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霏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开始实施海洋战略，向世界大国迈进。德国之所以建设海权，一是由于地缘环境的束缚，德国的出海口相对封闭、海陆周边强邻环伺、海外物资比较短缺;二是鉴于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威廉二世执政时期;三是基于德意志民族性格所带来的精神力量。尽管在追求海权的道路上，德国并不顺利，但却依然体现出其独有的特点：对海洋扩张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认识深刻，重视海军在国家海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推进以潜艇为核心的国家海上力量作战装备，军事战略的调整为国家对外政策服务等。德国海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十九世纪末以来;德国海权;特点

中图分类号：E3/7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4-0081-08

海权，一国海上实力之体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最关键的是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海权。

一、德国海权建设的背景

同英国、美国这样的海洋强国相比，德国的海权具有别具一格的发展模式和建设背景，主要可以概括为：

（一）地缘环境局限加速海权建设

德国是一个航运国家，一个沿海港口国家[ 1 ]  144。然而，地缘战略环境的局限，使其必须加强海权建设。

第一，封闭出海口[ 2 ]  110。在海洋方面，德国的出海口相对比较封闭，这决定着追求海权首要考虑的是地理环境的约束。德国陆海复合型国家，拥有两部分海岸线，西海岸线比东海岸线便捷，但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海洋环境。在陆上，极易受法国等强国的限制;在海上，又极易遭受英国等大国的封锁[ 3 ]。为此，基于地缘环境的限制，德国政府更倾向于陆权发展。直到威廉二世上任后，德国海权建设才被提上日程。

第二，海陆强邻环伺。德国地处欧洲中心位置，周边环伺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俄罗斯等列强，形成执欧洲大陆之牛耳的结构[ 4 ]  37。同时，德国的出海口极少，容易被封锁，不利于海上航行和海外扩张[ 5 ]  21。因此，对于长期面临强邻环伺海陆军事环境的德国而言，追求海权必不可缺。

第三，海外资源短缺。德国的海外资源极其匮乏，三分之二的初级能源需进口。寻求丰富的海外资源是德国持续发展的根基。然而，十九世纪德国海外殖民地的面积只相当于英国海外殖民地的九分之一，法国海外殖民地的三分之一，并且殖民地资源匮乏，人口稀少，经济价值与战略价值不大。对此，海外资源的匮乏加速了德国海权的建设。

（二）政府决策取向推进海权建设

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德国很长时间不得不将陆权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并不十分重视海上力量的发展[ 6 ]  10。19世纪90年代以前，德国政府采取的是以陆主海从为主的发展战略。斯托施、卡普里维时期，陆权是主流。俾斯麦推行“大陆政策”[ 7 ]。

19世纪末，随着海外扩张浪潮的持续高涨，海军主义盛行。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政府采取更多的是以夺取制海权为主的海权战略。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8]96，得海权者得天下。提尔皮茨制定详细的德国海军扩建计划，提出“风险理论”[ 9 ]。一战期间，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战后，在魏格纳理论的指导下，着手重建海上力量[ 10 ]。希特勒上台后，提出“生存空间”理论，帝国海军成为德意志国防军中海军的中坚力量。二战中，潜艇战在德国谋求海权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邓尼茨的“狼群战术”[ 11 ]。然而，德国海军过分突出潜艇作战，而没有航空母舰等海上兵力，终究难以支持长期、全面的海上战争。

冷战时期，民主德国开始重塑海上力量，联邦德国在“阻遏对方进攻”的思想下组建近海舰队。冷战结束后，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德国的战略目标从以往谋求统一转为担当世界重任[ 12 ]。德国的海军部队不仅部署在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在印度洋、东亚地区、南大西洋海域、南非等都有兵力存在。同时，从德国“2005型海军”计划、《2006版德国国防白皮书》以及《2016年安全策略与联邦德国国防军未来白皮书》中不难看出[ 13 ]，德国的海权战略已经从冷战时期的“前沿防御”转变为应对各种危机的“多方位防御”，军事部署则从“前沿部署体系”转变为“均衡兵力部署”，通过建设一支力量均衡的多用途海军，调整海上力量全球范围布局，为实现世界政治大国地位而服务。

不同时期政府决策的取向对德国海权发展产生着关键实质性的影响，是德国海权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背景要素。

（三）双重民族性格引导海权建设

德国历史上曾长期分裂，直至19世纪70年代初才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德意志帝国（又称“德意志第二帝国”）。因此，在漫长的统一过程中，德意志人形成了典型的民族性格，即服从性、严谨性和纪律性，这从特定的价值观方向引导着德国海权建设。

基于长期的分裂以及对国家统一的渴望，德意志人在长年征战中逐步养成了骁勇善战、国家至上的民族精神，而这与其特殊的地缘战略环境密不可分[ 14 ]。就地域而言，德国海陆强邻环伺，要么侵略别国，要么被别国侵略。因而，在战争中，德意志人尚武善战、崇拜领袖，不断造就了好战、勇猛、服从、坚韧的民族性格。就气候而言，德国自然生存环境脆弱[ 15 ]。气候的迥异对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促成了德意志人严谨与务实的性格。

正因身处特殊的地缘战略环境下，德意志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进而引发對现实的自卑感和恐惧感，把战争视为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使看似理性的德意志民族精神被煽动，走向极端，极易形成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两面性导向。一方面出现了能征善战的军事统帅和博学多才的军事理论家，为德国海权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另一方面，极易形成民族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传统，影响国家海洋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给世界带来了两次沉重的打击。

二、德国海权建设的特点

在俾斯麦时期，德国执行的“大陆政策”只不过是为了称霸欧洲大陆，而当威廉二世采取“世界政策”向海洋扩张后，德国才开始迈进世界大国。因此，德国在发展海权的道路上，有其自身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突出海洋扩张中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地位，既会加速推动海权的发展，又可能导致无法处理好陆权与海权的关系

德国身处欧洲腹地，周边强邻环伺，“先陆后海”战略曾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德国的统一与发展。可随着19世纪末，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利益的扩大，一种新的积累国家财富的方式开始大行其道——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以海洋贸易积累财富。这对于德国而言，无疑具有很强的诱惑力，认为海洋扩张与国家利益是密不可分的，希望通过海洋扩张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建立起强大的德国。因此，德国政府十分突出海洋扩张中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地位。

其中，尤为突出海洋扩张中国家利益最大化地位的莫过于德皇威廉二世政府。威廉二世是一个对海洋极具抱负的人，其“世界政策”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海洋战略，而构成这一政策的理论基础正是马汉的“海权论”。威廉二世十分认同马汉所宣扬的海权与国家休戚与共、海权是世界性权利的基本来源、“获得制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等观点，极力宣扬海洋扩张中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16 ]，迫切希望德国能够成为世界大国，而海洋扩张、海权发展正是实现目标的重要途径。

在深刻认识到海洋扩张中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地位后，德国政府开始不断向海外扩张，加速海外贸易，以谋求更多的国家利益。1887-1912年间，德国的进出口贸易得到迅猛发展，甚至已经超过美国。前者增幅为214.7%，后者为173.3%。相比同期的英国和法国，英国仅为113.1%，而法国仅为98.1%。在如此快速的海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各国基本都出现了贸易逆差。但面对困境，德国却产生贸易顺差，谋求了更多的国家利益，而这正是通过加强海洋扩张和海外贸易来实现的。根据1880-1912年间的贸易数据显示，1880年德国有80%的出口贸易品销往英国、法国以及东南欧国家;可是，德国自身也从这些国家进口，占比高达77%[ 17 ]。到了1913年，德国从欧洲国家的进口数额明显下降了三分之一。取而代之的是海外贸易成为它的原料来源。政策上，德国极力鼓励和支持海外贸易，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严格保护关税，奖励出口。各种新兴的产业都在蓬勃发展中，像钢铁业、采矿业、新式化学工业、电气工业、光学工业、纺织工业……都在朝着兴盛的方向迈进。航运业的发展也成为德国强盛的凸显。1888年，德国的船队还主要是以帆船为主，注册吨位是120万吨。到了1913年，这种模式迅速发生转变，基本以轮船为主，注册吨位达到310万吨，不来梅港和汉堡港的扩建，使德国海港运输量进一步提升，吞吐量仅次于纽约和安特卫普，远超伦敦、利物浦与马赛。当德国的海外贸易成为欧洲第二时，在它的前面只有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都无法超赶。由此可见，正是突出海洋扩张中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才使得德国海权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过于高度关注海权，而忽略陆权，极易导致陆权与海权的力量失衡，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二）重视海军在国家海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既会促进海权力量的提升，又可能造成同盟力量削弱四面楚歌的现象

一个国家的海军是伴随着一支和平的运输船队而生的，并且随着海洋运输业的消失而消失。当然，若是一个国家有侵略倾向，那它就会永远维持一支海军，把海军当成自己军事机构的一部分。因此，德国政府非常重视海军在国家海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18 ]。

德皇威廉二世提出，“海神的三叉戟必须把握在我们手里”，“德国的殖民目的，只有在德国已经成为海上霸主的时候方能达到”[ 19 ]。此后，德国海军实力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位，而促成这一目标实现的正是威廉二世一手提拔的海军大臣提尔皮茨。把马汉的《海权论》视为“海军圣经”的提尔皮茨明确指出，强大的海军是一个国家谋求世界强国地位的保证，应“视海军为德国未来生存的关键”。对此，提尔皮茨为德国海军的发展创立了一套战略理论。

一是采取主动进攻战略。这成为1898年第一次海军法案的思想基础[ 20 ]  26。二是成立独立的海军部队。提尔皮茨认为，“如果按拟定的计划建立起这样的海军，那么你们就是为国防建立了一支即使头等的海军强国都无力向它发动进攻的海军了。”三是大力发展装甲战列舰。提尔皮茨认为，德国要有计划地把巡洋舰换成战列舰，因为在公海上进行作战或对沿海城市进行轰炸时，未来肯定属于以重装甲防护的、配以前所未有的大口径重炮的战列舰一边。四是强调战舰数量的优势。提尔皮茨提出“风险理论”。在“风险理论”的推动下，德国掀起造舰热潮。按提尔皮茨的第一个造舰计划，规定德国拥有战列舰17艘、装甲舰9艘、轻型巡洋舰26艘。此后，提尔皮茨展开宣传战，动员报界、社会名流、国会议员支持海军建设。在德皇的倡导下，德国海军开始向世界海军强国迈进。于是，提尔皮茨又因势利导，抓住时机，抛出第三个造舰计划，规定德国新造一切战列舰都将是“无畏”级舰。这为德国海军的强大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同时也说明德国对海权的极端重视程度。

海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上力量的核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荣辱。因此，在海权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十分重视海军力量建设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海军的崛起可以用来和敌对国家进行抗争，另一方面海军进攻性战略从一开始就与德国海军在国内政治斗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最紧密的关系[ 21 ]。然而，当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陆权国家不断提升其海军实力时，势必会引发海权强国的警惕，正如“风险理论”的提出，这将有损同盟体制的建立与巩固，造成树敌过多、孤立无援的境遇。

（三）以潜艇为核心的国家海上作战力量，既会获取海权拓展的胜利，又可能引发因作战能力薄弱而丧失制海权

对德国海军来说，潜艇不仅仅是军舰，更是海上主战力量。面对来自英国海军强大的水面舰艇力量，德国认为潜艇是唯一获胜的手段，空军和水面舰队都是无用的。德国所有的战术和战略都被投注在潜艇上[ 22 ]  152。一战亦或二战中，德国潜艇在海战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德国海上作战力量是以潜艇为核心的。

提尔皮茨非常重视潜艇的战略作用，认为应当大力发展潜艇部队，让潜艇成为海军主动进攻战略中的重要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与德国的海军主力舰队都集中在北海对峙。提尔皮茨将部署在北海的舰队称为“公海舰队”，但基于英德两国都寄希望于用大舰巨炮来夺取制海权，导致一战时英国大舰队凭借地缘优势，从离德国公海舰队基地遥远的斯卡帕湾控制了大西洋通往北海的三条航线，切断了德国的海外交通线，使德国的公海舰队错失很多良机。正因为公海舰队无所作为，因而德国寄希望于潜艇以攻击英国的海上交通线，打破海上封锁。于是，德国潜艇开始在大西洋袭击英国商船，并取得可观战绩。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德国潜艇袭击活动向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迈进，这却迫使美国参战，随后德国潜艇袭击活动逐渐减少，最终基本停止活动。一战中，作为国家主要海上作战力量，潜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得到体现。根据条约第191条，明确禁止德国拥有潜艇。直至1935年，在希特勒“生存空间”理论的推动下，德国与英国签订《英德海军协定》，确定德国可以拥有英国海军吨位45%的潜艇。1943年，邓尼茨任海军总司令，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后，十分注重潜艇力量。不仅如此，邓尼茨提出“狼群战术”。尽管二战后期，在同盟国的联合打击下，邓尼茨无法将潜艇战继续下去，可潜艇一直是德国海军最得力和最有效的作战工具。

海上作战力量是海军部队在冲突中获得整体战略影响的主要方式。这样的方式要发挥作用，只能是在危机和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整个二战中，德国依靠潜艇神出鬼没地袭击英国船队，导致英国损失惨重。这一方面是由于潜艇数量不断增加，质量有所提高，使德国战斗力得到极大提升;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國潜艇战比较讲究战略战术，容易使对方防不胜防。的确，作为国家海上作战力量，潜艇在德国追求海权的道路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3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地不断创新，仅仅依靠单一的武器装备或作战平台，是无法夺取战争制高权的，尤其是当他国开始使用航空母舰。

（四）军事战略的调整为国家对外政策而服务，既会实现海权利益的延伸，又可能加速国家力量衰退得不偿失的结果

德国在一定时期里，相较于陆权，并不十分注重海权，这主要源自地缘战略综合作用的结果。直至19世纪末，德国的海权才有所发展。因此，德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往往是为其国家对外政策服务的。

在统一之前，德国的海岸线分别属于不同的邦，这就导致海岸线处于分散的尴尬境地，使得要想在这些海岸线、港口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异常困难。唯有统一，才有可能建立德国的大海军。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利益的扩大，让德国拥有了扩建海军的机遇。然而，这一机遇在俾斯麦掌权下被“错过”。俾斯麦认为，德国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一的陆军，倘若此时再进一步扩大海权力量，势必会引起相关大国的紧张，不利于德国的发展，这使德国的陆权曾一度凌驾于海权之上。虽然俾斯麦不太重视海权力量的发展，可基于海外利益的捍卫，他指出德国可以采取结盟的方式来抵御外部的压力。俾斯麦的策略是要在当时德国所处的欧洲环境与格局中“相对安全”地发展国家力量，不能过分地刺激英国，如果一意孤行地发展德国海军力量，即便强行为之，也会被英法海军之间的联合所抵消。因此，在俾斯麦时期，德国海军并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然而，德皇威廉二世亲政后，提出与俾斯麦“大陆政策“截然不同的“世界政策”，宣称：“德意志帝国应该发展为一个世界帝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来开拓海外殖民地，则是世界政策的核心。对此，威廉二世毅然调整德国的军事战略。由此可见，军事战略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国家对外政策服务的[ 24 ]。

自统一后，德国尽管鉴于地理位置的局限，更注重陆权的建设;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为其海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改变国际社会现状，便成为德国的强烈愿望[ 25  ]   3。德国做出追求海权的大胆尝试，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就德国对海权的追求而言，无论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是“先海后陆”，又或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是“先陆后海”，军事战略的调整都是为国家对外政策而服务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海权利益的延伸。然而，过度采用军事力量追求国家权益甚至达到扩张的目的，终会导致“失道者寡助”，国家衰落，得不偿失的结果。

三、德国海权建设的评析

对海洋的控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久发展。“陆战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海洋，如果海军无法控制海洋，那么作战的陆军就难以获得胜利。”[ 26 ]  55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海洋政治环境的变化，海权对国家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海权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在人类向海洋进军的新世纪，海权问题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系统分析德国海权建设的主要特点，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同样都是陆上强国的德国海权，而且对中国海权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提出清晰的切实可行的系统化海权理论，为海权发展提供政策支撑

虽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德国海权的发展并不太顺利，但片面理解海权是导致德国海权发展严重受挫的关键因素。对此，要想发展海权，就必须提出清晰切实可行的系统化海权理论。

德皇威廉二世是德国最热衷于海权建设，并醉心于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领导者。他提出，谁控制大海谁就主宰了世界。威廉二世对海权的偏重，成为德国扩建海军的意识支撑，他潜意识里觉得唯有海军实力第一，才能让德国的触角伸向海外更广阔的天地，打破英国一家独大的格局。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让他在应对海权问题上变得简单、鲁莽，认为英国之所以不将雄狮般的尾巴锁起来，是因为德国还没有一支足够强大的装甲舰队，只有用这样的铁拳重击英国，才能让英国像面对美国的威胁时那样妥协。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以及海军至上主义的“方针”，过于急功近利，非常“不理智”，虽然使德国海军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可却因缺乏系统而切实可行的海权理论，最终导致德国海权之路受到严重的阻碍。不仅如此，威廉二世由于迫切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于是拼命寻找捷径，任命提尔皮茨主持海军建设事务，并通过大规模军舰建造计划。如果说威廉二世是海权的推动者，那么提尔皮茨就是具体的执行者，他们一同推动德国海权的发展。然而，提尔皮茨试图以绝对安全的策略来实施全球称霸行动的“风险理论”，却是建立在假想的基础上[ 27 ]。提尔皮茨忽略了当时德国已经是欧洲路上强国，其陆军号称世界第一，这本身已经引起英国、法国、俄国的担忧。如果德国再进一步追求拥有一支能对它们造成严重威胁的海军力量，那无疑是在加速反德同盟的形成。提尔皮茨在空想的思维下，采取非此即彼的方法分析对手，无疑是相当冒险的，并且不切实际地实施了海外贸易与殖民领地的称霸全世界的理念，没有系统长远的规划，只是应对当时所面临的困境或是为海军的崛起寻求的理由，注定失败。

在战争中的策略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大局的正确把控下，多个策略融入其中，以应风云之变。在长期的愿景基础上，德国并没有准备好与强国竞争，不仅未尽全力，而且在海权与陆权之间摇摆不定，倘若能下定决心，那德国可能开创新的局面。为此，制定一套清晰的切实可行的系统化海权理论是开拓海权的基础和必要前提，能为海权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撑。

（二）建设具有均衡性多平台作战力量的海军，为海权发展提供技术平台

尽管在德国海权发展过程中，海军力量的建设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过于注重“量”的提升或过于倚重某种特定作战装备的发挥，效果并不会太理想。因此，要想发展海权，就必须建设一支具有均衡性多平台作战力量的海军。

19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海权发展日益凸显。在威廉二世的支持下，海军将领提尔皮茨在其第九备忘录中对德国海军战略作出了规划，认为取得制海权，就可以借助这种优势向敌人的沿海发起进攻。提尔皮茨的“风险理论”过于强调战舰的数量，虽然加大力度建造主力舰，可并不重视速度与作战半径都强于主力舰的巡洋舰，认为巡洋舰只适用于解决殖民地争端和镇压当地人起义，不能给德国带来有效的制海权，忽略了真正的战时情况，不仅使德国海军受到严重打击，而且导致德国的战败。由此可见，海权力量的建设仅靠“量”是不够的。

不仅如此，如果过于倚重某种特定作战装备的发挥，也是无益于海权力量发展的。在一战、二战中，德国潜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但正因为看到了潜艇的作用，而又过于夸大了这种作用，导致德国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战，是世界第一的海上强国——英国，同世界第二的海上强国——德国进行的海上决战。德国海军凭借自己技术以及装备上的优势以无限制潜艇战应对英国的海上封锁战略，尽管这两种战略各有千秋，可战争的结局是以英国海上霸权受到明显削弱，德国海上强国梦破灭而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海军雷德尔提出旨在重建海上力量的“Z计划”，并于一开始取得不错的战绩。只是，随着战事的发展，海上交锋逐渐转变为吨位战，而德国潜艇数量在战争爆发时是当时世界海军列强中最少的，幸亏邓尼茨采取“狼群战术”，加上先进的通信技术，才取得了一定的战绩。但德国潜艇战却愈发的力不从心。这主要是基于盟军破译密码，“狼群战术”受到极大限制，潜艇也损失惨重。虽然后来德国采用XXI和XXIII级潜艇，这属于德国的一级潜艇，也是世界上第一种完全为水下作战设计、而非以前为攻击和躲避水面舰攻击才下潜的潜艇，其厉害程度不言而喻;可这对战局并未起到太大作用，德国潜艇仍然损失惨重。由此可见，过于依靠某种装备力量，而没有相应的支撑，到了作战后期，不仅容易遭到集中性打击，而且容易成为袭击的对象。不仅如此，以二级海军力量为例，如战列舰舰队要想使它们具有战略用途，不但需要它们拥有能够消除敌方自由使用海洋的能力，还得以积极的目的使用海洋。而德国的远洋舰队在很多时候根本无法承担其中一项任务，更不用说两者兼具了。海军力量本质上就是战略得以实现的有力工具，它必须与现代技术相适应，要在各种层次的冲突中积极灵活地发挥作用[ 28 ]。海军力量的建设更应侧重于均衡性多平台的发展。

尽管德国意识到海军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可盲目扩建军事力量，甚至把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倾注于特定的作战装备，而忽略科技的发展，最终得不偿失。这注定着没有制空权的德国海军在整个大战的海上作战中不可能大有作为。为此，建设一支具有均衡性多平台作战力量的海军是制胜关键，也是建设海权的力量保障。

（三）确保海权建设与国家地缘态势协调发展，为海权发展提供安全保证

德国以欧亚大陆作为海权基地的建设，使得它成为世界帝国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正如“谁控制了东欧谁就能以此作为基地，继而控制全世界”。然而，对于德国这样的陆上强国而言，忽略地缘战略环境，过于注重海权建设，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要想发展海权，就必须确保海权建设与国家地缘态势协调发展。

1914年前，德国曾试图通过某种快捷的方式实现其统一欧陆、称霸全球的梦想。就海上霸权而言，德国海军深知潜在的对手是英国，由此提出“提尔皮茨计划”。其实，对于德国這样的陆上强国，不可避免地拥有一些不利的海洋地理因素。提尔皮茨认为，海权的建设可以使德国摆脱狭隘的欧洲大陆情结，但却对真正的海权思想理解不够透彻。从地缘战略来看，英国是德国唯一可以与之达成相互谅解的欧洲强国，较长一段时期内英国都视俄国为最大的威胁。然而，德国海军的迅速崛起，对英国的海上霸权构成挑战，使得德国与英国的关系产生了深深的裂痕。英国海军大臣积极部署，成功掌握世界海洋的五大关键“锁钥”，终于欧洲大陆上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一触即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海上封锁下，美国的参战更加使得对德国的封锁意义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德国通向大洋的两条道路——北海和波罗的海，被英美牢牢控制。海上封锁最终导致德国政治上的动乱。实际上，海军思想家魏格纳曾主张，德国需要夺取挪威、设得兰岛（位于北海与大西洋之间的离岛）、奥克尼群岛（苏格兰北方沿海32公里处）、冰岛以及其他通往大西洋的门户，可这却遭到鄙弃。由此可见，海权力量的延伸与地缘态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德国这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要想获取海上霸权，就必须适应国家地缘态势的发展[ 29 ]。

就地缘处境来看，对德国的崛起非常不利。德国居于欧洲的中央地带，素有“中央之国”的称号，在其北面是大陆内海波罗的海，并隔北海与海权强国英国相望，西面是欧洲大陆强国法国，南面是阿尔卑斯山脉，东面则为地跨欧亚大陆的陆权强国俄罗斯。东西两面是广阔平原，边界易攻难守，以至于德国的边界一直变化不定。三十年战争后，法国面临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英国包围的形势;普法战争后德国统一，就立刻成为四战之地，被俄罗斯、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包围。从地缘政治格局上看，德国位于欧洲大陆区域的中心区。周边强国环绕，外交回旋空间大，扩张空间却小。由于四周相邻皆为强国，德国崛起之路异常艰难。实际上，根据德国的地缘政治特点，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是有利于德国崛起与发展的。然而，威廉二世却选择向海洋扩张，未充分考虑到当时德国所处的地缘态势，导致崛起之路受挫。虽然在纳粹上台后，地缘政治理论被接纳，但却成为德国实行侵略扩张主义政策的重要思想武器和策略依据，使德国再次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将德国引向了灾难。为此，确保与国家地缘态势协调发展，才是一国海权建设之安全根本。

（四）培塑开拓型的民族性格，为海权发展提供价值评定

德国是历史上著名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在神圣罗马帝国光环萦绕下，德意志民族内心深处树立了强国和民族兴盛的理念，形成了服从性、严谨性和纪律性的民族性格[ 30 ]  79。然而，在经历多次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德国的民族性格极易被煽动，出现两面性。因此，要想发展海权，培塑开拓型的民族性格尤为重要。

18世纪中叶之前，欧洲大陆上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德国，邦国间的战争、教权与皇权的争夺、缺少中央王权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德国统一的障碍。直至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才建立起来。随后，威廉二世利用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发挥德意志民族和人民的巨大潜能，抢夺资源，扩张侵略，争夺欧洲和世界的霸权，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失败后，德国被迫签署《凡尔赛和约》。可由于《凡尔赛和约》过多考虑战胜国的利益分配，使得德国国民产生极强的抵触和反感情绪，造成德国民族复仇主义、军国主义、极端右翼势力的兴起，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祸根。德国纳粹法西斯产生于民族感情受挫的土壤上，这种挫折极易逆反成为一种民族复仇主义;而纳粹分子一直坚信“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有权支配这个世界，因此要把“生存空间”作“无限的扩大”。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与战争，充分诠释了德国在崛起过程中军国主义与民族复仇情绪的交织[ 31 ]  166。

由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德国统一的过程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困境，特别是德意志民族构成中的“分崩离析”性。“德意志民族是多民族的最特殊的混合”，“德意志人自己并不存在，他处于形成之中，他在发展他自己”[ 32 ]  3。这就是德意志人精神世界的多重性和矛盾性，在此基础上凝聚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特性。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在人类精神世界的地位是普遍认同的，而这种理性和逻辑思维的背后，往往包含了通向极端思维的隐患，这个特性恰恰影响着德国的发展。在德意志人和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都是“德意志”与“非德意志”的较量，表现为“统一”和“分裂”相生相克的斗争。在精神层面，德意志民族越是渴望统一，他们克服这种“分裂”的尝试也就越强有力，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渴望，促使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产生了异化的民族主义，从进步的民族主义变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成为克服“分裂”的唯一手段。德国在创造辉煌物质文明的同时，亦终于走上了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实行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向外扩张争霸的内外政策。为此，培塑开拓型的民族性格对一国海权的发展担负着价值导向的作用。

四、结 语

就海洋地缘环境而言，德国身处封闭的出海口，周边强邻环伺，海洋物资短缺，并不太适合向海发展，陆上强国更匹配。然而，随着海洋权益的拓展、国家利益的延伸，以海兴国对德国而言至关重要。尤其是當德国出现崇尚海权的统治者，民族情绪被调动，民族性格被激化，追求海权势不可挡。但事实在海权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并不顺利，可却又有其独特之处，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德国海权的建设，对中国海权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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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好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