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理一些收藏品，无意中从箱底翻出一枚大理石料制作成的图章——一块1.5厘米见方、细长方形的水墨花础石（即大理石）顶端雕刻着一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而玲珑可爱的小狮子。那是外公遗留下的大理石工艺品。清贫一生而刚过花甲之年就早逝的外公，除了留下一些一生开采和雕凿加工大理石的石锤、石锉、撬杠、撬棒和大大小小的錾子而外，没有留下多少值钱的东西。

记得是1971年1月份，正值隆冬，远在滇南的我们从迟到的电报惊悉外公因病辞世的噩耗，由母亲带领我们一路颠簸赶回大理，外公已长眠在苍山之麓多日。那时正在上初一的我，正在学校组织的野营拉练途中的一个部队农场驻地，被班主任老师送上一辆农场的军用卡车带回开远家中，再随同母亲和弟妹路经昆明等地，一路折腾回到大理三文笔村础石街（按照白族民家话直译就是“石匠巷”）上的外婆家。后来离别时，悲伤中的外婆把这枚尚未拋光打蜡的半成品图章送给了我，说让我做个念想。由于大理石质地比较坚硬，一般刊刻印章的从业者似乎都难以在这方寸石料上刻出文字，尤其是我的这个姓氏笔划较多而且复杂，成年参加工作后也曾想在上面刻上姓名一用，却都遭到刊刻工匠爱莫能助的婉言相拒。我因此也就把这个物件当做外公的遗留物品外加大理石工艺品一直收藏至今。

而今细细端详这枚半成品础石图章，不得不再次为外公精湛的雕刻技艺赞叹不已——一厘米多见方的平台上一只踡立着的小狮子四肢落地跃跃欲试、嘴颌微张、眼耳凸起，尾巴微微卷举上扬，仿佛跳落在地，又似即将腾空跃起，活脱脱就是一只惟妙惟肖的活物，仪态活现动感十足，雕法朴拙大气，精致入微，堪称微雕精品而毫不过分！应该说这还算不上是外公最拿得出手的石雕精品，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童年时光，外公往往在进城赶街之前的一段空隙，找出几个能够雕刻成图章的毛坯石料，戴上老花镜，蹲坐在他做石工活计的木头墩子前，只用锉子等几样简单工具，将就着石料的花纹路数，匠心独运地因材施技，一双巧手锉锉琢琢、抠抠挠挠，几会儿功夫，一枚枚雕刻有一只只或伏或卧、或立或跃的小狮子的图章就应运而生了。再抛拋光、上上蜡，随即就用一块布料包好，放入他的背囊中，顺便带到大理古城五华楼附近、“天成公”中药堂对面街道上，那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发展起来的大理石商品市场一家专卖大理石工艺品的小店铺寄售或趸卖，换回一点为数不多的油盐钱，以补贴家用、养家糊口。如果捎带的货物较多而价钱又合适，还能落出点余钱买上点小鱼小虾或者一点肉食给我们一家子打打牙祭改善一下伙食。毕竟那些困难年月把玩和刻用这样的狮子图章之类的，可以说是阳春白雪玩艺儿的人很少，来大理旅游观光的人也是寥寥可数，市场容量太小，仅靠这样技术含量深厚、高精尖的技艺无法养家糊口，外公的石头工艺在那时还只得走大众化的群众路线，主要还得以开采加工千家万户起房盖屋都需要的封檐石、台槛石和构筑门庭门框等的条块石料即通常说的青石活（也就是粗石活）为主。

一

我的出生地在大理古城旁三文笔村的础石街（石匠巷），我的童年也是在那里度过的。三文笔村因位于著名的崇圣寺以南又叫寺南村。闻名天下的崇圣寺三塔尖顶的风铃，为我吟唱过美妙悠扬的摇篮曲;三塔下茵茵芳草地，翻滚过我无忧无虑的天真与童趣。三文笔村中有一条以加工大理石和其他石材为主业的古色古香的巷道即石匠巷，俗称“础石街”，或“石户村”。出身石匠世家的外公一家，世世代代就生活在础石街上。所以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在外公“叮叮当当”敲打础石略显单调的摇篮曲中度过的。础石街虽说是街，但南北向长不过一百多米，宽不过两米左右，两边临街建筑，曾经全是就地取材用卵石砌成的白族民舍，老旧得长满青苔野草的石头房子，一座连着一座。正如大理民谣所说的“大理有三宝，石头砌墙墙不倒”。院落内都是加工大理石的作坊，在临街的厚墙上开个窗（以前用石头和泥土砌的墙足有60-70公分甚至80公分厚，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外公从野外接回来几窝蜜蜂喂養，用作蜜蜂窝的木箱子搁放在窗台上还绰绰有余），窗台就成为现成的铺面，摆放售卖的石头制品，临街的房子就叫“铺子间”。这样自产自销，规模不大，但灵活方便。我童年时的础石街上还保留着好多家这种形式的铺面，只是不摆卖础石了。有的卖点豌豆粉、凉糕、冰粉、米凉虾或泡萝卜、腌橄榄之类吸引孩童口水和眼球的小食品。我母亲童年时有一段时间，就是跟她做卖小食品的大妈（伯母）住在魁阁楼上。村子中心，也就是础石街的街心位置，魁星阁门前有一个方方约十来米的“小四方街”，常常有外村的乡亲来这里卖新鲜蔬菜，还有从洱海边的渔村挑来卖小鱼小虾和泥鳅、螺蛳之类的。我印象较深的是从海东坐船过来，上岸后又挑着担子来卖桃梨果子的海东大妈大婶们。她们从村子东头的村口进来，就一路高声喊着“买吃螺蛳来”“买吃梨子来”，声音高亢嘹亮而音韵悠长、拖腔拖调，一直走到小街子上还在断断续续地吆喝着，直到把东西卖完为止。这样的情况，在那时大理一带一般的村庄中不多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础石街的石匠们干活比较辛苦，做出的产品、工艺品也容易售出和变现，因此也舍得吃，购买力强。到础石街卖菜卖水果销路都很好，几乎很少没有空着箩筐回去的。我妻子的童年、少年时光是在大理古城东边以种植蔬菜为主的村庄度过的，有一年放暑假她母亲叫她腌了两罐包包菜腌菜，让她挑到苍山脚三文笔、绿桃、双鸳一带的村子卖，赚到钱归她零花。想不到原来还打算挑到绿桃、双鸳的腌菜，在三文笔的础石街上就卖了个精光。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小街的东坊还开起一家购销店，当时大家都叫它“供销社”，应该是国营供销社开的分店，销售布匹、鞋帽衣服、盐巴、糖果糕点、作业本和铅笔等简单文具以及酱油、酸醋等常用物品，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附近的绿桃等村子和驻扎崇圣寺军营里的家属小孩都来这里购买货物。当年础石街上的这个“小四方街”，可以说是我们小孩子胡闹疯玩和心仪的“天堂”，我经常用外公外婆给的几分零花钱，跑到小街上买上一片涂抹着辣子和花椒油的豌豆粉，或者一小碗冰粉米凉虾，或者几片泡萝卜、几颗腌橄榄、一颗水果糖，到上学了便是买一支铅笔、一支削笔刀或者一本作业本、一本美术本，这些或酸辣或甜咸的滋味，成为我一生忘不了的隽永绵长的乡愁记忆。而今这个小街已经整体迁移到村子东边大照壁和原“石公会”旧址的四合院旁、百年大青树下老水井边，演变成一个规模不小、兼具卖肉卖鱼卖蔬菜水果甚至日用百货和开有小超市的集市。

三文笔村村民祖祖辈辈以加工大理石谋生，被民间喻为“大理石第一村”，大理一带有这样一句白族民家话民谣，直译成汉语就是“啊咪咪，三塔寺（三文笔）人吃石面面”，说明三文笔村祖辈以石为生。据我母亲讲，原来村中心魁星阁上供奉着一尊一手持铁锤、一手握錾子的石匠雕像，全称叫“泰山仙境道德天君雷公之神”，被供奉为石匠的祖师，相传是他发现了大理石。这尊雕像后来被一个出远门回来的人无故丢弃毁坏了，也许是巧合，不久他家的房子就失火烧掉了。后来在新建的古色古香的本主庙内，乡亲们又重新塑造了祖师爷的塑像，供奉为村里的本主。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是石匠祖师的诞辰，届时从事石匠行业的人们都要向祖师敬香、献祭，表达对祖师的尊敬和纪念，此习俗一直沿袭至今。据我母亲讲，我外公年轻时，每当这样的节日，是敢于潇洒地徒手攀登上崇圣寺千寻塔的塔顶去吹箫的。

础石街朝南出村外，过了桃溪河上的寺南桥（几十年前就被洪水冲毁），就接通去三月街，民间叫的“烧香路”（其实也是原来茶马古道的一段），朝北出村外，就接通去绿桃、双鸳等村子。

与础石街垂直交叉、从西至东纵贯村庄，是由一块块青石板铺筑、连接起来的石板路，与石板路平行、潺潺不息日夜流淌着一沟流自苍山深处的溪流。关于小溪与村庄的依存关系，正像老舍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滇行短记》中所描写的喜洲古镇一样，“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除此之外，对于础石街的人们来说，这沟溪水还有一项功能，就是供水给外婆和母亲她们村中的妇女，用各种各样的磨石打磨基本成型的石材石料和大致加工完成的碑心等半成品，因为过去还没有如今可以直接用于打磨、抛光的电动砂轮、磨床等加工机械，石材石料、做好的础石台屏、石碑、石画、砚台、笔筒和雕刻、拼接好的镜框、花盆、花瓶等，后续的抛光打蜡等活计主要就靠妇女们来完成，用粗粗细细的各种磨石就着水打磨石头，双手磨起血泡和硬茧甚至磨破手指，那都算是家常便饭。

即使夏秋暴雨季节或者严冬大雪封山，外公他们这些石匠不能上苍山去打础石，他们也不会窝工闲着，而是在堂屋里烧上一塘栗炭火，扯动风箱把炭火扇得通红，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磨秃了尖、卷了刃口的錾子埋进炭火，等錾子被炭火烧得通红、发软，就用火钳把一支支红彤彤的錾子夹放在铁砧子上“趁热打铁”，赶快把缺了口、秃了尖的一把把錾子敲打、修理完好，然后“???”一下下把錾子尖浸入水中淬火、定型，做好用时之需，就像战士歇息时间磨刀、擦枪一样，正所谓是“磨刀不误砍柴工”。这种时候，外婆往往就会随机在炭火上烀上一土锅腊肉炖白芸豆或者是晾干的芋头秆，或者烤上几尾小干鱼……那种苦中作乐、喷香扑鼻的滋味，现在想起来我都会咽口水。

二

大理石的开采和加工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南诏国时期，崇圣寺千寻塔的塔基和塔身的部分佛像都采用了精致的大理石雕刻。因其质地细密坚韧、色彩纹路丰富，鬼斧神工、自然天成的花纹色彩和画面，自唐朝时起就是南诏国与中原唐朝交往的珍贵礼品。到了宋代，大理石更是成为了进贡之物。明、清时期，大理石被应用到了家具、造园及家居装饰中。大理石的应用和鉴赏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随着三文笔村石工们开采加工石材历史的进展，大理石产品的市场也不断发展和扩大，并大量地陆陆续续销往外地。据《大理县志稿》记载：“至以输出品论之，仅大理石为出产之一大宗物。”说明大理石已成为大理地区向外销售出口的一种主要的地方特色产品。因而，础石街也就相应地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曾出现了“盛源号”“源盛昌”“元发祥”“华盛昌”等专门经营大理石的商号达十余家之多。狭窄的础石街上，店铺、道路也都不断得到修缮，久而久之便在古老的村落之间慢慢形成了一条初具雏形的街市。由于村中多数的有钱人家都集中在础石街上，所以为了防范盗贼和匪患等，还曾在街子两头建起了两座碉楼，使得这条十分独特的街道更加显得别具一格，并日益成为大理石在大理地区的主要销售市场。

从清朝末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随着下关、大理、喜洲一带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大理石的生产除单家独户开采加工外，也出现了商人、地主和手工业者投资经营，分别雇用几名至几十名工匠和农民，进行商品性生产的大理石小作坊和手工工场等，在大理的大理石加工行业中已逐渐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三文笔村就已经有两百多户农民主要靠大理石谋生。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从苍山深处开采回石料，经过精雕细刻、研磨抛光，制成了精致美观的产品之后，90%要靠商人收购和运销。自然也有一些商人雇佣工人在家生产加工，同时还向其他石工收购大理石产品一起对外销售。因此，大多数的石工在生产加工和经济方面都必须依靠这些商人。即使就是大理一年一度的三月街盛会期间，商家和石工们都不用把大理石产品搬运到三月街场上销售，四川和云南本省保山、腾冲、丽江、大姚、姚安、景东、临沧等地的商人来赶三月街，都直接赶着马帮来到础石街上购买大理石产品然后驮回去。仅仅每年的三月街期间都要驮走百余驮、多时达几百驮大理石。

时光荏苒，伴随着大理石产品影响的不断增强，市场需求量的不断扩大，础石街狭窄的市场已逐渐不能适应。大理城里的一些商人也看到了经营大理石产品有利可图，于是也纷纷前来购买，然后再到大理城里和下关等地出售。我母亲年轻时就曾经多次跟随外公，把售出的石料背到下关寿康坡去交货，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后来在大理古城的五华楼附近也发展起一个大理石商品市场，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外公从大理石廠病退后，也曾把他自己加工制作的大理石图章、砚台之类的小产品寄托在这个市场的一小间铺面出售以补贴家用、养家糊口，我童年时多次跟他去过。大理石产品的规格和品种也不断增多，原先以开采加工大理石为主的三文笔村，也逐渐有少数石工弃工经商，走出础石街，开始出外贩运或摆摊销售大理石板材和制品，有些人后来也就在外落脚了。1935年，三文笔村就曾有三个石工把大理石运到昆明、广州、香港等地出售。

1938年滇缅公路的开通，无疑为大理石板材和制品运销外地打开了门户，开启了便捷之道。1940年前后，腾冲人在大理开办的“华盛荣”和“洪盛祥”两家商号以及大理的杨邦世、刘胜全、宋春堂等七八家商人，不断摸索和总结了经营大理石产品的一些经验，积极经营大理石产品，逐步把大理石商品的市场从大理地区扩大到昆明、上海、广州、香港和邻邦缅甸等地。特别是“华盛荣”商号，每月都定期到三文笔村和础石街上收购大理石制品，主要是彩花石，磨光以后验收、盖章，然后运到大理城中再抛光打蜡，而后运销外地，成为运销广州、香港的主要经销商。“洪盛祥”商号收购来大理石产品，则主要发往上海等地销售。

诚然，由于大理石并不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因而在历史上的销售趋势也就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在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就暢销，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动乱年代就滞销，甚至无人问津。比如在战乱中或者饥荒年，人们连生计都难以保障，大理石自然就卖不出去，打础石无法养家糊口，就只能寻找其他生存活路。三文笔村一带的石工中就时常有“石锤改斧砍柴卖”的不得已的事情发生。我母亲小时候（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一家几口人仅靠外公一个人打础石难以度日，还得加上外婆盘田种庄稼才勉勉强强能撑持下去，其艰难困苦程度只能用“耗子舔米汤——糊糊口”来形容，碰到灾荒年月还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朝不保夕。经常是外公临时打出一件大理石材，或者加工出几件大理石图章之类的工艺品，拿去换点米、面来充饥。

大理石的开采在点苍山并非俯拾即是，而是蕴藏于山内，一般在海拔3000米、称为老鸦层或牛角层的深山陡崖上，须经工匠艰辛开凿，才能采得。上世纪60年代后期（大约是1968年），驻军部队急需一批大理石工艺品，据说要送到北京去，紧急请外公等一批老石工上苍山大理石矿去采集精美石料。有一天一位表叔好心带我进山里，去外公他们采集石料的矿床矿洞看看，我们搭乘部队配合拉石料的军车，沿着一条临时修好的简易公路进入苍山的一道深壑中，然后从山脚往上爬，气喘吁吁地爬到半山腰岩壁上的矿床矿洞处，劳作中的外公连声责怪我来干什么，说这里不是小孩子在的地方，让我待了一下午，在狭小逼仄的矿洞里挤着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匆匆打发我跟着表叔下山了。在那些阴冷潮湿而狭窄不堪的岩壁矿洞中，仅凭着不多的蓑衣、毡片和衣服，是难以抵挡住其中森森寒气的，长此以往上山打石头的外公，包括年轻时也时常陪伴外公上山采石的外婆因此过早患上风湿、哮喘类的职业病，也就难以避免。

大理石矿多数都在海拔3000米上下的悬崖绝壁之上，开采依靠手工人力，运输全靠马驮人背。峻岭峭壁之上山道崎岖，开采和运输都十分艰险。石工被塌方压死，从悬崖绝壁上跌下摔死，或被洪水冲走的事经常发生。三文笔村历史上，一家几口人先后葬身矿山的惨剧屡见不鲜。有的因崖洞坍塌，连尸体也无法收回。直到若干年前采矿时，在一些过去的矿洞遗址里，还经常发现一些石工的遗骨，以及当年石工所用的油灯、工具等遗物。

石工们有时还要与野兽拼搏，传说中就有很多所谓“人熊”与上苍山打础石或砍柴伐木的人周旋、搏斗的故事。在我童年的印象和先辈们的叙旧中，大理苍山上是有不少野兽出没的，那时的大理坝子人烟还显得稀疏、人气还不够浓厚，豹子、豺狼、野猪之类的时常于傍晚或深夜下山来袭扰人畜、糟蹋庄稼，据说豹子的双眼在夜色中像手电光一样贼亮，能跳进厩舍，咬住猪或小牲畜的咽喉，把整头整头的猪或小牛小马拖到野外……也时常可听到在山间或坝子里人与豺狼周旋较量的事例。我外公在世时，还常常给我们讲起他年轻时上苍山打础石，有一次下山时在一个荒坡上与一只下山觅食的独狼不期而遇，在相距几百米之间互相对峙、追逐，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地默默较量了整整一个上午，最终双方均精疲力尽各走各的路各回各家……

三

说到础石街、石匠巷和寺南村，就不能不提和村、巷只一墙之隔，而且密切相关的崇圣寺和三塔。因为民间相传早在唐代修建著名的崇圣寺三塔时，造塔的一批石匠在塔建成后就在当地落籍，并世代相沿成习，形成了一些传统的白族“石匠世家”，以加工大理石和其他石材为主业，久而久之便在石工比较集中的村巷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石匠巷亦即“础石街”。因此可以说没有三塔的建造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石匠巷、础石街。

民国年间，崇圣寺即驻军成为军营。龙云主政云南时，驻有地方部队刘正富旅;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云南，驻大理的第11集团军在崇圣寺举办“滇西战时干部训练团”，随后由同属国民党部队的第2军进驻，抗战胜利后“中央军”调走，又成为云南地方部队“保安团”的营房，直至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

自从崇圣寺成为军队营房后，在大理民间就一直称其为“大营盘”。我父亲1949年底跟随解放军第14军直属部队从广西进云南，再经过昆明等地到达大理，他所在的随营学校就驻扎在崇圣寺营房，后来经人介绍与家住础石街的少女（我母亲）相识、恋爱后结婚，就在随营学校的校部由学校首长主持下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他们举行婚礼的那间大会议室前些年还存在着。再后来我童年时，也还常常跟随在生产队担任粮食保管员的外婆，进去里面的篮球场上晾晒粮食，留下很深的印象。大营盘的整个布局呈正方形，四周由土垒围墙围住，范围包括三塔以东的整块地盘，下半部分是大操场，作为演练场地。进入大门后有甬道一直连通团队部机关和讲堂，营房分左右排列，土木结构大屋顶，形状如同学校的大教室，一楼一底或平房，除了一幢两层转角的大楼房即团部和坐南朝北、坐北朝南的各六幢两层石砌墙的大房子外没有高层建筑。

大广场西边中央有一座演讲舞台。后面是两座石砌的小礼堂。这样的格局，几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末交还地方文物管理部门为止。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由于有姨孃、姨父在三塔文物管理部门工作之便，我还得以常常进入原来的崇圣寺三塔院落游玩，在三塔修缮一新后不久，我曾有幸登过一次千寻塔。那时登塔，要将一把特大的木梯架上大约七八米高的塔门，再手脚并用颤颤悠悠、玄玄乎乎地攀进塔门，而后沿着塔内新修的楼梯旋转着拾级而上，爬到14层，通过14层几道窗口的视野，便能一一领略画山绣水般美妙绝伦的苍洱景色——近观清秀优雅的田园风光，远眺壮阔雄美的山光水色;西望苍山仿佛近在咫尺，或晴岚袅袅、雪峰辉映丹阳，或云雾迷茫，云雾千变万幻;东眺洱海烟波浩荡，一汪湛蓝之上银帆点点，舟船串串;南可俯瞰古城全景，南北城楼遥相对应、雄伟端庄，护城河、古城墙怀抱满城古色古香;北可一览山青水碧地老天苍，云彩如梦似幻。如果能见度好，向东尚可遥望鸡足山顶，朝北也能依稀可见玉龙雪山……这里确实是崛起于苍洱之间、屹立于大理腹地的理想的观景台，置身其间苍洱风光美景尽收眼底，登临其上仿佛能将苍山洱海百二河山涵纳于胸而顿生心旷神怡、胸舒气朗的豪放之感……那些艺高胆大的人还可将特制的带钩的铁梯子从14层塔檐架到16层，从塔外悬空翻爬上塔顶去领略更为广阔辽远的大好风光。而大多数人则只能在此望而却步了。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段时间，作为大理一带的几种手工业之一，大理石开采加工行业也组织有自己的“行业公会”，隶属县商会管理。在三文笔村，就有一个“础石行业公会”，简称“石公会”（如今旧址还在），内设理事会，大部分石工都要作为会员参加。一般都推选村里有权势和威望的头面人物担任理事长。“础石行业公会”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催交税款、协调本行业之间及买卖和借贷之间的一些纠纷，在技术上还做一些控制和垄断，不许对外村输出技术，比如因婚嫁等缘由村中的人到外村去落户，就不允许再从事加工大理石营生;另外也不允许在产品质量上弄虚作假，否则理事会就要出面干涉;每逢村中举行一些庆典或上大理石矿区祭祀等活动，公会理事会还要向会员摊派、募捐。作为传统的白族“石匠世家”和“础石街”的老住户，外公一家早早就加入了石公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积极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大理石生产合作社，随即又积极加入在合作社基础上创办的大理石厂，荣幸地成为大理石厂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因为能吃苦耐劳、技艺精湛、工作出色，1956年还作为大理县8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手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那时大理石的生产经营逐步走上了正轨，产品不仅行销全国各地，还出口好多国家和地区。

由于长期到苍山深处的大理石矿洞的悬崖峭壁和岩石之间辛勤劳作，几年后因寒气风湿侵入身体和心脏而积劳成疾，外公迫不得已在厂里干了一段后勤工作之后，性格像大理石一样刚硬坚强的他，在没有任何动员和劝退的情况下，不甘于过着这种半休退居二线的轻闲日子，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主动提出退职回乡务农，那时似乎还没有退休一说。应该说凭他出色的大理石工艺在厂里待着，带带学徒、传授下技术也不是不可以，然而他选择了不留余地的全身而退，回乡自食其力、养家糊口。在此之后的几年里政策相对宽松，在家养养猪鸡，外加做点大理石加工活计补贴家用，日子还算过得去。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外公所擅长加工的需要高超技艺和聪明才智精雕细刻的诸如大理石图章、花瓶、屏风等，没有多少销路，那个时候大家都为生计奔波，为吃穿犯愁，能有多少人会有闲情逸致把玩侍弄这些东西，所以外公几乎很少再做这些大理石精品，而只能把大量的精力和体力投入在做那些开采加工青石、麻石的粗活上。这些技术含量不高而较多需要体力的力气活，过多地消耗和透支了外公本来就带病而虚弱的身体，外加长期开采加工石料接触和吸入大量石头灰末粉尘等原因，患上了严重的哮喘，一到十冬腊月就“唏咳唏咳”像拉风箱一样喘不过气来。他还得拖着病体、戴着老花镜，弓腰驼背匍匐在他做石工活计的木头墩子前，在一块块石料上敲敲打打、琢琢磨磨，以至于后来母亲带着我们几兄妹随父亲调防到滇南军营后一两年时间，外公就因病不治而撒手人寰。

如今国家大力提倡“工匠精神”，各地都在评选“工艺美术大师”之类的能工巧匠、技能人才，大理石加工工艺也遴选传承人等等，大理州内就有位剑川的石雕师荣幸地被评为“云岭首席技师”。如果这样的美事能够穿越时光隧道倒流回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想凭着我外公精湛绝妙的大理石工艺，应该能够跻身于这样的行列。须知那时加工雕刻大理石的工艺完全都是用手工操作，切割解开石料、雕凿、镌刻、抛光、打磨、上蜡等等，几乎都没有什么机械力的辅助，而全部都要靠双手和简单的加工工具来完成。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外公原來擅长做的那些工艺品，也自然是不能做、不愿做了，而手艺是不能闲着的。一天，外公从城里买回来一尊毛主席身穿军大衣昂首站立的石膏塑像，开始我们并不大在意，殊不知第二天一大早，外公就里外忙活开了：找工具、选石料等等，准备就绪，就戴上老花镜，照着那尊石膏像的模样，对着石料竭心尽力、一丝不苟地錾刻、雕琢和打磨开来。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细瓷活。”大理石、汉白玉都坚硬得很，用以雕刻其他东西尚可，而雕刻人像就有些难了，特别是雕刻毛主席像，容不得一点点差错。外公无疑是给自己出了一道非同一般的难题，是对自己技艺的一个挑战。而几天过后，一尊凝聚着外公心血和满腔敬意的毛主席像，便惟妙惟肖、形神兼具地站立在堂屋正中的桌子上。随后，凭着一双巧手和几样简单的工具，外公又接二连三地雕刻出同样的几尊石像。他还选出其中最为满意的一尊送进城去展览，获得城乡观众的交口称赞。外公雕刻的几尊毛主席像后来作为传家之宝，分别传给母亲她们那辈的几家，至今还珍存在几个家庭中。

运用各式车床切割、雕琢、铭刻、抛光打磨等等机械化加工，似乎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才开始的。而正是这些机械的大量应用，可以用电锯、车床、磨床的机械直接把石料切割、雕琢、打磨成笔筒、砚台、花瓶、研臼、烟灰缸、茶盒等更具有实用价值、也更便于加工制作的生活物件，使得原来需要人工精细雕刻打磨来完成的一些传统名特工艺逐步被取代淘汰和无奈地退出，至今几乎已销声匿迹。特别是像需要纯手工一招一式一锉一琢、一下一下精雕细刻精益求精才能做成的狮子图章，用精美的彩花石料拼接粘和制作的花瓶、花盆和笔筒等大理石工艺精品可以说已经绝迹。外公那种仅凭双手和简单工具就敢于雕刻领袖像的真功夫，在民间是极少见的。他当年雕刻的小狮子图章，那种微雕石刻的绝活，现在已几乎见不到了。他当年雕刻石狮子图章既不要图纸，更没有模型参照，完全凭感觉和将就方寸大小的石料，靠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造型技艺率性而为。只可惜他的这种才艺和绝活没有留传下来，而只是雕刻在一件件大理石工艺品中、走进了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和遗憾！

础石街上的乡亲的境况也大概如此，础石街曾经一度萧条、墙倒房塌，原来虽显狭窄却十分古朴雅致的街道，也显得面目全非。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指引和旅游事业的带动下，础石街上的大多数乡亲也重操旧业，积极学习和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吸收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及经营销售理念，在大理一带农村中首先引进和使用了电动机械设备，诸如电动砂轮、电动车床、磨床等等进行石材加工生产，使大理石加工这一传统的民族民间工艺得到了大力发展，也使广大白族乡亲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几年前就进入了州、市命名的“小康村”之列。如今的“础石街”旧貌变新颜，临街已建盖起了一幢幢高大崭新的白族民居楼房，挺拔的屋宇、敞亮的门窗，替代了昔日低矮的农舍。我们的一户邻居多年前就在大理古城开起展销大理石工艺品的铺面。上世纪末，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旅游经济，三文笔村还在原村子东面、临近214国道的地域（包括我外公家早年种植洋芋、水稻等田地在内）开发了一条比原有的础石街更宽阔笔直的新础石街（现在大理旅游集团附近），包括老础石街一些住户在内的石匠世家，也纷纷到新础石街上起房盖屋、开设铺面，鳞次栉比地盖起一院院青瓦白墙的四合院，加工制售大理石工艺品。近年来村里还下大力气美化老础石街在内的村容村貌，使之布局合理、清洁整齐，房屋装饰整洁，村庄道路平整有序，在生产生活诸方面都得到较大收益，特别是让四面八方的中外来宾都感到舒适、敞亮和洁净愉悦，从而吸引来更多的游客，为大理乃至云南和全国的旅游业作着新贡献，谱写着美好富丽的新篇章。

而今的“础石街”，已远远突破和超越出了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地域与范围界限，已延伸、拓展到了苍洱之间城乡处处——三塔公园、蝴蝶泉等景区，大理古城和下关城区的若干条街巷，年年岁岁的三月街头，规模之大，品种、数量之多，加工工艺之精湛，五光十色、七彩斑斓、琳琅满目、璀璨耀眼，呈现出前所未有繁荣兴旺、蓬勃发展的活力与生机，本以大理而得名的石头及其工艺品为大理赢得更多更美的盛誉与名气，真正达到了石因地扬名、地因石增辉的自然、和谐的美丽与神奇……当然，我记忆中的乡愁，只能永远铭刻和萦绕在我脐带剪断的老础石街。

为了保护苍山，推行绿色发展理念，政府将封山禁采大理石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出台并修订完善了法律法规，苍山作为洱海的重要水源地、国家地质公园、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苍山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把大理石等矿产资源列入重点保护对象，加大了苍山防灾减灾、涵养水土的生态植被和环境保护力度，组织开展自然资源生态系统修复，严禁在苍山保护管理范围内砍伐、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以壮士断腕之举，力保苍山洱海及美丽大理这幅硕大无朋的“万古千秋画”、昂贵无比而不可复制再生的“金山银山”。对于础石街一带的大理石加工产业，因势利导积极进行转型升级，一方面引进外地石种，按传统工艺继续制作大理石建材和天然石画，满足人民大众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基于大理石画收藏赏玩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是中华赏石文化发展史上一颗璀璨明珠的实际，大力弘扬与传承大理石历史文化，积极打造全国大理石画集散地，让大理成为名副其实的“观赏石之乡——大理石之都”。

编辑手记：

础石，即大理石，因出产于云南大理苍山而得名。大理石加工是白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艺，位于大理古城三塔寺旁的三文笔村历史上以加工大理石而驰名，曾有“石户村”之称，村民祖祖辈辈以加工大理石谋生，被民间喻为“大理石第一村”。村中有一条以加工大理石和其他石材为主业的古色古香的巷道即石匠巷，俗称“础石街”。本文的作者大魏就出生在这里一个世代以加工大理石为生的石匠世家，“叮叮当当”敲打础石的声音伴随了他的整个童年生活。《“础石街”记忆》开篇以外公遗留下来的一枚大理石图章引发回忆，从这里就把当年石匠们开采、加工、售卖大理石的情况作了统一的介绍，把读者带入到一个回忆的现场中，接着再一一细说。作者在回忆的时候，始终围绕着人们的活动展开，包括每一个场景的呈现，每一個环节的介绍都带着生活的气息。而且围绕“础石街”，作者的回忆延伸到了苍山、三塔、古城、下关，甚至海东等地域，展现了那个时代苍洱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文章的最后，作者写到当下大理石加工的技艺成就和现状，为了保护苍山，推行绿色发展理念，政府对“础石街”的大理石加工产业因势利导积极进行转型升级，大力弘扬传承大理石文化，打造全国大理石画集散地，作为“础石街”的后人，他内心欣慰，表达了其拳拳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