦海沉浮25.6 年[20]，不可能只经历紧要官职，而秘书少监作为学官序列中的一环，职掌清闲，名声清白，且位于从四品官序首位，相对于其他地方刺史、王府幕僚，属于迁转佳选。

从秘书少监任职出身数据来看，秘书少监科举出身任职者自唐朝前期至晚期始终占据六成以上比例，这一点与秘书监任职者中科举出身者自前期至晚期的逐步上升至八成稍有不同，究其原因，可从少监一职的职官性质和任职条件两个方面分析。首先，秘书少监一职的出现时间为隋末，藏书职官已经完成了“从职位到官位的官僚制进程”[21]。隋唐之际秘书少监名称、品秩与员额的变化，并未改变其职官性质，秘书少监强调任职者“文学化”的同时也考量其政治性，从四品的秘书少监的任命同样属于帝国官员体系中的一部分，任命条件资、劳、绩三者兼备，从任职资格上来说，科举出身者更具有优势。其次，唐代秘书少监的任命条件的明确，科举出身者在得授秘书少监时，相较于其他出身更加容易。这与唐朝科举的形式有关，与其“行卷”的制度有关，往往以科举入仕者在登第之前，已有多人以才华扬名于世，中第后授官与升迁，其政事能力为朝廷所认可，学术性与事务性的秘书少监成为其迁转节点的优选之一，同时任命科举出身的品秩为六品以及上的官员为秘书少监，也符合该职位所坚持的“文学与政事相统一”任用原则。

隋唐科举制度的奉行，读书与仕宦紧密联系，“封闭传统造成了知识分子出路狭窄，……与此同时，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经验与知识的结合，使得士人群体阅历丰富，眼界开阔，参政意识强烈”[22]，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促使唐代职官制度在承认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前提下，体制富有弹性，官员的迁转一方面有“依资序迁”的《循资格》，另外一方面也因时因地因人地适应变化，出现了特例特办的例子。秘书少监作为中央文化机构秘书省之副职，身处唐帝国政治体制中，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时时变化，唐5个时期内其职官性质、迁转途径、官员出身等方面都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别，但不变的是对秘书少监任用原则的坚持，具备什么条件可以任职少监，做到什么程度可获得认可，唐人始终如一地坚持“才能兼备”任职履职原则。

（鸣谢：谢谢河南科技大学温芳芳博士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