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圆，危怀安，李旭彦

(1.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北京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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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列在“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领域重点任务的首位。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创新载体，已成为孵化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源头企业的战略工具，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以下简称“孵化器政策”)作为助推科技企业孵化器(以下简称“孵化器”)创新发展的制度动力，直接影响其行为导向和功能发挥，对我国创新发展进程具有潜在影响。纵观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30多年发展历程，中央和地方层面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加大孵化器支持力度，积极营造良好创新创业发展环境，科技企业孵化器遍地开花，孵化体系日臻完善，孵化绩效十分显著。科技部火炬中心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共有科技企业孵化器5 206家，比上年增长7.4%；在孵企业216 828家，比上年增长5.2%；累计毕业企业160 850家，比上年增长15.4%。以色列得益于高效完善的政策体系，拥有全球最强的创业孵化器[1]。因此，全面掌控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的宏观走向，深度剖析孵化器政策横向差异与纵向演进特点，并细化对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的量化评价显得极为迫切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共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进行了研究。程郁等[2]构建多层传导的政策绩效评估框架并运用三阶段联立方程组模型，实证考察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孵化服务的激励效益，以及孵化服务对孵化企业效益的传导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