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雨

他的尊严，她必须维护。她紧紧抱着他的衣物，从容走出牢房。他在狱中的日记本背面血迹斑斑，最后一句话是写给她的：“抗战必胜，原谅我，最远的下午茶，我却失约了。”

如果没有遇到杜重远，才貌超群的侯御之也许会过一种迥然不同的人生，而不是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然而，她不抱怨，不后悔，因为，她嫁给了一个爱国者，他们没有愧对祖国。

不传消息只传情

日俄战争后，旅顺与大连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爱国青年都在苦苦思索救国之路，杜重远也不例外。1917年，他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决心实业救国。留学几年间，他多次组织留日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日本归还旅顺、大连。

被杜重远的赤子之心打动，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加入进来。队伍里，一个容貌出众、气质典雅的少女吸引了杜重远的视线，在集会和演出中，她歌声悲壮，指挥有力，将抗议活动推向了高潮。他记住了她的名字：侯御之。

那时的侯御之远近闻名。她生在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从小接受西方教育，上学后连年跳级，8岁已经小学毕业，并考取了官费留学。在日本，她接受了贵族礼仪教育，不仅门门功课第一，能讲七国语言，还极富音乐才华，唱歌剧、指挥、演奏钢琴，“凡有聚会，必震惊四座”，被各国外交官尊称为“公主殿下”。

相识后，侯御之经常去听杜重远的演讲，参加他组织的请愿活动，这个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青年令她钦佩不已。意外的是，她收到了他的表白信。她比他小14岁，恋爱为时过早，拒绝理所当然。杜重远却很执著，书信一封接一封。

学业完成后，杜重远回到沈阳筹资创办了肇新窑业，逐渐取代了日瓷在东北市场的垄断地位。他还得到张学良赏识，并与之成为挚友。短短几年，杜重远就成为工商界著名人士，他被推举为沈阳市商会副会长。

杜重远的救国理想深深影响了侯御之。她放弃了擅长的音乐，选择攻读法学博士，以求将来能为祖国挽回丧失的权益。1932年，侯御之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婉拒日本高等学府的邀请，她回到北平，一边撰写《刑法学》，一边在燕京大学和冯庸大学执教。

有一天，她的宿舍窗下飞来一只雁形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只传情”，背面则是“我在这里等你”。

等她的人正是杜重远。两人曾一度失去联系，她在日本发愤学习时，他正身处惊涛骇浪之中。因肇新窑业蓬勃发展，逼得日本瓷厂销量锐减，在抗日洪流中，他又始终走在最前面，日本人恨他入骨。沈阳沦陷后，肇新被霸占，他也被通缉，被迫流亡关内。辗转中，他结识了周恩来，在其鼓励下，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撰稿，以笔为枪呼吁抗日。

命运安排他们再次相遇，杜重远的爱国壮举终于打动了侯御之。订婚仪式上，张学良送来一枚心形金盾作为贺礼，并致贺词：“我送的这颗爱心，象征着你们永结同心，也代表着我们万众一心，复我河山……”

菊残犹有傲霜枝

日寇不断进犯，婚期一推再推。意识到在侵略者面前，法律不过一纸空文时，侯御之离开讲台，和杜重远一道奔赴危难中的热河。

1933年3月，从热河归来后，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禮。一个着礼服，一个披白纱，才子佳人珠联璧合。

借着结婚，杜重远购买了一套豪宅，实则是为爱国人士提供活动场所。新婚第三日，他便离家参加救亡，只留下她一人面对庞大而陌生的环境。六亩地的花园，上千平方米的大宅，经常造访的各界名流、达官贵妇，这些都令一向潜心学问的侯御之无所适从。

在电话里，在信中，杜重远一次次引导妻子：“要利用这些聚会多做宣传抗日工作。”

同年年底，杜重远创办了《新生》周刊，吹响抗日号角。白色恐怖下，侯御之协助他修改、编发稿件;他奔走三地开办瓷厂，她帮助他筹集资金。尽管聚少离多，但他的赤诚、崇高越来越令她仰望，时间和离别只能让他们靠得更近。

1935年，《新生》刊载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不料引起轩然大波。日本人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要求国民党封刊捕人。

杜重远入狱后，侯御之不顾身怀六甲，顶着骄阳酷暑，日夜奔波营救。“夫在冤狱子在腹”，她用多种语言译出洋洋万言《抗告书》，刊登在国内外报刊上。“新生事件”震惊海内外，一时舆论哗然。不幸的是，因为劳累过度，侯御之腹中的胎儿流产了。

在狱中，杜重远阅读了大量马列书籍，他分别给张学良和杨虎城写信，希望他们解除误会共同抗日。刑满释放后，他又立即奔赴西安，与张、杨再次商谈。两周后，“西安事变”爆发。

预料之中，以“幕后策划者”为罪名，杜重远再次被捕。押送南京前，侯御之来机场送行。生死难料，悲不自胜，但她仍然克制自己，把时间留给他和同事安排瓷厂后事。被押上舷梯时，他回头看她，凄风冷雨中，瘦弱的她，分明是一丛傲菊。

后来，他收到她的信，信中引用了苏轼的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画楼重上与谁同

1937年9月，国共再次合作，杜重远被释放。然而形势仍然严峻，日本人四处通缉他。谢绝了国外友人的邀请，他决定去新疆。那时，同学盛世才担任新疆省督办，正高举抗日旗帜，广揽英才。受其邀，杜重远想帮助他把新疆建设成抗日基地。

侯御之决心陪他远赴边陲，临行前，杜重远满含愧疚，想要回报妻子。侯御之说：“抗战胜利了，你一定要陪我去伦敦喝一次下午茶！”

杜重远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将学院办得风生水起，深受学生爱戴，威信日高。不料，这引起盛世才的忌恨。不久，盛世才卸下伪装叛变革命，一个初夏的雨夜，一群黑衣人突然闯进杜重远的家。

杜重远被捕后，侯御之和孩子们境况凄惨，“门外设警软禁，亲族朋友不准接见，不准通信，衣食不足，常三五日不得一饱，冤惨恐怖，凌辱备尝”。很快，噩耗传来。一位获释的狱友含泪讲述了杜重远遭受的种种酷刑，字字如惊雷，整整两天两夜，侯御之呆坐桌旁，泥塑一般。所有人都说，她疯了。

三个孩子的哭声唤醒了她，一个3岁，一个2岁，一个尚在襁褓。杜重远为爱国而死，她要为爱他而生。这一年，她才31岁。

直到四个月后，侯御之才收到领遗物的通知。坐在新疆特有的六轱辘车上，她前往监狱。想到他壮志未酬英年被害，她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大雪纷飞中，她仿佛又听到他在说：“困难再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了勇气，巾帼如你，要有泪不轻弹啊！”

他的尊严，她必须维护。她紧紧抱着他的衣物，从容走出牢房。他在狱中的日记本背面血迹斑斑，最后一句话是写给她的：“抗战必胜，原谅我，最远的下午茶，我却失约了。”

从监狱出来，眼泪淌了一路，侯御之倒在了家门口。然而盛世才不肯罢休，他下令将侯御之和孩子们关进结核病院，确定全部感染后，又将他们软禁在家。

靠着一些发霉的果酱，他们熬到了抗战胜利。历尽艰辛，侯御之终于带着三个气息奄奄的孩子回到上海旧居。站在房门前，回想以前恩爱种种，她泪珠滚滚，沉痛地吟出：“画楼重上与谁同？”

全国解放后，在周恩来关心下，侯御之母子四人的生活总算稍稍安定。孩子们已被结核感染，医生曾数次下了病危通知。病床边，她为他们提速授课，用三年时间学完了中小学课程。1963年，在亲友们的惊叹中，没上过一天学的三个孩子，全部走进上海名牌大学。

终于苦尽甘来，侯御之却不幸罹患癌症。时日无多，与死神作拉锯战的间隙，她在小纸片上断断续续地回忆杜重远的爱国壮举，她要讲给世人听。在她协助下，两个女儿汇编完成了《杜重远文集》。1998年，杜重远诞辰百年之际，她满怀思念写下《重远音容伴我生》。

一个月后，在奇迹般地与癌症斗争了18年后，侯御之与世长辞。她最后的叮咛是：“在这远行之际，我想让重远一生为国忘家的事迹，留给后人……”

余沈阳摘自《莫愁·智慧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