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传飞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肇始于政治学等学科研究领域，该分析框架日益为学界所重视，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其中，来自民俗学、社会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在该方面做了较多的探讨。如郭于华（2000）认为，人类学研究要超越传统乡土社会文化小传统的界限，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民间文化与政治生活及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王铭铭（1997，2000）认为，民族国家在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发展旅游等的同时，也往往为民俗传统的再造提供了空间；Siu（1989）认为，地方政府干部的文化及经济策略导致传统文化碎片的再循环、再利用等。这些研究观察的视角大都集中在“国家-社会”的框架下分析传统民俗自身运作机制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国家力量的渗透与互动关系。在体育学界，陆小聪等（2017）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下探讨了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一些学者从“国家-社会”的视角探讨了地方的民俗体育文化（仪式性体育）的历史变迁，如杨海晨等（2017）以广西南丹黑泥屯演武活动为个案，探讨了仪式性体育在宏大社会变迁中所呈现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场景；邱海洪等（2019）以湖南郴州汝城香火龙活动为例，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角分析了乡村仪式性体育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仪式性体育文化存续的影响。此外，国际比赛中，运动员以国家（地区）为蓝本来想象自己的身体，使其身体已经超越了生物机体的范畴而成为国家（地区）的形象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