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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健康码研发应用看数字治理

2021-10-09李佳婧

群众 2021年18期
关键词:个人信息防控数字化

李佳婧

健康码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因其便捷好用,经地方首创之后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成为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推动生产生活有序进行的“特别通行证”,体现了“数字抗疫”的巨大优势。数字治理是伴随信息技术革命产生的新型治理方式,也是促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路径。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推动数字治理创新实践,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健康码是以数字化推动治理模式变革的典型样本,它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数字治理的美好图景,也为正在进行的数字治理实践提供了诸多启示。

健康码应用体现的数字治理新特点

疫情防控是对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疫情发生之初,从信息上报核验、人员流动管理到保障生产生活,最大的诟病在于各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效率低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健康码应运而生,手机用户简单填报相关信息,后台通过大数据比对后给出“绿码、红码、黄码”,实现对人员流动的动态管理。对比健康码使用前后的防控治理,可以看出数字治理区别于传统治理方式的几个方面。

一是针对全员全域的无差别治理。在我们传统的治理模式中,属地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对辖区居民进行管理并提供公共服务。然而,不同地区治理水平和能力差异巨大,治理方式和手段也有明显差别。在疫情防控早期,基层组织普遍采用手工操作和人海战术,虽然也有地方创新运用了纸质出入证、电子手环通行证等管理方式,但仍然只局限于某个具体地区的部分人群,很难扩散到更大范围。健康码应用打破了属地界限,无论个体身处什么地方,无论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管理水平如何,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能无差别使用健康码,进而实现低成本、高精度的高效治理。据统计,我国健康码覆盖人群已超10亿人。健康码这个数字治理的具体案例让我们看到,技术所带来的一个“微创新”,却在深层次上改变疫情防控的方式和格局。

二是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治理。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如何形成治理合力,是传统治理模式面对的最大问题。健康码的优势在于打破了条线与上下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打通了区域内政府、社区、医疗、交通、电信各部门数据,实现了跨地区跨平台的数据联通,解决了各地区各部门信息采集表单不统一、系统不统一导致的反复报送和数据无法同步更新等问题。当前,管理部门的职能主要是依据管理事件类型来划定,而在健康码的应用场景中,却把每个人作为一个整体,依据个体的相关数据给出二维码。治理思维的转变是数字治理的关键,只有突破传统的治理思维,才能给出适应数字时代的问题解决方案。

健康码应用对未来数字治理的启发

作为数字治理的一个典范,健康码应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未来数字治理的发展。《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指出,由数字技术引发的治理困境成为数字时代新的挑战和冲突焦点,2020年成为人类数字治理元年,数字治理迎来了真正的范式转变。面对数字治理的蓬勃发展,值得总结和思考的是,未来数字治理实践能从健康码的成功应用中得到哪些启示。

明确应用场景至关重要。健康码是疫情背景下人们出行、复工复产的电子证明,应用场景非常明确。反观近几年各地如火如荼建设的智慧城市、智慧大脑、城市指挥中心等,在集成多部门、多层级数据搜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有的却很容易陷入群众感受不深刻、治理效能不明显的尴尬境地。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锚定具体的应用场景。场景是数字化治理的落脚点,数据、技术、平台都是服务于场景的,必须先瞄准场景,瞄准待解决的问题,才能研发出务实好用的数字治理应用。

注重多方力量协同。从健康码的最初研发到后来的广泛应用,都体现了政府部门、互联网平台企业、电信运营商、公众等多方力量的协同。从研发过程来看,健康码首创于杭州市余杭区,区委区政府提出了大致构想,牵头单位政法委和数据资源管理局研究后初步定下了方案,随后组建了由两家科技公司组成的研发团队,仅用一天不到时间就开发出了健康码雏形。在健康码的成熟和扩散阶段,政府拥有公信力,企业在数据运行和存储方面具有优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反馈新的需求和问题,不同主体的良好合作共同促成了健康码的成功。

必须正视快速迭代。在健康码上线初期,全国各地多次出现故障、失效等现象,还出现了老年人和未成年人通过家人申领自己的健康码等新需求。面对新问题、新需要,健康码不断迭代更新,在技术支撑方面不断稳定,在功能方面逐步嵌入核酸检测、接种疫苗等信息。这个迭代过程对未来数字治理的启示在于,没有一步到位的完美应用,只有紧紧围绕治理中的实际问题,在应用中进行调整,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才能打造出务实管用的数字治理应用。

进一步探讨数字治理的未来路径

健康码的普遍使用,也引发了人们对数字治理的深刻反思。一方面,肯定它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发挥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技术主义的突飞猛进有所担忧。治理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在数字治理的未来发展中,必须时刻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运用技术的同时要加关照到群众的感受。

进一步重视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数字化发展加速了我们从“肉身人”到“数字人”的转变,指纹识别、面部识别、健康信息采集等,成为生活中的普遍的应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众对个人隐私的担忧。在数字化时代守护个人隐私,相应的法律法规不能缺位。比如在健康码推行伊始,中央网信办即发布《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重申了数据搜集和使用中的基本原则,明确除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依法授权的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疫情防控、疾病防治为由,未经被收集者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即将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对个人信息的搜集和处理作出了明确规定。

进一步关注技术与组织的融合。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实现技术本身的功能必须依托于与其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就健康码的推行来说,一地一码还是全国一码,需要中央和地方之间协同;牵头部门如何发挥作用,部门之间如何协同,都需要有一定的制度安排。数字治理的实现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既依赖于一个符合现实需要的技术设计,也离不开保障这种技术顺利运行的制度安排。只有这两者能够相互匹配、相互融合,才能发挥技术原本的价值和功能。

进一步明晰数字治理的边界。数据就是资源,健康码的成功应用让人们看到了它未来的更多可能,一些地方政府和运营平台对健康码的功能进行了拓展,如杭州已实现健康码与市民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的互联互通;而在广东的一些城市,健康码小程序也逐步开通了口罩预约等便民服务。在数字治理发展进程中,需要对存量数据资源使用、管理作出明确界定,以进一步提升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這还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朱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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