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雨薇，符永川，韩雅馨，余培林

(延安大学 教育与科学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延安市13个县(市、区)常住人口中，年龄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5.57%，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上升了6.14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1]。随着延安市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他们的身心健康问题逐步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与家庭居住条件的改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再像以往那样与子女或子孙共同居住，独居或者进入养老院生活变得更为普遍，这种改变使他们开始过着一种缺乏交流和缺少关爱的孤独生活，主观幸福感明显降低。

主观幸福感主要指个体依据自己的主观经验设定的标准来评价自己整体的生活状态及生活质量等[2]。社会支持主要指个体在其所从属的社会网或者其他社会网中，得到了对其能够产生的各种帮助与支持，以及关注和尊重等[3]。已有研究表明，孤独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些研究中对老年群体的关注较少，因此，本研究以延安市宝塔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探究孤独感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揭示老年人孤独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为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次调查以延安市宝塔区680名老年人为受访对象，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受访对象的基本情况统计表

1.2 方法

1.2.1 UCLA孤独量表(1988)[4]由20个条目组成，11个“孤独”正序条目和9个“非孤独”反序条目。采用4级评分，选择“从不”记1分，选择“很少”记2分，选择“有时”记3分，选择“一直”记4分。反序条目计分方式恰好相反。高分表示孤独水平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831。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由肖水源[5]编制，共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分数越高，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768。

1.2.3 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PGC)[6]是一个专门用来给老年人做幸福感测试量表，共23个条目，采用0和1计分方式，包括激越、孤独与不满、对自己年龄的态度三个维度。得分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857。

1.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2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

不同年龄、子女个数、学历和生存状态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比较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类别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F检验

由表2结果可知，不同年龄的老人除孤独与不满因子，其余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子女个数的老人除激越因子，其余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学历的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分量表得分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生存状态的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对自己年龄的态度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在主观幸福感的年龄差异比较中，74～80岁得分最高，80岁以上得分最低；在子女个数不同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差异比较中，1个子女得分最高，无子女得分最低；在主观幸福感的学历差异比较中，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得分最高，受教育程度为文盲得分最低；在生存状态不同的老年人社会支持差异比较中，得分最高为退休在家，最低为无业在家。

2.2 老年人孤独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老年人的孤独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老年人孤独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指数

由表3结果可知，孤独感与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均呈负相关，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为本研究的进一步检验提供了初步支持。

2.3 社会支持在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因社会支持、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两两显著相关，且孤独感能预测主观幸福感，为进一步探究三者关系，以社会支持为潜在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由表4可知，孤独感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回归方程加入社会支持后，孤独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社会支持在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又因为孤独感对主观幸福感回归系数显著，说明为部分中介。效应量采用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25%(总效应为0.28，直接效应为0.21，间接效应为0.07)。

表4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图1 社会支持在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在孤独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分析中有两条比较明显的显著路径：第一条为孤独感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第二条为孤独感通过社会支持影响主观幸福感。

3 讨论

3.1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的老年人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差异。74～80岁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最高(16.65±4.14)，原因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他们已经可以从心底接受并坦然面对老年生活，儿女工作相对稳定，自己衣食无忧，还可以自主参与一些节奏慢的娱乐活动，更容易享受生活的乐趣，所以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80岁以上老人的得分最低(13.90±5.72)，原因一是身体各项机能下降，导致腿脚不便，睡眠质量差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使他们对生活的体验感较差。二是年龄越大越接近死亡，他们更易产生害怕，焦虑等紧张情绪。

不同子女个数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无子女的老年人得分最低(8.60±6.07)，原因是大多数老人认为子孙满堂就是最大的幸福，而无子女的老年人看到其他人儿孙绕膝，但自己却无法体验这种幸福时，心情更为难过。拥有1个子女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最高(15.69±5.88)，原因是有1个子女的老人相对于有多子女的老人来说，家中成员较少，家庭环境相对简单，成员间产生的矛盾冲突较少，而多个子女在照顾老人时容易出现责任分散，互相推诿的现象。

不同学历的老年人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未受过教育的老年人得分最低(13.98±5.06)，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老年人得分最高(16.76±4.98)。资源保存理论[7]可以较好地解释该结果，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拥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和心理资源，有利于资源的积累，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状况，他们看待问题更为客观、全面，善于使用不同的方法去应对生活中的问题，因此会用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因此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高。而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他们拥有的知识储备和心理资源更少，在压力情境下会加速资源的损失，更倾向于用消极的态度去处理问题，更易产生抱怨与不满的情绪。

不同生存状态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无业在家的老年人得分最低(14.65±5.15)，原因是无业在家的老年人没有收入来源，生活较为艰辛，在生活中很难得到关注与尊重。退休在家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最高(15.85±5.13)，一是他们有退休金可以维持基本生活，不用承受继续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二是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充实业余生活，所以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

3.2 孤独感、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由表3知，孤独感与社会支持(r=-0.58，P<0.01)和主观幸福感(r=-0.51，P<0.01)均呈负相关，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r=0.44，P<0.01)孤独感与社会支持均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作用，体现在老年人越孤独，其主观幸福感越低。老年人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就越高。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表4、图1)老年人的孤独感既可以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对其产生间接影响，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5%。说明社会支持在孤独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间作用。老年人由于退休后，工作与环境发生改变，与他人距离变远，越容易感到无助与孤独，社会支持水平就变得越低，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越低，主观幸福感水平也就越低。反之，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代表其可以获得帮助的渠道越多，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处理问题。对待生活充满热情，从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已有研究表明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对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尤其是降低抑郁和孤独情绪具有积极的作用[8-9]。由此可知，要想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就要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同时还要为其提供多方面的社会支持来源。

4 结论

不同学历、年龄、子女个数及生存状态等因素均会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延安市老年人的孤独感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为负相关，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呈正相关，社会支持在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5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次研究对老年人提升主观幸福感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仍有不足之处。(1)被试代表性不足，只随机抽取了延安市宝塔区的600多名老年人，对养老院与农村老年人口调查较少。(2)由于老年人视力下降或文化程度受限等原因，调查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由主试协作完成，所以未能采集到更大的研究样本。在未来研究中，可以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结合深入访谈技术做到更全面的数据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