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潇涵

[摘 要] 信息时代存在教育者权威消解与强化教育对象意识形态教育二元对立的困境。教师知识权威受到挑战、业务水平有待提升、师生交流难以深入，直接削弱了意识形态教育的传播力、可信度以及实效性。教育活动始终围绕教师与学生展开，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加强师生交流、整合讲授课程、重视实践课堂，才能应对教师权威消解带来的冲击，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性。

[关键词] 教师权威;消解;意识形态教育;影响;应对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21） 08-0046-04

权威思想的源头是韦伯的理论，韦伯认为权威可分为传统型、法理型、魅力型三种。根据这一理论，教师权威主要指教师在角色要求下控制或约束学生的权力，分为通过言传身教获得的身份与地位权威、依靠规章制度取得的法定权威与凭借优秀的教学能力享受的专业权威[1]。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使“文化反哺”现象愈演愈烈，即在急速文化变迁的时代，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文化吸收的进程加快[2]。学生主体性与创造性的激发使传统教师长期树立的权威正呈现出消解的趋势，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入使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更为复杂，教师与学生的二元对立困境愈演愈烈。恩格斯曾指出，为了让人类社会实现更好的发展，权威的存在是有必要。在信息时代，破解教师权威与意识形态教育对立的窘境，探究教师权威消解对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是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前提。

一、信息时代背景下教师权威的消解

伴随加速推进的市场经济和迅速演进的现代传媒，处于信息社会的新教师群体与信息传媒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形态，以其开放性与平等性使信息交流速度加快，对教师知识权威造成挑战;另一方面，互联网丰富以及多元化的内容使得学生的需求不断增长，对教师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者，互联网的数字化与虚拟性使部分师生产生“人机实践与交往”依赖，在现实社会中有效沟通减少。所谓信息时代教师权威的消解，主要指信息化融入现代化教育中，教师原本拥有的权力与威信发生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信息共享速度加快，教师知识权威受到挑战

教师知识权威，也指教师专业权威，是指教师在所教领域凭专业之长获得的权威[3]。互联网是迄今为止最能体现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媒介形态，信息共享速度加快，知识也实现快速更新，学生获取新知识的途径将不再局限于课堂和教师，运用互联网技术，多元多样的平台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学生的需求，离开了作为知识核心引导人的教师，学生同样可以获取无限丰富的知识。面对光怪陆离的信息世界，部分老师可能因为职业倦怠和知识水平等原因，其知识量与知识结构可能还没有学生丰富。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认为，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客观事物及其本质的认识总是有限的。正如列宁所说：“人不能完全地把握=反映=描绘整个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总体，人只能通过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景等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4]。”教师所拥有的知识也只是在一定时期对事物近似正确的反映。知识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存在永恒、绝对、静止的知识，一旦学生在互联网获取的信息与接受的知识存在较大偏差，就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知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不再将教师视为绝对知识权威。根据布劳交换理论，学生对教师的期待是教师权威得以产生的触发机制，信息化时代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增多，使学生对教师的教育需要有所减弱，学生就会逐渐脱离对教师的知识依赖，教师的知识权威就会受到挑战[5]。

（二）學生需求多样化，教师业务水平有待提升

从教育学角度看，教师业务水平主要包括课堂教学能力、教学评价能力以及课程资源开发能力等。现代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使学生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学生需要层次的提升倒逼教师提高业务水平，当学生需要与教师业务水平长期处于逆差状态，教师自身的权威就会土崩瓦解。马克思曾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需求、精神需求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求。改革开放前，教育资源是比较贫乏的，学生对教育的需求可能仅仅限于对学校、教室、课本等硬件设施的需要，改革开放后，学生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对文化的软需求增加，特别是对教师的专业要求提高。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学生对教育的需求多样化与教师专业能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信息化时代，多元价值观的涌现使得学生的能动性得到空前发挥，对翻转课堂与实践活动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充满更高的期待;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多媒体、网络课堂等课程资源开发有更高的追求。当前整体的师资水平是能够满足学生需求的，但由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仍有部分教师不愿意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也不具备满足学生需要的条件，一个没有掌握信息技术的教师显然是不能驾驭多媒体的，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使学生的需求与日俱增，一些教师又难以完成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自然难以巩固教师权威，也无法有效实施教育。

（三）侧重课堂讲授，师生交流难以深入

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一直是课堂的中心，我说你听、我教你学是大部分学校采取的授课方式。多媒体技术的引进使大部分教师看到了教育发展的春天，给师生互动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但是也有部分教师过度依赖数字技术，将本该充满生机的课堂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个人秀。教师权威是在师生交流的过程中建立的，教师与学生的平等交流地位虽使师生互动机会增多，但是师生互动不应该仅仅流于表面，不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不进行深入的交流，就难以搞清学生真正需要什么，更不必说巩固教师权威。市场经济与多元价值观加速充斥当今世界，给现代人最大的直观感受就是生活节奏的加快，慢生活不复存在。教师与学生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关系圈，也有自己的任务需要完成，加之信息时代生活步伐加快，学生与教师的有效沟通时间越来越少。一方面，以前的教学课堂，学生人数偏少，教师很容易与学生开展互动，伴随班级人数增加，教师偏重课堂讲授，甚至有些教师过度依赖多媒体技术，将课堂讲授变成两张皮的“人机互动”，难以顾及学生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大部分学生的观念还停留在教师中心论的阶段，在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不高的情况下，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教师害怕学生找，学生害怕老师找，长此以往，教师权威就难以维持。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也存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够产生的问题。信息时代，社会发展步伐加快，但不意味着人主体性的消失，仅仅局限于对课堂把控而缺少对学生的关心，教师的权威地位将难以维系。

二、教师权威消解对意识形态教育影响的内在逻辑

信息时代，教师权威消解主要表现在知识权威弱化、教师业务水平有待提升、师生交流不足。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灌输，我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从逻辑关系上，教师权威消解与意识形态教育两者之间具有密切关联，学科地位淡化、教师引领地位弱化、课堂组织形式单一会削弱意识形态教育的传播力、可信度以及实效性。

（一）学科地位淡化削弱意识形态教育的传播力

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看来，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意识对存在也具有反作用。无论哪一种意识形态都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他们或者满足社会期待或者体现个人要求，在主客观条件成熟后就会转化为物质力量，影响社会进程。教育是一项无形的、长期的投资，短时期内不会见到切实的利益，特别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而言，很难在短期看到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学科地位淡化归根结底是人们的一种意识观念，意识对社会现实也有反作用，正确的认知会为社会发展注入动力，反之就有可能阻碍人与社会的进步。思维方式决定人们的行为外化，凯尔曼的态度分阶段变化理论认为，态度的转变经历了依从、认同和内化的过程。当学校各个学科地位下降，社会的成员为了保持与整体的一致性，就有可能保持相同的态度，时间長了，就会由被迫转为自愿，并且产生情感的因素，从心理上觉得意识形态教育不必要，长期的认同会最终导致个体的内化，从内心坚定某种思想，这将严重削弱意识形态教育的传播力与影响力[6]。

（二）教师引领地位弱化降低意识形态教育的可信度

教师引领地位主要是指教师在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引领地位。任何一种思想传播和教育活动开展，最重要的载体一定是人，离开人的活动都是没有价值的，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就是人，不管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还是参加十月革命后回国的中国农工，人才一直是传播一种思潮最强有力的载体。如果在思想传播的过程中人的因素出了问题，不管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是最大的问题。传播者引领地位受损，受众就难以信服这种思想;受众不接受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成效。意识形态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对人的影响，影响人也就影响了教育取得的实际效果。意识形态教育是一种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发挥各个学科教师的合力，培育能够担当复兴大任的青年，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舵手”与“引航人”的教师与相信某种理论的受教育者之间形成一种情感依赖，这是意识形态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学科地位的淡化影响教师引领地位弱化，在经济全球化迅速演进、互联网迅猛演变、文化交流交锋态势愈发明显的当今社会，社会的受教育对象也更加复杂，意识形态教育的可信度就会受到质疑。

（三）课堂组织形式单一影响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

在成功学中，效果是指获得的预期结果。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指在一定时期，对社会一部分学生群体进行的教育所取得的预期成果。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决定主观，主观反映客观，并对客观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课堂开展形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意识形态教育效果这一主观行为具有决定作用，具体表现为形式越复杂多样，越贴近学生的需要，意识形态教育越有可能取得积极的效果。内容与形式作为辩证法的五大范畴之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适合内容的形式会促进内容发展。现代化教育中，多媒体与网络云课堂都有所发展，但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现代化程度不同，大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填鸭式”教学，难以实现教育升级。一般来说，课堂教学形式越丰富，越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庞大的内容体系就越容易得到全面展现，受众者就越能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号召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就容易取得良好效果。

三、教师权威消解背景下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必由之路

教师权威消解的时代背景下，学科地位淡化、教师引领地位弱化、课堂形式简化严重影响了意识形态教育的传播力、可信度以及实效性。任何教育实践活动都始终围绕学生与教师展开，改变现状最需要强调的是如何从教师的视角出发，为教育对象提供各种机会，让学生从内心深处认同教师权威，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因此，从实践出发，使师生主体、课程中介、物质与精神客体始终处于良性互动中，重构教师权威是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必由之路。

（一）培养专业水平过硬的教师队伍

理性是教师权威的最终源泉，即教师权威是通过学生认识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反过来想，学生在知识体系还不如自己的人面前是不会自觉产生这种意识的，只有那些专业能力过硬、业务水平高的教师才能获得学生赋予的权威，打造专业水平过硬的教师队伍是重构教师权威、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保障[7]。教师队伍的结构是否合理、素质高低直接决定意识形态教育的质量高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直接参与了精神财富的创造，涌现出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在精神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在教育实践中创造了精神财富，教师队伍的强弱将直接影响一个时代的教育成果与文化产品，也直接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发生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这么多人，教育上去了，将来人才就会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专业水平过硬的教师队伍往往比一般教师队伍有着更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更坚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高尚的道德品质，面对教育事业有更强烈的敬业精神，对教育对象有强烈的关怀。“教师权威不需要在大庭广众中宣布，它是自然形成的[8]。”教师队伍水平高，在实施教育时才能得到教育对象的认可，由此建立起来的一种情感关系会让受教育者更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熏陶，更能从心底认可这种思想，在多次学习教育的过程中转化为强大的意志，在思考的过程中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在生活中体验自觉实践理论。没有爱也就没有亲和力，道德素质高的教师本身就有一种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权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愿意接受某种思想，进而自觉学习某种思想，从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二）构建师生互动的良性沟通渠道

师生互动主要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实现教学相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认为，矛盾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作为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在教育过程中不仅各自发挥作用，而且永远处于相互作用之中。构建师生互动的沟通渠道，使师生有平台、有机会交流不同的看法与意见，才能使二者的矛盾向利好的方向转化，进而消解矛盾，重建教师权威，加强意识形态教育。雅斯贝尔斯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9]。真正有效的意识形态教育一定是建立在师生交流的基础上的，并非师生的平等交流就会削弱教师权威性，恰恰相反，教师权威正是在交流中确立的。“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10]。”社会吸引诱导人民主动建立社会交往的力量，教师与学生都是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处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之中，有着特定的情感生活体验，都拥有默会知识，对客观世界有自己的看法，双方以其特殊性相互吸引、加深交流，才能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都得以提升，才能切实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

（三）整合适应学生自身需求的课程

学校课程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建立联系的主要中介，以课程为中心、以教材为载体是最基础的教育活动，教师与学生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大量的教育活动，学校的课程必然会影响教师权威，影响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1]。”学生作为现实的人，也是基于某种需要而从事现实的实践活动、处于各种社会关系、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个人。教师只有把学生看作现实的人，了解学生的需求，把握学生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需要契合点，才能真正让意识形态教育入脑入心。信息时代加速了现实社会环境的演变，过去五十年的变化可能都没有现在五年的变化大，而學生的需求也是在不断变化着，要想实现客体主体化，将教师所教授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学生自身思想的一部分同样需要实践中介，课程可以作为沟通教师与学生的中介，通过设置选修课或者重新整合教材，打造出适合学生个体化发展的课程，才能得到学生认可，学生才能自觉投入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才能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针对性。

（四）打造课内课外结合的实践课堂

在教师权威消解的背景下，在加强课堂讲授的同时，更要注重实践的作用，打造课内课外结合的实践课堂，让教育对象在生活的实践中去亲身体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具体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深刻的见解，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了进一步认同，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四个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去看待人与社会，才能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12]。”实践是人们认识的来源，只有通过实践改造对象，才能准确把握对象的性质与特点。将课内晦涩难懂的理论内容与具体可感的课外活动紧密结合，学生才能深刻体会到意识形态教育的有用性。感性认识是人认识过程的起点，人们对一种新鲜事物的初步认识都是从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的，在概括整理大量感性知识的基础上，最终达到对事物规律性的认知。没有基于感觉器官的生活体验，学生也难以感受中国共产党的品质特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获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以课堂为基础，打造课内课外紧密结合的实践课堂才能切实让教育对象在生活中感受意识形态教育的魅力。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2]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J].青年研究，1988（11）：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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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毕钰.基于布劳交换理论的教师权威审视[J].教学与管理，2019（15）：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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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巴西]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1.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0.

（责任编辑：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