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花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粮食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生命线，与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关系甚巨。抗日青年高鲁在1939年的日记中记载，其同志自制的干粮袋上写有“宝中宝”三个字，[1](p5)颇能体现战时粮食之意义。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生存与发展无疑是以解决粮食问题为基本前提的。山东远离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自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深入敌后发动民众组建武装起，活动经费、部队给养都要独自解决，与中共在华北其他各省的情形显著不同，这也意味着粮食获取并没有相应的经费支持，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已有相关研究只是在论述合理负担政策以及根据地财政问题时对中共在山东的粮食工作有所涉及，对救国公粮的征收仅作政策和效果层面的简略考察。①主要成果有朱玉湘主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稿》（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朱玉湘：《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政策》（载《文史哲》，1985年第5期）；唐致卿：《山东抗日根据地合理负担政策述论》（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中共的粮食获取除直接的征收工作外，囿于战时环境，还辅之以军事及政治的反抢粮斗争、经济方面的反封锁以及有效的储藏保管等，相关内容已另文专门探讨，参见王士花：《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粮食保卫战》，载《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但是政策规定往往并不等同于实践。在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环境中，在斗争形势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日伪不断的“扫荡”“清剿”“蚕食”及经济封锁下，中共在山东不同区域是怎样获得粮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