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棉

介绍我在小村住下的，是一位叫Davide的电影制片人，他平时住在罗马，周末和夏天的时候他会和儿子Michele来小村。他平时喜欢登山、听古典乐，他行动力很强，语速很快，他是我罗马好朋友安迪的好朋友，他一再告诉我：你不会麻烦到我，如果没有照顾好你，这真的会烦到我。Davide没有去过上海，安迪去过上海，但我们不是在上海认识的。缘分真的很神奇，在意大利我也有以前在上海认识的朋友，有一位朋友还写过一本厚厚的论文，关于我的书《社交舞》的。这些年通过几次消息，每次她总是重复地问我Kenny（阴阳咖啡馆的老板）怎么样了，然后就说不出什么了，没有传统通话需要的“再见你好再聊”之类的。在社交页面上还是可以一直看到她在大自然的照片。前几日翻到二十年前的一些信件，看到她在说自己正处于一个困难的时刻……我跟自己说也许这也是在说她的现在。Davide和Stephanie的儿子Michele今年八岁了，Stephanie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美国人，我第一次来小村时，Michele才四岁左右。夏天小村里会来一些孩子，他们会在巷子里跑来跑去，Michele有时会在楼下远远地叫我的名字Kika……我会打开门跟他们聊会儿天，邻居奶奶Anita会打开门来对我们微笑。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去年和今年我就没怎么跟人见面聊过天，这倒并不是因为疫情，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会是个问题，直到这几天，每次打开门跟他们快速聊完天以后，我都会有一种无措的感觉，就好像我越来越不清楚到底该如何与人交谈……

这几天，我无意间在硬盘里看到了一个文件，文件的时间是2012年7月27日，文件的名字是“Spicy Moment”，这是老邓在五原路上的餐厅。我居然还记得当时坐在餐厅的哪个位置，但真的反应不过来这是在十年前。老邓的餐厅已经有十年了吗？尽管我希望所有人都开无酒精跳舞俱乐部和素菜馆，但如果此时我回上海，除了五原路上的功德林，还会去老邓的湖南菜馆。我喜欢那里的氛围，和那里的虎皮煎蛋、南瓜酒酿圆子。这段谈话录音的主线是方可（法兰克）和兔比（谭熠），当时我们都在为外滩18号工作，应该是在外滩18号的某場画展开幕式之后。法兰克是本世纪初时在法国认识的，后来他搬来了上海，曾担任世博会法国馆副馆长。谭熠是出生于湖南的艺术家，在他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岁月里，无数个夜晚我们一次又一次谈论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爱什么是临时性发疯。此时录音里的我一直在他俩周围跟别人聊天，还分别给香格纳画廊的创始人何浦林（劳伦斯）和周晓雯打了电话。在录音里我听见自己问劳伦斯：你喜欢艺术还是生意？有人在问劳伦斯是喜欢艺术还是喜欢生意，有人说劳伦斯喜欢历史，我说我们可以问问劳伦斯……劳伦斯回答说：我喜欢艺术。接着我又打电话给周晓雯，我问她：你是喜欢艺术还是喜欢生意，还是喜欢历史？周晓雯说：我喜欢历史。

此时，2021年的夏天，听着十年前朋友们在上海聊天的录音，伴随着老邓餐厅里的自由爵士，感觉很珍贵。为了听写清楚，我今天发了几段给在上海的小伙伴何若睿（Casper），最后她说：其实这个时代，此时此刻，现在，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艺术怎样作用于心灵，艺术可能体现一点现实，但是最终它是要作用于心灵的。但是当代艺术更多的是作用于“作用”，离心灵很远，所以这也是消费社会的一个问题，但是时不时来讨论一下一切跟心灵之间的关系，这样才会比较健康。

……劳伦斯就像那种在工厂的僧侣，在西方有这样的僧侣，他们在工厂工作。劳伦斯有这种味道，就是那种忘我的、奉献的。

……艺术家的创作跟自己的个人生活吻合，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当然。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你确立了你自己是艺术家，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艺术。

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来自误解。

牺牲是需要的。

牺牲是不需要的。

我觉得艺术家就像演员。

艺术最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画了很多画，但是最受欢迎的那一幅是我最不喜欢的，这个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是观看者决定了……

这个是误解。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想制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最后它们其实是来自误解。

（我听见我在旁边嚷嚷：中国一个收藏家说他买的都是他不理解的作品……）

这不重要的。

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交流。这个交流的结果是理解或不理解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看你的作品，然后他们思考这件作品，这个是有意思的，我最喜欢这一点。而且，“误解”就像是对一个作品的另一种观点。

“误解”是一个空间。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我不了解中国，我只了解中国的古典文学，然后我认识了劳伦斯，我决定要在这个圈子学习……这个时候一个艺术品会有三个人，艺术家、批评家、收藏家。所有的人都会争执谁最懂，艺术家觉得我最理解因为是我做的，批评家觉得我最理解因为是我评的，收藏家觉得我最理解是因为是我买的，我觉得都有道理，这个空间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十几年以前，我每天晚上和铁海在一起，在铁海家吃饭，喝酒，然后我们说韩非子、孙子这些事情，因为他很感兴趣，我也很感兴趣。这是他的角度，这个时候他比其他人更前卫，而且他学习了杜尚……

我听见法兰克谈到了景观社会，说到白居易，好像在说白居易的态度，说到“你就是不相信艺术，没办法了，就是相信艺术是一个游戏……”我在旁边跟人聊天实在太吵了，盖住了法兰克的声音，后来兔比也加入了我和别人的聊天，但是法兰克还在继续：“1980年代的艺术家，他们相信文学，像何多苓这样的……”

我在上海的朋友除了艺术家，还有一些DJ和电子乐爱好者，但是大家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艺术。我们似乎总是在讨论艺术和如何更酷地生活。这些天，艺术家组合“鸟头”在B站连续上传《鸟头世界：音乐篇》，他们依然在听着燥热而经典的音乐。2015年的时候我和鸟头都参加了莫斯科艺术双年展，有一次我们三个去坐地铁，有一刻宋涛跟我说：闭上眼睛，听这声音……“鸟头”是国际知名的上海艺术家组合，曾被威尼斯双年展、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很多一流艺术机构邀请参展，由宋涛和季炜煜两位艺术家组成。有一阵子，总是在很晚的夜里，宋涛会给我发曲子，他发的曲子，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情感上，一律既复杂又完美。我有时会转发到朋友圈，并说明这是“鸟头阿弟”发来的。在欣赏音乐的时候，宋涛有时会给我发他们作品的照片和旅行时拍的照片，有一阵子感觉他们一直在路上，拍摄了大量的自然景观、女性、古老建筑……

我在旅行中的时候，具体来说，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的内容：首先是大自然，各种大自然，这个星球的样子，在有些地方还是能看到一些的;然后，就是所处的国家的历史，就是人在这个星球上的岁岁年年是怎么度过的，一些细节;还有就是此时我碰到的是什么人，在旅行中碰到的一些人。然后这三个板块交杂在一起。人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吧！人很重要，把人放到大自然里一起去看，我觉得会更加有意思。包括拍摄女性，女性对我来说，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吧！对，自然的一部分。

哈哈！

这很重要，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你们去西伯利亚，在火车上你们认识了新的朋友，你们会吃东西，你们会拍照，有一个框架，有很多即兴的事情，你们去接收？

对的。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当最后你们回到工作室时，你们是如何决定哪些部分是作品？一部作品什么时候算是完成了？

拍了就拍了。旅行了就旅行了。然后，拍下来的么事（上海话：东西）到了工作室，伊（它）在技术上也快不起来，它不是数码的，它需要冲洗，需要扫描，需要最后暗房里厢一张张做出来。个么，这个过程全部跑到底，我们拿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可能旅行已经过去老长辰光了。个么阿拉的旅行不断地叠加之后，手里厢的素材越来越多，在某一刻是碎片化和平面化的，没有一个时间线的前后关系的，我们也不在乎这种时间线的前后关系。可能在我的工作桌上，左手拿起的一叠照片，有西伯利亚的风景、意大利的女孩子……可能还有上海的金茂大厦，某些大楼;右手边可能是宜家的儿童区的两个北欧的那种长毛绒玩具，因为它有鸟的形象，所以我买回来要做到作品里;然后面前可能是两把榔头和一大把钉子;可能右手边是一个小盒子，里面是女孩子用来贴指甲的假钻石。这些旅行中的图像变成照片以后，就像这一帖药中的一味药……可能前一秒钟跟小季在工作室大厅里用CD机和功放在放……工作了半小时没有音乐了我突然想起网易里有一些音乐，我用蓝牙和小音箱开始放Iggy Pop……然后有可能是苏州评弹，对，蒋派的评弹……后来我开始在意大利的报纸上临摹，我自己带了毛笔和墨汁……就很碎片化，但是又是，对，就是你说的另一种旅行，从外面的旅行延伸到室内的旅行，是这样，它是连在一起的。

这是2020年3月22日的电话记录，现在听这个录音，尤其是戴上耳机，那里有着悦耳的蟋蟀的叫声，和浅浅的城市的声音。

这声音不会让侬听了老焦虑的吗？

老爽的，大自然的声音。

你能跟我解释一下吗？

就是鸣虫文化呀，就是老好白相的呀！

你太太不会觉得这声音老吵的啊？

她也很喜欢这个声音的。我丈人也养的，但是他只在秋天养。

哦，我的天，你家二十四小时都有Cai Jie（蟋蟀）的声音啊？

差不多。

Cai Jie（蟋蟀）困觉吗？

我也不知道Cai Jie（蟋蟀）困不困觉，它有时叫有时不叫，这跟温度搭介。忒冷它就不太高兴叫了，再冷就死了。

那么侬养Cai Jie（蟋蟀）是一种习惯呢，还是一種概念？侬就觉着要养蟋蟀，来表达乡愁或者对童年的一种回忆？

这个不是的。这个文化是活的，它一直在变化的，身处其中会觉得它有一个巨大的生命力的。

你是指蟋蟀的文化，还是蟋蟀？

根据宋涛的回忆，我们是在1997年上海的一家酒吧认识的，他说我走到他面前送给他一本书，并且只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的书。”在二十多年的时光里，我们大多只在艺术展上见到。每次他们出现在人群中，哪怕看上去像很多天没睡的样子，在我看来还是带着他们特有的那种清澈和真实。在我眼里他们永远年轻，尽管宋涛已是两个男孩的父亲。此时我正听着他俩都喜欢的海菲兹演奏的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并想像着他们刚刚认识时的情形。

宋涛：我们是1998年住校之后才认识的。我记得酒是放在他的一个铁柜子里面。10点钟熄灯，9点50我就坐到他寝室里，坐在下铺。等灯一暗，他就把柜子打开，把酒拿出来。因为，如果灯亮的时候喝酒，管寝室的老师会看到。所以，我们就摸黑喝。我们不说话，只喝。一小杯喝完，我就默默离开。现在想想还蛮诡异的，很莫名其妙，十七八岁嘛那个时候。

——摘自“海浪——历届上海双年展文献及作品展”的PSA午夜电台节目

宋涛生于1979年，季炜煜出生于1980年，他俩都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鸟头”这个名字来自于一次整理图片时，他们为了给文件取名字而随意打了几下键盘，电脑中随即出现了“鸟头”这个词。从2004年他们的摄影集《夏初》到现在，他们持续不断地拍着上海，有人会把他俩看成以抓拍为特点的摄影师，但是摄影不算是鸟头的作品形式，无论那张照片多么动人，都不能被单独作为鸟头的作品。当他们拿起相机同时出现时，那一刻所包含的一切，包括相机的声音、他们的穿戴（仔细看会发现他们穿得蛮讲究的），在我看来处处是戏（艺术）。我有幸与他们一起工作过，2019年我通过微信视频跟鸟头和吴鼎一起，那天我们拍了上海的民谣诗人俞璐和吴极。那以后我觉得他们俩一起拍照其实就像他们俩也是演员，他们可以一起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可以一起出现在电影场景里……鸟头的摄影一律使用胶片和1980年代以前的机器，自己洗印。最终作品呈现在展厅，首先扑面而来的是“鸟头的能量”和“鸟头的氛围”。

季炜煜：首先你要不停地拍，然后你还是不停地拍，不停地拍，不停地拍，最后“不停地拍”对我们来说就变得好像没拍。

宋涛：到《新村》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本影集了。我们在玩相机的道路上更加有所精进……正好撞上一部分新村因为世博会正好要拆，那个位置正是我从小长大的位置。

季炜煜：当时拆房子的那种感觉，就跟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上海拆棚户区的那种感觉很像。拆完之后我们没地方玩了。小学的时候你会路过的一些地方，以前的棚户区，拆掉之后小学生们就进去挖，挖黄沙。因为拆到一半，房子里面会留很多东西，泳装海报啊什么的……过年疫情的时候，我在家里有时间看电影，当时我找了一套杨德昌的电影。我感觉《新村》里面，现在再看的话，有很多生活化的东西，跟杨德昌很像。杨德昌的电影其实很生活化，我去过台北以后，再看这些电影的时候，会觉得他把生活和戏剧结合得很好。《新村》其实里面有一部分有这种感觉。我们当时拍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摘自“海浪——历届上海双年展文献及作品展”的PSA午夜电台节目

鸟头镜头里的上海和世界，带着属于他们的日常情绪，有着强烈的自传气息，他们结合照片矩阵、拼贴、装裱、摄影书等各种对于照片的使用方式，在每一次展览中，他们一次又一次重新构建着那个“鸟头的世界”。近年来他们更加注重作品的装置属性，直觉、神秘、挑衅、严谨、刻意、学院、低幼以及古典汉语、诗歌等等各种混搭切换，就像是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如何对抗虚无，他们通过大量的艺术实践，夜以继日。让我着迷的是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要知道他们是两个人，从2004年开始，他们就约定好了要一直永远合作下去。

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必須要说的是“我们”！“我们”这个单词！它不是宋涛的作品，它是鸟头的作品，鸟头是带有一个阀门的，这个阀门很少有机会打开的，我们是有保险开关的，两个人的工作里天然的有这个保险开关的。

就是说，有了这个开关，你可以拥有更大的放松，是不是？

不是不是，恰恰是我们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们的作品要两个人都点头才算是鸟头的，一般的情况绝对不会出现你说的小说写作里语言的狂欢和泛滥。因为有两个脑子，这么多年来，是互相制约，互相启发，互相挑战，然后认同的一个过程。可能出作品的速度很快，但是这种快速恰恰是建立在大量的积累，如果把那种积累细分的话，那种积累也包括了互相的怀疑、互相的挑战，然后互相的理解，这种整体的、各种各样的可能的角力的过程，最后它是一种积累，然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会发现BonBonBon（上海话）出了一堆作品，BonBonBon（上海话）出了一堆作品，对，在出品之前肯定要有很多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并不是我们真的要去准备什么，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就是在准备了，所以说我们不太会发生你刚才说的那种语言失控的写作结果。我很理解你在说什么，所以我给你的回答就是我刚才说的，鸟头的作品更麻烦的是要两个人都通过。

那最后你们通常都是两个人同时决定作品完成了？

不一定，我们有一票否决权。如果对方从头到尾做了一件作品，我们都会看到对方做完，如果我们不说no，这件作品就成立了。如果任何一个人说no了，那就要修改，或者被废弃，或者推倒重来。

这段话是宋涛2020年在电话里跟我说的，最后我们说到了他在美国红杉国家公园见到一棵已经倒下的2000年的树时，他一边感叹着这是一具巨大的尸体，一边调试老式相机给自己自拍。我们说到了他恐惧的和他好奇的是同一些事情，我们说到了死亡，然后我们又说到了艺术，那一次我们聊得很开心，最后我问：小季在干吗？他说：小季在跳绳，在跳一种很粗重的绳子。现在是2021年，今天小季对我说：“其实最近这两年对我个人来说有几个方面的变化还是蛮大的。首先疫情带来的限制导致了很多思考的空间，有时间和空间发现到自己其实是弱小与无知的。但也有可能自己是悲天悯人无痛呻吟。因为疫情下的世界让自己怀疑自己的判断和所看到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尽量不看太多社交媒体和微博这类东西……所以在工作方面我变得更倾向于自己动手，那样我才能有足够的确认和尝试的空间。而不是有一个‘想法让别人去完成……其实我这几年受我太太影响蛮大的，包括阅读习惯，和对于善和人性的思考。”

在2018年香格纳北京《欢迎再来鸟头世界》的展览中，影像装置作品《有风》是与光有关的作品，位于展厅中间的风车在风力的带动下转动，其叶片上的影像，风车本身的倒影，如幻灯片一般轮番地投射在墙面上，与四周墙上的一系列配以LED灯箱外框的摄影作品《我梦》彼此交织，这些摄影作品如同一个静物剧场，有些是缤纷的食材，有些是可爱的人偶，有些则是艺术家本人的肖像……

其实不单单是《我梦》这个作品是关于“我们”的。鸟头所有的作品都是“我们”化的。归结到概念上就是互相制衡而产生的一种平衡。平衡在鸟头这里很重要。自己很多时候是看不到或不愿意面对一些本质问题的。但是我们这样的工作是需要在很多时候撕破脸不留余地地去质问的。所以当有些问题出现时，有一方从不同的角度去质问的时候，也是自己思考的时候。这样可以帮助个体有完善的思路，而不是一味地“跟着感觉走”。虽然感觉是很重要的，但百分百都是感觉的时候那么也就没有感觉了。不可以瞎搞，说不清楚的那种。年轻的时候可以瞎搞多一点，现在不可以的，偶尔瞎一下OK的。可以疯狂但不要发疯。

我通过写小说可以说清楚怎么“不发疯”，但是艺术我不知道。写小说有时会因为一个设定把自己带入到很难执行出来的技术困境中，然后返回已退路。

所以为了（可以疯狂但不要发疯）这个伟大目标，我们就是要坚持把路子瞄准，两个人的好处是可以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坏处就是可能发展比较慢。

反正我通常死扛到底完成了工作。但是值不值得就是一个有关人生的问题了。

哈哈哈对的，在工作中不断积累和更新自己。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能这样合作，这种结果是迷人的。不错。

聊到这儿我和小季互相发了“干杯”的图片，我发的干杯的酒杯里放着益力多。周末的小村有很多游客，中午去小卖部的时候，想起了北京的南锣鼓巷。立秋之后的天气和光线，应和着宋涛写的：俄都短旅，不期偶会，把酒撒泼，激荡谈笑，胸中真意，互为相照，是夜小雨，晨起风嚎，秋阳耀眼，棉云东飘。

Michele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小朋友，他听我说“我喜欢孩子们在小巷里跑来跑去并且有人远远地喊我的名字”时，这几天就尽量多到我楼下叫我的名字，我想是这样的。我必须不断地练习与他们正常说话，昨天他带来了他的好朋友，六岁的女孩Nora，Nora非常善谈，很放松很美，说着英国贵族英语，我们昨天聊了一会，她说她奶奶喜欢去中国旅行。今天他俩和Stephanie早上起来时，我说我今晚一定要去广场跟他们待一会儿。通过多次的练习，我不再那么关注自己的不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