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谎言媒体”和“被收买的记者”两个关键词为主线分析德国在西方“新闻自由”的背景下，媒体发挥其应有的监督等职能时存在的一系列困境和悖论。同时，借助德国资深媒体人吕德斯揭示的美国操纵和影响西方舆论的五种方式，分析德国媒体为何在若干重大议题上都呈现出追随美国所设置的报道框架和基调的现象。总体来说，德国媒体缺乏对媒体形态属性的正视，德国政治经济社会诸多基本条件的制约使得它一方面既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所在国的官方行政力量和政党政治博弈之外，另一方面也不可能自外于资本的力量以及市场无形的手，因此难免会有少数几家媒体巨头对舆论和话语权形成事实上的垄断。

关键词：德国媒体；“谎言媒体”；记者；新闻自由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6-0095-03

美国上一任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后真相”（Post-truth）成了一个西方媒体中常见的概念，围绕所谓的“假新闻”（Fake News）的众声喧哗，折射出了西方国家有相当一部分公众对主流政商学界精英的不信任、对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反叛、对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反思[1-3]。在德国，这一现象突出表现为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以来，德国社会围绕所谓的“谎言媒体”（Lügenpresse）的争论。

二战后，联邦德国（即西德）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督导下建立起以美式民主为模板的《基本法》，该法第一章“基本权利”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了联邦德国境内的言论自由（Freiheit der Meinungs？u？erung）和新闻出版自由（Pressefreiheit）权利：“人人有以语言、文字以及图画自由表达及传播其意见之权利，并有自一般公开之来源接受信息而不受阻碍之权利。应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和广播与电影电视的报道自由。不得设置事前審查制度。”

作为德国宪法的《基本法》于1949年5月23日正式颁布实施，并在统一以后的德国继续作为国家基本大法发挥重要作用。此后的数十年间，德国媒体一直积极标榜其“多样性和新闻自由”，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严肃时政刊物《明镜》周刊更是以其擅长“扒粪”的调查报道被形容为“民主突击炮”。

然而，爆发于2015年并延续至今的难民危机，让人们对德国媒体数十年来引以为傲的公信力打上巨大的问号，媒体作为社会的守望者，竟无一人在总理独自作出“大门洞开”的决策时发声质疑，导致短短一年内就有上百万名身份不明的难民涌入德国，造成了社会矛盾尖锐、民意两极分化、极端右翼政党坐大等诸多问题。德国极右运动“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PEGIDA）和极右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者更是直斥德国自由派媒体为“谎言媒体”（Lügenpresse）。

本文以这一关键词切入点，分析德国媒体公信力在当今时代遭遇的挑战、面临的困境以及存在的悖论。

一、难民危机与“谎言媒体”现象

据格林兄弟编撰的德语词典考证，“谎言报纸”（Lügenblatt）一词最早出现于1871年，意为“蓄意传播不实信息的报章”。这一词的变体“谎言媒体”（Lügenpresse）于2016年正式被德国最权威的杜登词典在线版收录，释义为“受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影响而隐瞒或是捏造信息，从而操纵公众舆论的媒体，尤指报纸和杂志”。

以《明镜》周刊为代表的德国媒体，在德国民众心目中曾是不畏强权、捍卫公共利益的代名词。但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之初，它们却未能及时指出联邦政府决策中存在的程序缺陷。

2011年以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下，叙利亚爆发了持续多年的武装冲突，导致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在此前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武装干涉利比亚等事件亦在西亚和北非地区造成了大批难民。这些逃离家园的人从海路穿越地中海、陆路穿越巴尔干地区的两条路径前往欧盟国家寻求庇护。

在大批难民抵达德国与奥地利边境的背景下，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015年秋季出人意表地作出了对新抵达德国的难民“大门洞开”的决定。而就在同年7月，默克尔还在一场电视节目上针对即将被德国当局遣返的难民少女表达了“德国无法全盘接受所有难民”。2015年、2016年两年，有超过100万的难民涌入德国，使得德国成为吸收最多新难民入境的欧盟国家。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社会一开始对难民表现出了欢迎的态度。一方面，战后在深刻反思纳粹罪行的基础上，德国主流社会接纳了西方左翼的自由开放、包容多元、文化多元主义等价值观，对新来的寻求庇护的难民抱有一种同情态度；另一方面，德国人口严重老龄化和人口出生率极低的现实亦令德国官方大力宣扬新来的难民中“不乏工程师和医生”，可以帮助德国社会渡过人口危机。这一时期，德国大街小巷最常见的一句标语是“Refuges welcome”（欢迎难民）。

然而，德国公共舆论氛围和民意基本盘的转折是2016年的跨年夜，当科隆出现严重的群体性侵事件后，德国国内民意急遽分化，极右翼持续活跃。“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从东德各州蔓延至全德国。成立仅数年的极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2017年9月大选一举蹿升至国会第三大党和最大反对党。

在这一背景下，“谎言媒体”不仅成了多次爆发的反默克尔、反难民游行参与者的口号，亦成为德国媒体从业者和在德外国记者关注和研究分析的对象。

2015年底德国知名民调机构Forsa受德国《明星》周刊的委托展开了一项抽样民调，结果显示，在随机选取的1002名受访德国成年选民中，近一半（44%）的受访者认同“谎言媒体”这一说法，他们认为，德国的大众媒体机构是被来自国家高层的力量所“操纵”的，是在带有目的地传播不实信息。

二、“被收买的记者”与德媒公信力悖论

在法规和理论上，德国媒体似乎应当是捍卫民主、监督政府的利器，但在实践中，德国新闻和互联网媒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新闻管控、言论审查[4-5]。例如，2008德国之声华人记者张丹红因为在接受采访时为中国辩护而遭到德国之声停职，德国之声给出的所谓停职理由是张丹红“没有维护德国之声一贯坚持的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

这种看似正当的理由的背后实际上是张丹红作为德国媒体员工的“内部新闻自由”受到了侵害。在德语语境中，“新聞自由”这一概念首先是指“外部新闻自由”，也就是媒体机构免受外部影响、干预和指令自由行使其报道权的自由。与此概念相对应的是“内部新闻自由”，即媒体机构内部作为个体的记者或编辑，在行使其工作职责、表达意见和观点时，免于在总编辑、发行人、出版商或媒体所有者等方的压力下受到具体内容层面或政治层面的限制的一种自由[6]。简言之，外部新闻自由调整的是媒体机构与外部环境（政府、民间社会、企业等等）的关系，内部新闻自由则是调节媒体机构的员工与机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

又如，在涉及难民犯罪和移民恐袭等新闻报道中，主流电视台德国电视一台的网站常常选择关闭新闻的评论功能。

在一些关系到德国核心利益以及其与盟友同盟关系的事件中，德国官方更是不惜直接施加影响。2014年，德国主流媒体《法兰克福汇报》著名记者乌尔弗柯特作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决定，他选择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并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被收买的记者》的自述体书籍。他坦承了自己长期收受贿赂，为西媒进行具有偏向性的不实报道的真相，并表明西方很多记者都这样做过。

在机制层面，德国政府发言人体系中的“旋转门”机制（媒体负责人可以担任联邦政府和各部委发言人，反之，这些发言人卸任后也可以去媒体任职）让政府可以有效对主流媒体负责人施加影响。默克尔现任发言人斯特凡·赛博特此前便曾长年担任德国电视二台黄金档新闻栏目《今日新闻》的主播，其前任发言人则在卸任后回到德国公共广播联盟（电视一台的公法主体）担任主席。

作为德国两大公法电视台之一的德国电视二台亦提供了鲜明的例证。截至2021年7月16日，该台代表公众利益的评议机构电视委员会（ZDF-Fernsehrat）共有60名成员。尽管电视台宣称该委员会完全独立于经济或其他利益之外，但在当前的60名成员中，仍有多名来自政界或具有党派背景的人士，如现任联邦环境部长舒尔策（社民党）、梅前州国务秘书戈伊（社民党）、黑森州国务部长克洛泽（绿党）等。

与此同时，媒体集团化发展、资本高度集中，亦造成德国舆论趋于单一化。德国市场上发行量位居前列的两家报纸《图片报》和《世界报》，以及受众广泛的N24电视台（现称“世界台”）都隶属于德国施普林格媒体集团。而德国报业将近一半的市场份额都被Axel Springer媒体集团等少数几家出版集团占有。

三、德国舆论在重大议题上受美国操纵的两种机制

除了媒体报道自由和公信力受到国内资本等因素制约，德国媒体在从伊拉克战争到叙利亚冲突等若干重大事件的报道框架和基调选择上，也可见到追随美国所设置的议程的影子。

曾常驻中东国家多年的德国资深记者吕德斯在《伪圣美国》一书中指出，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已深深嵌入美国的话语霸权中，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思考能力。他指出，西方媒体多为私人所有，媒体集团的服务对象是权力和财富精英，通过影响选题策划、设置议题时机和构建报道框架进行具有倾向性的报道。具体而言，美国媒体受到五种“过滤机制”的制约，通过对事实进行选择和歪曲，生产出所谓的“共识”来填满公众的头脑。

一是媒体拥有者的意志。多数媒体的拥有者为财团和投资人，因此媒体在运作上必须考虑他们的意志。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财团与投资人指定或影响总编辑的人选，总编辑以下的主管、编辑、记者经层层筛选，在报道上主动贴合集团意志。员工如果选择不配合，就将面临失业风险。

二是外界投资和广告收入。不少媒体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广告而非受众的订阅费用，因此投资和广告客户也成为媒体内容的影响因素。

三是新闻来源。一些利益团体会为了帮助媒体降低获得新闻与报道新闻的成本，刻意窄化新闻来源。当媒体报道一些不利于利益团体的新闻时，利益团体便会切断消息来源。此外，记者采访的专家往往服务于一些财团资助的智库，这些专家为了生计从不偏离所谓“主流”观点。

四是吓阻媒体。一些利益集团可以通过书信、投诉、法律官司甚至是立法行动对媒体进行吓阻。这些措施对媒体伤害很大，很有可能使其丧失广告收入，或者为了捍卫自身权益和形象而在法律与公关方面付出高昂代价。美联社前社长汤姆·柯里曾公开抱怨，美国国防部在全球打造了一个“媒体煽动网络”，让美联社无法坚守新闻原则。

五是极化判断。利益集团有意利用人的心理，将世界简单化、极端化，将复杂问题简化为“好人”和“坏人”的斗争。这种简单粗暴的舆论氛围左右了公众的判断力，使得媒体在报道时无法为“坏人”说好话，也无法说“好人”的坏话。

《伪圣美国》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揭露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在“攻击中国”和“将病毒作为武器”两个小标题下，吕德斯介绍了美国公关机构奥唐奈合伙公司为特朗普团队和共和党开出的拯救选举颓势的“秘方”：在新冠肺炎疫情、新疆、芬太尼等问题上攻击中国，宣称中国“偷走”了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以转移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抗疫无能的愤怒情绪。

2021年7月，吕德斯在与笔者的交流中还专门介绍了美国政客和媒体是如何在香港问题上“带节奏”的：从宣传战的角度来看，“香港”这一话题显然比“新疆”话题更吸引眼球。美国开始以比炒作新疆议题更大的力度支持所谓的“香港民主运动”，西方众多媒体都采纳了美国借助一大批涉华报道所打造的“从武汉到香港”的一整套新闻报道框架。而2020年6月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后，德国媒体也开始跟随这一框架“制裁”中国。德国某大型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甚至撰文对该国那些为中国客观发声的人士横加指责，称“他们让一切变得更糟”。

德国法学专家博喜文（MichaelBorchmann）亦指出，“如果说有哪个国家在通过代理人对德国施加巨大的影响，那么它就是美国”。博喜文举例指出，中国在德国屡屡遭受不公的对待。不管中国做什么，比如在欧锦赛上打广告、在书店里展示图书、在德国报纸上发增刊、在孔子学院讲中国语言和文化，都会被一些德媒指责，说中国想要操纵和破坏德国的政治自主权。相反，真正试图大规模操控德国政治的影响者却从未被提及[7-8]。这些人并非来自东方，而是来自美国，如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该组织每月发布“中国在欧洲”的博客，所发博文不仅报道了马歇尔基金会和德国绿党在反华议案上的合作，还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默克尔总理即将卸任的喜悦，原因竟是默克尔在执政期间与中国保持着理性的关系。该组织还负责运营一个青年领导人才项目，将年轻人送到美国并系统地了解美国金主的愿望和想法。有很多德国人都在那里接受过培训，其中包括多个政党的政治家。

四、结语

本文以“谎言媒体”和“被收买的记者”两个关键词为主线分析了德国媒体在西方“新闻自由”语境下发挥其被主流社会寄予希望的监督等职能时，在公信力、自由度和独立性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困境和悖论。

正如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所指出的，德国主流媒体强调自身的特性是坚守新闻“独立”，这意味着媒体的采编和运作“不受政府干预”，同时采编人员可以“仅凭其良知和信念”作为确保报道内容“公正、客观”的唯一标准，然而从近几年德国媒体对华报道来看，事实上的情形与德国媒体机构所自诩的画面是全然背离的。吕德斯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媒体在报道发生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同类事件时的双重标准：西方世界的“吹哨人”阿桑奇倘若有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在西方媒体上所得到的关注、声援和集体同情的一半，那么他早就已经脱离了英国的监牢，也不用遭到健康被摧毁的打击。

总体来说，乐此不疲地自我标榜“独立”“自由”“客观”“公正”等标签的德国媒体缺乏对自身媒体形态属性的正视，同时，德国政治经济社会诸多基本条件的制约使得它一方面既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所在国的官方行政力量和政党政治博弈之外，另一方面也不可能自外于资本的力量以及市场无形的手，因此难免会有少数几家媒体巨头对舆论和话语权形成事实上的垄断。

参考文献：

[1] 秋平.西方“新闻自由”，只不过看上去很美[J].理论导报，2016（3）：53-54.

[2] 辛自强.对早期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梳理[J].科技传播，2015（13）：19-20.

[3] 刘晶晶，支振锋.西方新闻自由与职业伦理的悖论[J].青年记者，2019（28）：69-71.

[4] 王金礼.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话语与逻辑：从思想自由到社会责任[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6（5）：98-104.

[5] 王少宁.浅析西方新闻自由传统的建立及发展[J].读天下（综合），2019（23）：287.

[6] 倪娜.西方内部新闻自由评析[J].新闻大学，2003（4）：14-17.

[7] 王建峰.“后真相”语境下对客观性新聞理念的反思[J].青年记者，2019（9）：38-39.

[8] 曾彬蔚，刘轶.折戟“白头盔”：舆论斗争的反面教材——“白头盔”从刷屏到臭名昭著引发的思考[J].军事记者，2019（6）：34-35.

作者简介：彭大伟（1988—），男，重庆人，硕士，记者，研究方向：国际传播、中德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