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诚

[摘   要]人伦道德规范是家庭文明的灵魂。我国经历先秦、汉唐、两宋三次重大的社会变迁和主流家庭伦理规范重建，形成了中国古代家庭文明传统。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社会性质和结构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中国文化改造中，家庭文明变革因“破之有余，立之不足”导致了传统严重断裂。党的十八大以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上升到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地位，明确主流家庭和厘清家庭伦理重建的基本问题，构建新的人伦道德体系，已成为家庭教育变革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家庭教育;家庭伦理变革;主流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以婚姻和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自然形成的生命共同体。家庭存在于社会中，社会变迁影响家庭结构、家庭文化、家庭伦理变革。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品德培养，其内容和方法是基于亲情伦理角色关系展开的，旨在培养、教育每一个家庭成员成为明人伦、知礼仪、行孝道、循规矩、守家风、有责任的合格家庭角色，为其走入社会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打下基础。本文从历史视角检视我国家庭变革的基本脉络，旨在有益于认清今日家庭新变化、新问题，明确家庭教育变革对促进家庭伦理重建的作用。

一、社会主流家庭演变与人伦学说变革

任何社会的家庭伦理学说，都是以主流社会家庭人伦关系为参照的。中国古代以儒家主導的家庭人伦学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

商周奴隶社会因私有制和世袭制的发展，诞生了奴隶主贵族大家庭。西周时期，或因分封属地不同等原因，推动了具有共同高祖的若干氏族与贵族大家族逐步分离，开始形成了新的相对独立的氏族。为了维护贵族统治，在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中，伊尹、周公已十分注重贵族的家庭教育。如周公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文）王延德，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意为神道不可靠，必须注重人道，王子的道德修养对于巩固文王开创的国祚永年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贵族的家庭教育以德为主，其次是统治术。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体力和脑力劳动分离的现象，以智力和武艺为职业的士阶层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特别是儒、法、道、墨学派，在论述家庭人伦道德时，主要是以贵族大家庭（或兼及士阶层）的人伦关系为参照的。儒家纲常伦理学说的这一特点十分明显，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架构，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是不切实际的。

自孔子开始，汉唐儒家讨论人伦道德的著述与言论，淹灌于经史子集，在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中随处可见。尊亲、忠孝、仁爱、礼义等是人伦道德的主要内容。儒家学说注重家，也注重个体，承认个体需要自己的情感生活和伦理生活，也需要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

家，是最具温情的生活依托和生命价值依托，具有支持个体生活和价值实现的功能，不仅能为个体提供最源初的情感即“亲其所亲”“尊其所尊”，而且为家庭成员通过修身齐家路径获得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实现创造了条件。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以“亲亲”与“尊尊”来概括殷周之际的大变迁，以生活中最富亲情的家庭人伦关系“亲其所亲”与“尊其所尊”作为周代以降中国文化传统的两大根本原则。这两大根本原则，正是春秋时期儒家学派阐发的人伦道德学说的逻辑起点，促进了中国文化主体精神由崇尚“神道”“天道”转向崇尚现实社会的“人道”。

孔子学说充分体现了以家为本的“人道”精神。他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理。[1]”以爱为本质的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基础，筑牢人伦道德秩序是构建社会秩序的起点和落脚点。孔子的“仁爱”思想，由“泛爱众而亲民”演绎出“天下一家”的美好愿景;由“亲亲”情感积淀为“孝”，移孝作忠，将政教合一体现在“修齐治平”的过程中。儒家学说完成了基于家庭而超越家庭的完整而高尚的生存价值体系构建，奠定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的基础。

秦汉时期，士族势力得到快速发展壮大。汉初儒家着重“礼制”问题探讨，在描述周朝礼乐制度以阐述中央集权需要的礼制原则的同时，将“家礼”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针对士族势力上升的发展趋势与问题，基于儒家伦理学说的基本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旨在维护中央集权的“三纲五常”理论。其中“夫为妻纲”和“父为子纲”对家庭人伦关系作了重新定位，把家庭人伦道德规范与封建集权“忠君”政治结合在一起，使人伦关系的温情关切演变成冷漠的奴从。

汉朝建立了察举制度，士族阶级得到尊崇。至东汉后期，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世居高位的家族，其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此形成了以宗族为纽带的享有特权的门阀士族。门阀士族作为新型的主流阶级，享有特权，把持政权，世代为官，严格等级，标榜门第，构成了主导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大控制力。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理论对士族问题具有针对性，但无实际控制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得到发展。此时的士族，称谓很多，诸如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门阀，是门第和阀阅[2]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

曹丕代汉称帝后，始兴“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对改变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在西晋时，九品中正制为士族势力控制和利用，中正一般只关注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才实学，选择人才几乎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选举制度的腐败，造成两晋的门阀士族普遍无视教育，治国人才严重匮乏。

自东晋末至南北朝，门阀士族势力开始走向衰落。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形成了崇尚老庄的风气，玄学成为显学，佛道得到发展，儒学主导地位式微。玄学以道家为宗，注重清谈，游谈无根，奢靡风气日盛。尽管士族家庭也有各自的家庭教育（如东晋王、谢两家十分注重文学、书法、武艺），但对人伦道德的礼义廉耻、气节德操却比较淡化。

延续到唐末，门阀士族势力在黄巢起义中被彻底瓦解。尽管士族门阀制度消亡，但门阀制度文化根深蒂固，深远地影响了唐人的心理和门第观念，以及家庭、家风、家教文化传统。为振兴儒学精神，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古文复兴运动。苏轼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3]”

二、传统大家庭治家原则的新阐述

延至宋代，科举取士取代了士族世袭制，尽管科举不是唯一的取士途径。众多寒门子弟籍助“学而优则仕”的遴选机制登上政治舞台，士大夫文人阶级日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为重建家庭伦理，两宋理学家用了近三百年时间作了深入探讨。儒学振兴自韩愈发其端绪，至北宋欧阳修、范仲淹、张载、周敦颐、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颐、程颢等相继持久发力，初步完成了儒学世俗化的改造，为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等人完成宋代理学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其中，关于传统大家庭治家原则的论述，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所编的《家范》最具代表性。

《四库全书》说：“自颜之推作家训以教子弟，其议论甚正，而词旨泛滥，不能尽本诸经训。至狄仁杰著有《家范》一卷，史志虽载其目，而书已不传。光因取仁杰旧名，别加甄辑，以示后学准绳。”南北朝末至隋朝的颜之推，关注到士族家庭衰落后的家庭教育变革问题，撰写有《颜氏家训》，但不能本于儒家伦理学说。唐代宰相狄仁杰注重家庭人伦道德建设，撰写了《家范》，可惜著作遗失。司马光就用狄仁杰的旧书名，另外著述，以为后世提供治家的准绳。司马光编撰的《家范》，其参照和服务的家庭显然是士大夫文人之家。

在社会主流家庭发生历史变革的背景下，司马光编《家范》十卷共十九篇，系统阐述了封建社会大家庭的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书中引用了许多儒家经典中的修身治家格言，收集了大量歷代治家有方的实例和典范，定位了家庭伦理角色关系与社会功能，成为一部修身齐家的典范之作，被宋、元、明、清士大夫文人之家尊为家教经典。

《家范》的首要贡献是定位了传统大家庭教育的功能与地位。针对古代社会制度一贯奉行的男尊女卑传统，司马光为突出女子地位，明确提出了在家庭伦理关系结构中“以内为本”即以母亲主内的治家原则。此外，还提出了一家人“交相爱”的原则，即“亲其所亲”“尊其所尊”。《家范》在序言中引用了《周易·家人》的《彖传》：“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庭成于婚姻，男女合才有子女;家庭人伦关系始于夫妻，故明确夫妻关系、夫妻责任分工是治家的基础。司马光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何为齐家？简而言之，就是以四大原则正家道。

一是“正夫妻”。即端正夫妻关系，“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明确夫妻齐家教子的责任分工：女主内，男主外。家庭主妇要管理好家庭内政，当好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的贤妻良母;男子负责家庭生活的物质生产、挣钱糊口，参加社会活动以及完成赋税、徭役、差役乃至应征从戎征战沙场等。

二是“正规矩”。即建立统一的家庭行为规范准则，孩子遵从父母之教，家人服从家长管理。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阐释道：“易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安有严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顾者乎？虽非父母，当时为家长者，亦当咨禀而行之。则号令出于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治矣。[4]”治家、理财、教子，贵在行有规矩，居有法则。家庭虽小，治家亦有道，这就是家政管理实行集中统一原则。该原则要求一家人共同生活，尊老爱幼，长幼有序，财务公开，集中分配，厉行节约，不能自以为是，各私其私，擅蓄私财，或者因财产分配不公而同室操戈。大家庭的教育必须立有家规家训，教育内容、方法、目标、特色以及评判标准必须统一，以养成良好家风。

三是“正人伦”。即让每一个家庭成员按照家规家训要求，明确自己在家庭人伦关系中的身份、地位、责任与义务，修养心性，循规蹈矩，做好自己。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根据家庭人伦关系，对不同的角色必须遵循的礼节，诸如儿子如何事父母、媳妇如何事公婆、如何对待亲友兄弟等都作了详细说明。人伦道德教养都要落实在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务之中，“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5]，绝非空口说教。

四是“正礼法”。即在教育与生活中训练孩子坚持以礼法搞好物质分配的能力。《居家杂仪》讲：“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谓掌仓廪、廐库、庖厨、舍业、田园之类;授之以事，谓朝夕所干及非常之事，而责其成功。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6]”正礼法也是家庭教育原则，旨在使人伦道德教育与具体的家礼、家规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具体的教育内容、方法、规章制度符合“义”的原则。在司马光看来，“男女之别，礼之大节也”，这是人伦的本义。《礼记·礼运篇》讲：“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不论是聚族而居，还是分家而治，一个家族的老老少少都要守住人伦道德底线。一家之内，无论同辈还是上下辈，无论是母子父女之间，还是兄妹叔嫂之间，“男女有别”是人人必须遵循的人伦道德底线，牢固树立性别角色意识，分性别教以家庭角色知识并培养相应的能力，即是促进人性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修身齐家的基础。

三、传统家庭变革与人伦角色定位

家族，是传统大家庭本质的重要表征，它是族源人口繁衍而形成的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联合体。从家族中分出若干小家庭，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是，古代小家庭的生存发展又需要大家族的庇护，而通过认祖归宗保持亲情联络，是家族教育绵延不断的缘由所在。

古代社会传统大家庭聚族而居，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在夏朝，就已经出现了家。三千多年以前，为区别族源，便于国家管理和树立家族归属感，诞生了以族源为主要标志的姓氏。中华姓氏是传统文化中生命力最旺、凝聚力最强、感召力最大的人文情结，是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基石。西周时期姓氏制度日趋完善，中国人的姓氏见于文献的有5 662个，其中单姓3 484个，复姓2 032个，三字姓146个。中华汉族姓氏诞生于西周的超过90%。姓氏对人口繁衍具有积极意义，西周建立有同姓之间不许通婚的婚姻制度，其原因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在宗法制度下，因嫡庶亲疏之别歧出了大宗、小宗，姓与氏开始分离，所以家族与宗族往往是同义语。聚众而居的大家族，源自始祖择地生存。经过几代人的发展，从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的大家庭形同一个小社会。在今天的中国各地，仍有同姓人口相对集中在同一区域的现象，可借以追溯大家族发展的历史痕迹。虽是源自一姓的大家族，但长期维持聚族而居是有困难的。一是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区域狭隘性和生产资料达到极限，势必出现人口分流;二是因宗法制度规定有亲疏贵贱、尊卑等级，家族内部因阶层固化也促进了人口以小家庭方式不断裂变。纵观中国家庭发展史，由原始部落走向氏族，由氏族进入国家后再分裂为大宗小宗，直到大家族分裂为以婚姻为基础的小家庭为止。社会越发展，人口越增长，家庭规模就越趋小型化，人伦关系也越趋简单化。

先秦时期，贵族、门阀士族大家庭是社会家庭的主流形态。聚族而居的大家庭普遍存在。如西汉末年光武帝刘秀的舅舅樊重，治家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经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乃至开广田土三百余顷。[7]”发展到宋代，聚族而居的现象因门阀制度的毁灭而走向消失。宋太宗时，唯见宰相李昉一家，“子孙数世，二百余口，犹同居共爨（cuàn），田园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禄，皆聚之一库，计口日给饼饭，婚姻丧葬所费，皆有常数，分命子弟掌其事。[8]”

鉴于家庭规模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为赓续家族文化传承，宋代欧阳修、苏洵等人首创家谱、族谱，希冀基于姓氏溯源，弘扬家族文化传统。此外，因社会生产力发展，虽然大家族分家而治，但以家族为主体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受到重视。以祠堂、祖茔等为载体，以传承家谱、家训、家风和先祖创业精神为内容，为保持亲情联络的聚族而教蔚然成风，这对巩固家族文化、高扬忠君爱国精神和促进家教家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范仲淹是宋代首倡聚族而教的先行者。他出身寒微，入仕之后，持家节俭，将自己和儿子的俸禄积攒下来，为祖籍苏州的范氏家族购置义田、建义庄、办义学，让范氏家族家家户户紧密联系起来，有难互相帮助，重视人才培养，以致人才辈出，代有名臣，成为当时士大夫的榜样。此外，吕氏家族，先有吕蒙正、吕夷简两代为相，至吕公著首创“吕氏家学”，不仅让吕氏子孙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进士层出不穷，而且家族教育立规严谨，家教与家学紧密结合。至南宋时，与朱熹齐名的吕祖谦横空出世，吕氏家学大放异彩。

自古以来，家庭教育以“明人伦”为根本。何谓人伦？即体现在角色关系之间的互动规则。因为家庭人伦关系是由家庭成员的多种角色在交互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每个生活在大家族中的个体，在不同场景遇到不同交往对象时，要根据辈分和性别扮演相应的角色。按照现代社会学的理解，家庭角色是家庭成员和谐共处的基础，是个体身份地位的外在表现，是有关个体的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也是家庭成员对处在特定地位个体的行为期待。

随着家庭变革，重建人伦道德，定位角色属性，规范角色关系成为社会需要，司马光着力于家庭角色定位。《家范》着重讨论的角色有三系17种。即祖、父、母、子、女、孙;叔伯父、侄、兄、弟、姑姐妹;夫、妻、舅甥、舅姑、妇、妾、乳母。很明显，这些人伦角色分属三系：一系是血脉嫡传的家本系，从祖父到孙子;二是以叔父分离出的旁系，属于近亲;三是以夫妻为本向内、向外展开的人伦关系，根据主体角色划分为内亲和外亲。家，是由人伦关系构成的道德共同体，在家庭生活中，每个人总是根据自己的交互对象认识自己的角色。在交往中，不同的角色有相应的行为规则，所以“治家莫如礼”。

在《家范》一书中，司马光立于家庭教育，提出了上述家庭成员的角色定位，其中对祖、父、母、子、女的阐释最为着力。例如“祖”，“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祖辈总想为子孙留下产业，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孙，以礼法齐其家，积攒家财反而害了子孙。因为子孙并不尊重祖辈创业精神，只是眼红遗产的分配，为争遗产打闹不休，甚至到官府争讼者大有人在，最后家族四分五裂。此外，只重积攒财富，“盖由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9]。司马光认为遗子千金，不如教子读经。

又如“父”，父子之间贵有礼有节。父教子要有义方。何为义方？司马光借石碏谏卫庄公之语说：“自古知爱子不知教，使至于危辱乱亡者，可胜数哉！夫爱之，当教之使成人。爱之而使陷于危辱乱亡，乌在其能爱子也？人之爱其子者多曰：‘儿幼，未有知耳，俟其长而教之，是犹养恶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顾不多哉？又如开笼放鸟而捕之，解缰放马而逐之，曷若勿纵勿解之为易也！[10]”司马光以历史为鉴，警醒父母对待子女不宜偏亲偏爱。鉴于当时中年丧妻现象比较普遍，他主张为父者要为孩子负责，最好做到丧妻之后不娶后妻，因为续娶后妻者，家庭人伦关系复杂，矛盾滋生，极易败家。

再如“母”，以慈为怀，但慈母多败子。“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11]”母教要从胎教开始。对于儿女的抚养，母亲最细致最投入，但要把握“爱之以教”的原则，从细微处严格规范孩子的言行符合道德，注重习惯养成，让孩子躬行孝道，老老实实做人。

司马光认为，家是由亲子血缘亲情凝聚而成的“交相爱”的生命体，亲情是家庭特有的情感，天下父母心都是满满的爱子之情，所以齐家必须坚持“爱之以教”的原则。他尤重母亲的慈爱与教育对家庭建设的主导作用，通过引用曾子、颜之推的治家教子之道，列舉孟母等数十位贤母教子的典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母亲在孕育、抚养、关爱、教育子女及助其成德方面的特殊地位与作用，论述了母亲不仅关系一家子女的德性修养，而且关系一家族乃至国家的成败兴衰的道理，提出了家庭教育以母爱为基础和注重提高母教能力的观点。

《家范》内容极其丰富，其可贵之处，在于系统地阐释了家庭教育原则，即人的社会性是在人际关系中体现的，家庭人伦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对人伦关系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能力培养，是做人教育的基础。家庭教育在于教育每个人当面对其他人时必须明确自己的角色地位、责任和义务，其言行举止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要遵照约定俗成的礼仪礼节规定为人处世，言行举止合乎礼法，这就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与任务。

四、现代家庭变迁与家庭伦理重建

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封建帝制，开启了由政党领导国家革命与建设的新纪元。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文化由传统推进到现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希望，中国文化建设有了向导。

1.新文化运动与家文化改造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率先举起反帝反封建大旗，以民主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展开了全面而猛烈的清算，无情否定封建礼教和文言文，在当时既有其必要、合理的一面，也有过激、偏执的一面。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等人曾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对当时中国文化改造的全盘西化论、国粹论进行批判，提出对古今中外文化加以审查、检验，批判地吸收其有用的东西，进而加以革命性改造，由此变成推动社会改造与进步的精神力量。这一观点，与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是一致的。

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惊醒了国人的民族文化自觉。时在北大任教的钱穆出版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在自序中说，辛亥革命后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以高调全盘西化为时尚：“言政则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国情政俗相恰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业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12]”

钱穆认为，主张全盘西化者，患在不知中华民族文化是曾多次因“同化”了外来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不明中华民族文化具有遇险再生的无限原创活力，也不问西方文化与我国国情政俗是否相互融合，以为只有斩断宋明元清文化传统之根、割断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直接融入西方文化体系才能救中国。这是民族文化自信心彻底丧失的表现。因此，钱穆主张，唯在国难当头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才是战胜外来强敌的精神力量，只有坚守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传统，“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让中国文化焕发出自身固有的再生能力，才是中华民族走出困境的正确态度。

在今天看来，钱穆的中国文化观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诉我们：“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成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3]”仅从家庭伦理而言，中国家庭有几千年的发展史，绵延不断，薪火相传。今日的家庭本质、家庭伦理、家庭生活、家庭功能、家庭文化、家庭教育以及家庭人际关系变迁，不仅积淀了几千年的文化底蕴，而且深深地刻下了近百年文化演进的年轮。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潮中，激进派提出“打倒孔家店”，指斥封建礼教“吃人”;批判宗法制度下的家族家规家法，主张以婚姻为基础的小家庭从封闭的大家庭桎梏中解放出来;批判包办婚姻，崇尚婚姻以爱为基础;批判“夫为妻纲”礼教，反对女性裹小脚，提倡女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由此促进了中国家庭观念、婚姻观念、生育观念、性别角色观念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对中国女性解放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在强调个体社会性、以爱为婚姻基础的同时，传统家庭中父母的责任被忽视，契约定义夫妻关系，快捷离婚便于财产切割，使爱情同质亲情的传统彻底失传，由此导致中华传统家庭文化出现严重断裂。在今天我国家庭、家风、婚姻、生育、女性等观念的积极和消极方面中，由五四文化思潮种下的善恶因果，已然可见。

2.社会变迁催生家庭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本质的制度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家庭制度和家庭教育模式。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农村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缩减，粗放型大家庭被精致型小家庭取代，多子重养、亲情伦理至上被少生重育、物质享受至上取代，且家庭规模与结构、人伦关系、生活模式、家庭功能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网络在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家庭的部分生活功能、教育功能、社会功能以及亲子功能向市场溢出。因此，传统家庭的概念已经难以定义今天的家庭和家庭人伦关系了。

对于家庭变革而言，城镇化是中国家庭制度的一场伟大革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原有省属地区行署几乎都调整为市，大城市、特大城市、都市圈的快速崛起，促进大量农村人口、农村家庭向城镇转移，由此催生了中国家庭制度发生重大变革。

加强城市化进程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和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14]”“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1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由缩小城乡差别转向城镇化建设的方式，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双重变化是剧烈的，带动了生活方式的空前变革。

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发表讲话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家庭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新变化。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16]”

这段话十分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发展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住行的个人和家庭用事实体现的经验来确定的。城乡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家庭的基本功能依然存在，家庭教育变革不仅体现在生活模式上，更要体现在家庭文明建设的伦理本质上。家庭具有社会功能、生活生育功能、经济功能、文化教育功能等基本功能。发挥家庭的多种功能，旨在促使千千万万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3.主流家庭引领伦理重建

家庭教育变革绝非是盲目的，明确指导思想是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论述，为我国新时代家庭教育变革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古代家庭文明构建了中华文明的根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继承性、迭代性和更新换代的内在逻辑。深入分析和明确当今我国家庭变革的基本问题，准确判断今日社会各阶层的家庭基本特征、主要矛盾和问题，从中找到主流家庭，然后着力于主流家庭伦理重建以引领全社会家庭文明进步，是当今家庭教育变革的新课题。

重建新时代家庭伦理，是一场家庭文化革命。马克思说：“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17]”何为今日中国社会的主流家庭？怎样的主流家庭才能代表中国家庭发展的方向？主流家庭如何担当起引领中国家庭伦理重建的重任？这是当今家庭教育变革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以财富占有量划分社会阶层是世界通用的方法。我国正处于由穷变富的快速发展中，人均GDP已超過了一万美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中产阶层的人数迅速壮大，2020年已达1.09亿，居全球第一，其中百万富翁人数达232万。由于我国具有以家为本的家庭文化传统，大部分人的财富是以家庭为单元拥有的，所以中产阶级主要由“中产家庭”组成，其人口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中产家庭”的数量只能说明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拥有财富的阶层并不等于是“革命阶级”。恰恰相反，当今家庭教育变革的重点和难点，正是“中产家庭”如何从整体上提升家庭人伦道德水平，改善家庭生活方式、人伦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提升家庭精神生活品质，涵养正能量的家国情怀。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是引领和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而建设文化强国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锁定的应有之义。

在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党员干部，以践行立党为民宗旨代表着“革命阶级的存在”。党员干部家庭特别是领导干部家庭，无疑是当今社会的主流家庭。从中国官本位文化传统看，不管领导干部家庭是否承认或是否愿意接受，不仅国内人民群众要从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来判断领导干部是否廉洁奉公、是否堪作社会道德的表率，就连国外媒体对此也很关注，并且领导干部职务越高，被关注度越高。客观上，我国领导干部不是一种职业、一种工作，而是贴上了道德标签的新文化建设者。《礼记·表记》云：“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已矣。”领导干部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最具观摩和评判意义的道德实践，其建设能力如何，不仅关系自家人是否幸福快乐，而且关系社会道德风尚的好坏，关系政党和国家道德水准的高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家庭前途命运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围绕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家庭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我们着眼于以优良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发挥优秀党员、干部、道德模范的作用，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18]”这是对领导干部家庭作为主流家庭的肯定。他又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19]”这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示范作用的期待。

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值得人民信任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系列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党风政风有了根本性好转，涌现出一大批新时代优秀党员干部、道德模范。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牢固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于教育，构建和谐社会于基层，追求更高质量更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于家庭，必须从领导干部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入手，以此筑牢中国文化根基，重建家庭人伦道德体系。

我国新时代家庭伦理道德体系建设，主流家庭教育担负着变革的文化使命，除合理继承弘扬中国传统家庭美德之外，还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如何呈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内涵;如何建立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家庭人伦关系;如何构建家庭与社会共建共享的全民道德教育体系;如何筑牢中国家庭文化自信，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如何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提振中国人的节操、诚信、志气、骨气、底气;如何树立以人为本的家庭观、生育观、价值观，让文化强国的目标落实到每一个家庭，确保亲情浓厚、和睦稳定、责任担当、优生优育和下一代健康成长;如何推动人们在为自己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生活品质、提升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

我国已进入新时代，家庭教育变革面临新课题、新任务，重建家庭伦理道德体系，任重而道远。伟大的时代正在呼唤伟大的精神，正在呼唤具有标帜性的家庭教育样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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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A].苏东坡全集[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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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3-4.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15][17]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29.

[16][18][1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责任编辑 王永丽   校对 郭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