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慕

8岁那年，我第一次看到余姐哭。她拿着我期末得到的三好学生的奖状，哭了个稀里哗啦。之后，她紧紧地搂着我，差点搂得我喘不上气来。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一张对别人来说极为普通的奖状，对余姐来说，意味着什么。

余姐生我的时候，已经32岁。

因为难产，产程过长，我生下来时全身发紫，连哭声都没有。虽然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抢救过来，可大脑长时间缺氧，我被确诊为脑瘫儿。

这一消息让余姐如遭雷击。

爸爸和奶奶唉声叹气，愁眉苦脸，他们和余姐商量，这孩子养大了也是个傻子，干脆就别治了。可余姐红着眼睛坚决摇头。

一个半月后我才出院。

回家后的第三天，我吃完奶后睁开眼睛，看了看头顶上的灯。

余姐马上捕捉到了我这一微小的动作，她赶紧抱着我换了个位置，小小的我还是锲而不舍地追着那盏灯看，脸上露出了似有若无的微笑。

余姐见后兴奋地大叫：孩子他爸，快来看，这孩子她不傻，她会看灯了，她还会笑。

余姐坚持要把我留下来好好养大，拒绝了爸爸再生一个的建议。我爸见说服不了她，丢下一句话：要管你就自己一个人管吧。

他果然践行了自己的话，离开了我们，之后，再也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余姐听医生说过，脑瘫儿的最佳治疗时间是在3岁以前，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她打听到北京有一家康复机构对治疗脑瘫儿效果很好，便毫不犹豫地抱着我赶了过去。

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告诉余姐，我还是很幸运的，我的情况是所有脑瘫儿中病情最轻的，如果坚持治疗，起码能够做到自食其力。

余姐听了，一下子信心大增。

在那儿治疗了半年，我病情稳定后，余姐就带我回了西安。

为给我治病，余姐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那时，她已从会计事务所辞职。为了能赚到足够多的钱，她兼了五六家公司的账，常常忙到深夜。

回西安后，余姐又联系到了本地的一家康复医院继续为我治疗。

每天早上5点，她就把我從床上叫起来，简单吃点饭，就带我坐公交车去医院。从我家到康复医院，需要坐15站地，下车后还要再走一段路才能到达，几乎穿越过大半个城市。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要么就是在做康复训练，要么就奔波在去医院的路上。那时我常听到别人都叫她余姐，便也这么叫，余姐居然也笑眯眯地答应了。

她说，这样也好，显得妈年轻。

康复训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最害怕的是针灸，每次扎针都要大哭。

余姐刚开始还安慰我，后来见我哭得厉害，不由哈哈大笑。她问我：你哭了是不是就不疼了？我想了想回答她：还是很疼。余姐说：那你哭不是也白哭吗？还不如省点力气。

我觉得余姐说的很有道理，就咬着牙不哭了。

都说余姐是个狠人，连康复医院的医生都佩服余姐的毅力。

我的康复训练没有停下过一天，哪怕逢年过节，只要医院有人，余姐就带我照去不误。

那时候，跟我一起去做训练的有一个叫小凯的孩子，我们年龄相仿，病情也差不多，每次小凯做训练都哭得死去活来，她妈妈就在外面抹眼泪，一边哭一边说：这孩子太受罪了。

余姐在旁边安慰她，现在孩子受点罪，是为了他以后不受罪啊。

可小凯的妈妈根本听不进去。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凯，她妈妈把哭得浑身是汗的他搂在怀里，一个劲地说：不练了，咱不练了，哪怕妈妈一辈子都养着你，也不让你再受这罪。

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小凯。

几年后，我们有一次在路上偶然碰到小凯和他妈妈，看到我走路已和常人无异，而小凯却需要妈妈搀扶着才能脚尖点着地慢慢走时，他妈妈忍不住又哭了。

我7岁的时候，该上小学了，可学校一听我这个情况，拒绝了我。

那段时间，余姐焦虑不安，她不停地托人找关系，后来，终于有一家校长表示想见见我，余姐前一天晚上激动得半夜没睡着觉。

跟校长见面后，他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了。校长同意让我念书，还对余姐说：你这个妈妈真了不起。

其实，余姐教给我的东西，一点也不比幼儿园少。我们家里的每一件物品上都贴了便利贴，余姐只要有时间就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念。

每天晚上，无论多忙多累，余姐都会给我读儿童绘本。所以，校长问我的那些问题，对我来说根本不难。

开始，学校的老师都不看好我，他们觉得我能跟上学校的进度就已经了不起。可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当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后，我的学习成绩却一路攀升。

余姐其实并不在意我每一次卷面上的成绩，如果我觉得自己已经用尽了全力，那么即使考得并不理想，余姐也不会责备我。

后来我想，这何尝不是余姐对我的态度呢？

上初中的时候，我除了说话语速有点慢，走路时四肢还有些不协调，已经跟正常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可每次上体育课却是我的噩梦，即使我拼尽全力，也跑不赢班里最瘦弱的那个孩子。

当我费力地抓住单杠，耳边却传来班里那些调皮男生的嘲笑：你们看她像不像一只摇摇摆摆的笨鸭子？

那时我已经有了少女的自尊心，每次听到这些话，心里都异常难过。

后来在一次体育课上，有个男生趁老师没注意，在跳远助跑时悄悄绊了我一下，致使我直愣愣地栽在沙坑里，满嘴满脸的沙子让我瞬间崩溃了。

那天放学回家后，我一直闷闷不乐。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已经这么努力地生活了，还是会无端受到恶意的嘲笑？

余姐没有说什么，而是陪我看了一部电影《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看得我五味杂陈，热泪盈眶。

那天傍晚的夕阳红艳如火，美不胜收。余姐搂着我，站在窗前，她说：你看，世界上美好的事情有很多，糟糕的事也难免发生。

如果你总是被糟糕的事所困扰，那么还会有精力去看那些美好的事情吗？从此，对别人的冷言冷语，我再也没有放在心上。

奇怪的是，当我不在乎这些时，那些讥讽的声音反而越来越微弱了。

高考时，我被一所不错的大学录取了。我，一个当初被医生诊断为脑瘫儿，可能一辈子都需要别人照顾的傻孩子，变成了别人朋友圈里的励志对象。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余姐淡定地说：我早就料到了。可晚上，她却成功地用一瓶红酒把自己灌醉了。

后来，没有我在身边的余姐，除了兼职做账，还报了个国画班。她说她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个画家，如今终于可以重拾旧梦了。

我看她视频发来的水彩画，很是像模像样。问她有没有帅老头追她？余姐难得羞涩地笑了：你妈这么有魅力，当然有人追了。不过，我还得再考察考察。

我没有告诉余姐的是，大三那年，我曾接到过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说他是我爸爸，还说要弥补这么多年来他缺席的爱。

我没等他说完就挂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余姐，只她一个就够了。

单明摘自《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