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雪晴 孙建江

【摘 要】  “儿童性”是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核心内驱力。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化进程中，对“儿童性”的认知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关系密不可分，彼此推动，彼此促进。创作与出版的实践表明：创作与出版在“儿童性”上的深度融合，是确保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产出的前提。

【关  键  词】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内驱力;儿童性

【作者单位】孙雪晴，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孙建江，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7.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7.005

一、什么是“儿童性”

“儿童性”的核心是“儿童”。儿童除了拥有社会属性，还拥有自身鲜明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化进程中，对“儿童性”的认知有一个提出、强化、深入的渐进过程。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首次提出“兒童的文学”，强调“儿童的”，目的在于强调儿童需要文学;强调“文学的”，目的在于强调文学之于儿童的重要性。中国不是没有文学，而是太“偏重文学”，而儿童向来不被真正理解，“所以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1]。50年代中后期，陈伯吹提出，儿童文学应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2] 。进入90年代后，更多学者对儿童文学中的儿童特质进行了阐释。方卫平认为：“儿童文学活动作为一个过程，总是创作活动在前，文本居中，接受活动在后。但从整个传达、流动和接收的动态过程看，首先是儿童接受心理对创作心理的潜在制约。” “无论从生理、心理、行为，还是从文化背景的意义上去考察，童年现象都远远不像普通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使是儿童的随意涂鸦、游戏，在具有现代科学眼光的人们看来，其中也向我们传递着某些极为隐秘而深刻的生命和文化的内容、消息。”[3]朱自强认为：“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原点。每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和研究者都应该不断审视自己的儿童观。”[4]方卫平和朱志强都强调“儿童”和“童年”之于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即使是以上很粗略的梳理，我们也不难发现，认识“儿童性”是一个过程。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把握了“儿童本位”之于儿童文学的重要性，敏锐，精准，到位，既是对新兴儿童文学特质的认知，也是对新兴儿童文学未来发展的前瞻预判。陈伯吹提出“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虽然他并未就此进行深入阐释，这些主张也没有被当时的儿童文学界所认可，但问题的提出使得儿童文学至关重要，将人们所淡忘的“儿童本位”思考延续下来。方卫平从文化的角度阐释了“童年”的重要性，朱自强则强调儿童文学的“儿童观”，二者不约而同地提出“童年”“儿童”是儿童文学的逻辑“起点”和“原点”，可谓直击儿童文学的核心要义。

由于儿童文学的“儿童性”不是单一孤立的存在，它涉及儿童的心理、生理、思维方式和理解能力，涉及特定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喜好，涉及成人作者对儿童读者接受能力的把握和调适，等等。因此，对“儿童性”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深化的动态过程，同时，“儿童性”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充实的动态过程。儿童文学是伴随着儿童的“发现”而逐渐发展独立出来的文学存在，而儿童的“发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是古已有之的。

在西方，儿童的“发现”可以18世纪中后期卢梭《爱弥尔》的发行为标志;在中国，儿童的“发现”则在20世纪初叶。与中西方的文化史相比，儿童的“发现”要晚得多。有了儿童被“发现”这个前提，才可能产生自觉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萌发时期的“儿童性”与今天儿童文学的“儿童性”当然有所不同，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充实的动态过程。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儿童”来说，其本身也有一个“恒量”与“变量”的问题。“恒量”是指“儿童”这个特定指向是不变的，相对于成人，儿童永远是儿童;“变量”是指“儿童”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始社会的儿童与文明社会的儿童显然不尽相同，工业化时代前的儿童与现代社会的儿童也不尽相同。因此，“儿童”的不同，必然导致“儿童性”的不同。同时，作为一个整体，儿童的心理、生理、思维方式和理解能力都是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提升而不断向相对高阶发展，这也决定了“儿童性”某种意义上的“变量”特点。

那么，“儿童性”在儿童文学中有何表征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以为，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1.“儿童性”是非概念的

这看上去似乎不重要，实则不然。我们很多作者热心为儿童写作，实际效果并不佳，究其原因大多在于概念化、主观化、空泛化。有的作者创作意图十分明确：写自己的童年生活，但问题是，写自己的童年生活未必一定适合儿童阅读，未必属于儿童文学范畴。特别是当作者全然以成年人的方式方法强力展示自己的童年生活时，作品本身的视角就是“非儿童性”的。因此，“儿童性”不是概念，不是口号，也不是外在的赋予。

2.“儿童性”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呈现

说到底，真正为儿童读者喜爱、适合儿童读者的阅读作品，必定是符合儿童心理和生理特征的，也必定是吻合儿童思维特性、接受能力和承受范畴的。儿童心理学告诉我们，儿童的思维活动主要是凭借对事物具体形象（或表象）的联想来进行的。但儿童的活动范围有限，这种有限的活动范围对儿童的思维活动进行了限制。同时，儿童作为社会的一员，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又无不通过多种途径诱惑、吸引着儿童，使其对外界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新鲜感和求知欲。这样一来，儿童为了获得自身活动范围以外的认识，就得超越具体形象进行联想，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此外，儿童的思维活动具有不定向特征，其注意力常常是分散、跳跃的。由于缺乏理性的引导，他们很难对某一事物进行长时间的思考，这就造成了儿童思维活动中意向的闪现。儿童的这一思维特征使他们在做审美评判的时候，往往容易将目标与原因混同起来。

儿童的思维活动还常常带有一种非逻辑性，他们无法对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加以区别，分不清感知到的东西和想象中的东西的界线，往往导致物我不分。在儿童的眼里，现实与梦境是混淆的，无生命的对象与有生命的自我是混淆的，这也是儿童文学中“儿童性”赖以生成的基础。

3. “儿童性”是对人物、语言、故事等在内的综合把握

儿童文学的“儿童性”涉及方方面面，作品的人物可以是儿童，也可以是父辈、祖辈，但无论作品的人物是什么年龄段，都必须是照应儿童思维、儿童认知、儿童理解能力前提下的人物。作品的语言可以是幽默的、明快的、抒情的、凝重的、忧郁的、细腻的、粗犷的，但无论是什么风格的叙述语言，前提都必须是儿童看得懂的。唯有如此，儿童才能理解、享受、破译语言背后的艺术密码。作品的故事可以是正剧，可以是喜剧，也可以是悲剧;可以涉及儿童世界，也可以涉及成人世界;可以情节性很强，高潮迭起;也可以情节淡化，诗意盎然，但无论是何种情形，都必须开卷有益，让人回味，促人思考。

4.“儿童性”是浑然一体的整体性创造

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儿童性”不会自然形成，需要从形式到内容进行精准把握、拿捏和考量。“儿童性”是一种创造，一种整体性创造。创造重要，整体性创造更重要。最饱满、最丰盈、最高级的“儿童性”，一定是各种要数互为支撑、互为补充、互为映衬、互为表里、互为转换、浑然一体的。作品中，局部、个别、细节虽然各自独立存在，但又彼此互联互通互渗，水乳交融，真正拥有“儿童性”的作品，必定是一个独特而又完整的艺术世界。

二、“儿童性”是儿童文学创作的灵魂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一样，在文学性、艺术性上没有什么区别，都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基本规约。但儿童文学之所以从整个文学体系中逐渐凸显出来，以至于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其特殊的受众群体所决定的。这个特殊的受众群体有着明显的受制于心理和生理的年龄特征。儿童文学如果失去“儿童性”，就无法成其为儿童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性”就是儿童文学创作的灵魂。

我们不妨就《绿珍珠》和《有鸽子的夏天》这两部长篇做一些剖析。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20年出版了汤汤长篇童话《绿珍珠》，出版前，出版社曾两度邀约评论家、出版家在北京和上海进行“批评前置”研讨，就作品最为重要的“儿童性”进行整体评估。在研讨中，与会专家直言不讳，畅所欲言。这些意见涉及主题呈现、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叙述逻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其中不乏尖锐之音。作者汤汤在消化、沉淀和思考后，再次全身心投入作品的修改中。这次修改不是普通的细枝末节的局部修改，而是彻底的大修改，将原来的第三人称叙述直接改成第一人称叙述。人称叙述的改变，决定了视角的改变，而视角的改变则意味着原来内容有的已无法纳入文本，既有的叙述文字需要推倒重来，这实际上等于重新创作一部作品。

一直跟踪汤汤创作的评论家钱淑英这样评价这部作品：“叙事人称的变化，给作品带来了全新的面貌。通过主人公念念的娓娓诉说，读者可以真切感受到绿嘀哩的善良与天真，他们的心里无法产生真正的恨，这是作家在角色定位上的一个重要转变。……汤汤在人物的重新塑造上用足了心思，除了绿嘀哩的性情设定，对木木的性格描摹、童安和爷爷的心理刻画，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或扩充，童话的情节结构、逻辑线索因此变得更加圆融自洽，情感内涵和主题深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开掘……可以说，汤汤用童话在人类和自然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桥，桥的两岸，满是生命的绿意和希望。那一眼珍珠泉，那一片绿森林，不仅是童话的世界，也是人类心里的家园。” [5]显而易见，出版社不仅呈现作品，还对作品“儿童性”的精准、丰满、完善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助推作用。

作品的精益求精，离不开作者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出版社的积极助推和参与。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刘海栖长篇儿童小说《有鸽子的夏天》，同样在出版前进行了“批评前置”研讨。研讨会上，专家们对这部作品提出了诸多中肯意见。正如作者刘海栖所说：“老师们和专门赶去的朋友热烈发言，90多岁高龄的蒋风先生还亲自手书了发言稿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和指教。这些意见对我进一步修改提供了极大的帮助。”[6]

在经由作者再次修改后出版的作品中，我们的确感受到纯正饱满的“儿童性”。《有鸽子的夏天》讲述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贫乏却精力旺盛的特殊年代的童年故事，童年意识由始至终贯穿其间。作品描写了很多孩子眼中别具魅力的细节。如发大水，谁会喜欢？成年人不喜欢，但孩子们喜欢。因为发大水，街上会漂来很多吃的东西，水萝卜、大葱、辣椒、茄子，还有吃到嘴里美死了的西红柿。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格外盼望下雨发洪水”。这是孩子心里的真实想法，是孩子的线性认知思维方式。孩子们去满是河水的街上玩耍、抢菜，二老扁不仅抢菜，回程时还顺走了养鸽大王二米家的煤饼，二米找二老扁对质。二老扁说：“凭什么说这是你的？凭什么？你叫它它答应吗？”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已进入死胡同，无法再续。可是，这时新的细节出现了，二米忽然想到自家煤饼上应该都留有训鸽来来回回起飞落地时留下的脚印，便硬是从煤池里扒拉出自家的煤饼。

故事峰回路转，死结迎刃而解。这个煤饼上的鸽子脚印细节没有养鸽体验的人是很难凭空臆想的。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随即，一个新的细节又出现了。二米把自家的煤饼搬回家后，他的妈妈知道二老扁的家境状况，厉声责令二米把煤饼再送回二老扁家，还特别交代二米顺便捎两个窝头给二老扁和三扁。这个细节一下子拓展、充实、丰富了故事的外延和意蕴。面对同一件事，成年人与孩子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二米想到的是眼下，是一和一的对应;而母亲想到的是整体，是家境艰困的二老扁和三扁全家的生活，是一和多的对应。这样一来，叙述学上的“能指”和“所指”就变得可感可触，细节的功能和力量再次显现，这才是精准的“儿童性”和童年意识的展示。

三、儿童文学出版的“儿童性”选择

就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而言，无论其表现形态、呈现方式、推进手段有何不同，都必须遵循共同的规约——“儿童性”。儿童文学出版与创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彼此促就的关系。特别是当出版社充分尊重作家创作规律，与作家在“儿童性”上达成深度共识时，出版的力量和价值就会愈发凸显。

这方面，“大幻想文学丛书”是典型的例子。“大幻想文学丛书”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98年推出，共计15种。中国的儿童文学，即使是偏重于写实的小说创作也不乏幻想因素，如张天翼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宝葫芦的秘密》就运用了类似的创作手法。但客观上说，这方面的作品仍然太少了。唯其少，所以无法形成创作上的共识，更不用说进而成为儿童文学的一种创作潮流。而“幻想文学”是西方儿童文学界20世纪初中期以来发展较快的一种创作类别，不乏忠实读者。对于这一创作类别，我国儿童文学作家、学者自然有所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丹燕提出“让生活扑进童话”，朱自强提出“小说童话”“幻想小说”，班马提出“小说—童话互融”“亦真亦幻”，彭懿提出“Fantasy”“幻想文学”[7]，这是当时学界对“幻想文学”的大致认知和把握。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幻想文学”在中国不是会不会出现的问题，而是在何时出现的问题。具体来说，“幻想文学”究竟会如何出现？是以单册形式出现，还是以丛书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末出现，还是21世纪以后出现？这都无法预设。而这时，作为策划者和组织者的出版社就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正是由于出版社的积极参与，中国儿童文学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聚集一群优质的作者队伍，以相对明晰的创作理念完成过去不曾有的、让人耳目一新的“大幻想文学丛书”。

由于出版社的积极参与，20世纪末我国出现了一批“幻想文学”作品，从而推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大幻想文学丛书”推出后，《哈利·波特》开始风靡西方，并陆续引入中国。此时，我们对“幻想文学”已经不再陌生。如今，回过头来考察这一出版行为及其影响时，我们会发现，出版社恰恰是抓住了“大幻想”这一儿童读者感兴趣的艺术质地——每一个儿童都是天生的幻想家，幻想是儿童的生活常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幻想”融入了“儿童性”，并使“儿童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和诠释。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推出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至2021年已持续出版28年，共计出版作品上百种，持续出版时间长、影响力大。对这套丛书的产生及其影响力，虽然我们可以从历史、传统文化、改革开放、当代儿童文学演进等角度给予阐释，但其中的核心是“幽默”。正是“幽默”满足了儿童的乐观天性，满足了儿童的阅读需求。儿童读者在“幽默”中获得了可触、可感、可品的“儿童性”，而这份“儿童性”又恰恰是作家与出版社所共同期待的。这就是儿童文学出版的“儿童性”选择。

四、结语

“儿童性”是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最为核心的内驱力，它不是外在的标签、摆设和概念，而是真真切切的艺术存在。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化进程中，对“儿童性”的认知是一个不断深入、丰满的过程。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关系密不可分，彼此推动，彼此促进。兒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实践表明：创作与出版在“儿童性”上的深度融合，是产生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前提，因此，“儿童性”之于儿童文学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周作人. 儿童的文学[M]//蒋风.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1. 太原：希望出版社，1988.

[2]陈伯吹. 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M]//儿童文学论文选1949-1979.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

[3]方卫平. 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J]. 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2）：1-6.

[4]朱自强. “解放儿童的文学”：新世纪的儿童文学观[J]. 中国儿童文学，2000（4）：88-95.

[5]钱淑英.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M]//汤汤. 绿珍珠.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

[6]刘海栖. 后记[M]//刘海栖. 有鸽子的夏天.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

[7]孙建江. 出版的力量：从三套丛书看出版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推动[J]. 出版广角，2009（9）：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