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近年来活跃，自己作品写得好，在大学教写作，带的学生也了得。她的学生渡澜一出手，就让文坛眼睛一亮。学生好，是因为老师好。

安宁的文字不陌生。做编辑，看她的散文比较多，小小说还是第一次读到。这三篇小小说，按照作者构思，是“小城”系列中的三小节，可视作小城的三张面孔。

中国的县城，过去一般都被叫作“城关”。城关是一个什么地方呢？由都而府，由府而州，由州而县。到县一级，就是城关，但政不下县，皇权逐步辐射蔓延，到城关这里停住了脚步；广大乡野，由庄而村，集村为镇，沿着官道乡道，阡陌纵横，最后又汇集到城关这地方，再不走了。城關，是皇权的尾巴，也是乡村社会的上限，两厢会合，构成独特的城关风景。于是，生活在城关的人，大抵务实，大抵卑微，也大抵会闪转腾挪，也大抵看人脸色，也大抵随波逐流。当然，也会因为沾了皇权末梢的光而小小得意，也会如阿Q一样自我解嘲，以消极抵抗应对不时袭来的种种不幸与不公。即便是家国观念，也会被演化为台上“公子落难，小姐养汉，丫鬟捣蛋”之类的戏文，宏大叙事也将是另一番释解与演绎。即便在城市化步伐加快的今天，城关的种种特质，也如同包浆一样附着在生活细部，古色斑斓。

后来因为县县有城关，乡镇一级重名过多，全国遂统一更换方域地名，“城关”两个字就在地图上彻底消失了。城市化浪潮席卷，县城一级虽然反应迟钝，慢半拍，总还跟得上。城市的光鲜与黯淡、城市的便捷与麻烦，还有深纳于城市街巷的温情与吊诡、现代都市的光鲜与疼痛，都一点儿不糟践地影射在县一级城市那里，真个是换了人间。“城关”这个名称就显得落伍，更名也是必然。在我的印象里，“城关”远不是一个地理名称，更像一种文化存在。“城关”今天已然不能承载富有现代都市气息的光怪陆离和熙攘繁盛，但“城关”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真的就彻底消失了？显然没有，只是，它过去所包含的一切，都被置换为别的东西，以另外的面目固执地存在下来，遍布生活日常。

正如小说所写。《求婚》，那个在派出所上班的小户籍员老陈；《人言》，那个一时暴发最终身陷囹圄的阿永，以及卑微谋生的父亲与母亲；《烧烤摊》，灵活而自得的烧烤摊摊主，拥有一点点小权力的李总，还有跟班的小伙子。杂色人等，都值得玩味，他们身上那种“城关”味道如此熟悉。老陈、阿永、父母、烧烤摊摊主，还有李总、小跟班，他们哪一个的心理不呈现出“城关”的文化底子？

说远了，说小说。

安宁的几个小小说，结构得简单，但每一篇小说阅读之下，会想起布列松、马克·吕布他们的街拍照片，小小一个表情、小小一个动作、一个凝固的场景，呈现出来就是大场面和大震颤，是所谓“决定性瞬间”。《求婚》中的老陈一心想找一个理想伴侣，但女子一表白，吓得他落荒而逃。一男一女，男的端坐，女的给他侍弄头发，两人接谈，两人试探，接着女的表白。一男一女对着镜子说话的瞬间，虽然没有明确写出来，但场景会透过阅读呈现得明明白白，男女心里的波波澜澜让空气都瞬间凝固了。《人言》中的母亲说起阿永倒运之前，老是念叨给父母新买了房子，絮絮叨叨，像抓着救命稻草般自我安慰，掩饰的是大祸临头之前的崩溃心理。而《烧烤摊》呢，呈现了李总仗着拥有堂皇的小手段，去要挟和敲诈别人，自鸣得意地坐在烧烤摊前的表情，以及最后小跟班终于摆脱李总的控制，可以大模大样放心地吃烧烤的情景。人物的不甘与胆怯、善良与脆弱、抗争与宽容，还有世态的冷漠与温情，透过一个一个定格瞬间一一呈现出来。

长篇小说，用的是减法，把繁复和混沌的东西抽简再抽简，力求准确、明确和层次分明，有时候不惜大刀阔斧地砍伐。唯此，方能有大构架，呈现大气象。而短篇小说呢，则用的是加法，一个小情节，放大再放大，在细节处撕扯出足够的丰富，足够的细腻。小小说似乎更难，篇幅所限，它成立，它完成，更多依靠这样的“决定性瞬间”，定格，然后收束完成。我想，作为一种特殊文体，它的魅力也在于此。

安宁得之矣。

[责任编辑 晨 飞]

鲁顺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著有《380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的北方农村和农民》 《天下农人》《潘家铮传》《朱伯芳院士传》《山西古渡口》《礼失求诸野》《送84位烈士回家》等，获得赵树理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