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予

新冠“后遗症”

马建国从未想过自己会遭遇这样的面试：连续蹲起，单腿站立，蛙跳，最后还加了几组俯卧撑。他咬牙做了全套，还是被淘汰了，同他一起被淘汰的还有十几个人。

“这叫啥面试，招运动员吗？”出了面试车间，几个人义愤难平，马建国走在最后，一言未发。这已经是他半个月来，参加的第四次面试了，前3次都是留了联系方式，再无音讯，还不如这次，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没通过。

37岁的马建国是辽宁省200万回流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前些年，他一直在浙江徐州的建筑工地打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就没再回去，想寻个离家近一点儿、稳定一点儿的工厂干活儿。然而，现实很残酷。疫情好转后，省内各个招工市场里，像他这样没什么专业技术的求职者几何倍增长，除了干力工或送外卖，想找个正规点儿的工厂简直比中彩票还难。

马建国很清楚，他就是差在了技术上。像这次，车间同时还面试氩弧焊工，待遇天差地别。焊工只需简单和面试官聊聊，稍年轻些的，现场焊点儿小物件，大多数人当场就可以签意向书。不像他们，被折腾够呛，也没留下几个。马建国原本是和村里谷家兄弟搭伴出来的，谷家兄弟学过汽修，几个月前就被沈阳一家挺有名的轮胎厂招走了，月薪5000多元包食宿，据说转正后工资还能涨。“我和他一起去的招聘会，回来后，好几个厂联系他，我却只能接到一些外包公司的诈骗电话，现在哪儿都缺会技术的，不缺我这种只会干苦力的。”马建国吐起苦水。

事实上，技工荒不是新鲜话题。近年来，寻觅高级技工的新闻事件此起彼伏：从上海一民企开价40万元，聘请3位洋技工，到江苏昆山一车企28万元年薪，聘不到高级电焊工，再到杭州开出万元月薪，3个月只招到两名合格的数控机床操作工……中国制造业一直承受着技工荒的切肤之痛。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如同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让这种痛愈发剧烈。

“疫情后，我们厂流失了近1/4的技术工人。”抚顺新光电缆厂（以下简称新光厂）负责人郑莹莹介绍道，“一些外省的工人，一直没回来，几个返聘的老师傅，也称病不来了，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被竞争对手挖走了。”疫情停工的几个月，新光厂积攒了大量订单，现在工人24小时三班倒，仍难以为继。“这些订单都是老客户，不接客户可能会流失，全接又实在干不完。”郑莹莹说。

为了提高产量，新光厂高薪招聘技术工人，还与抚顺一所技术院校签订了校企合作。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可矛盾也随之暴露。“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年轻技工，拿到了和厂里干了十几年老技工差不多的薪水，这是没法藏住的秘密。现在老师傅们意见很大，年轻技工刚进厂上不了手，老师傅们不愿意带他们，人多了效率却没上去。厂里也没办法，我们规模不大，待遇再跟不上，这些年轻技工根本就不会来。”谈及处境，郑莹莹一脸无奈。

新光厂面临的困境，是疫情暴发后，大多数制造业企业的真实现状。疫情加剧了企业技工的流失，与此同时，订单量的逆势激增，又使这一矛盾愈加凸显出来。企业享受着外贸订单普涨的红利，却也不得不同时承受着“有单无人”的苦楚。

技工之殇

抛开疫情因素，从加入世贸组织算起，中国用工荒问题已经持续了近20年。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一直处于“野蛮时代”，企业主把流水线的效率演绎到了极致，工人则渐渐退化成一部机器或者一把大锤。现在，流水线的这种极致遇到了瓶颈——年轻人越来越讨厌进工厂，单调的工作逐渐被机器人和AI取代，这种背景下，高级技工的重要性才越发地凸显出来。

遗憾的是，中国制造浪费着大好时光，不但没有培养出更多的技工，反倒吞噬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天赋。数据显示，发达国家高级工占比通常超过35%，中级工超过50%，远高于中国。目前我国高级技工仅占技能劳动者的5%左右，并且这个比例已经保持了近20年没有增长。换句话说，我国还没有构建出相对完整的技工培养体系，无论从产品创造方式、观念还是制度上，都缺乏技术工人成长的良好土壤。

从生产方式看，过去，国有企业培育过不少技术工人，像一个8级钳工的培养通常需要10年以上。而近年，在地方政绩考核目标的催迫下，不少企业的经营方式更趋于短期，以快速提升产值为中心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大多会走引进外资、照抄外来技术的捷径。如此，围绕研发成长的本土技工便极少有用武之地。

早在多年前，许多企业就把与研发中心最近的环节——工具车间划入企业“冷宫”，那正是技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多年的忽略之下，技工不是被荒度了，就是改去从事简单劳动，被迫加入流水线大军。

“盛京大工匠”刘健曾是沈阳某铸造公司铸锻车间首屈一指的锻铸大师。工厂里，造型一线几乎全部高端产品的承揽，整个生产流程都是由他负责操作。车间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刘健都干不了的活儿，就只能外包了。”

就是这样一个顶级技工，居然在厂里几次合并重组后被“搁置”了，刘健被安排去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车间。“公司重组后，人事关系很复杂，所有领导都换人了，我又不太擅长人际交往，一肚子不甘也不知道该去找谁。”刘健说，他不是个例，厂里绝大多数技术工人都面临岗位调整，基本上是“一锅端”，能接受就干，不能接受可以申请买断。就这样他被强制调到了配件车间，每天轻轻松松，钱也没比之前少，但他打心里觉得自己的技术和价值被埋没了。

2020年疫情暴发后，厂里连放4个多月假，刘健没闲着，他帮邻省的一家铸造厂设计了一套高精度泵盖流程设备，交通解封后，铸造厂老板亲自到沈阳邀请他去厂里指导施工，许以技术培训处主任的职位。令人唏嘘的是，刘健办理买断的过程十分顺利，除了一起奋斗多年的工友依依不舍，企业几乎没有挽留。“也挺好，这样我也就没什么可牵挂的了。”这是刘健走出车间大门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刘健是幸运的，在新厂，他的技术又有了用武之地，但和他一起打拼了20多年的那些老工友，他口中的那些技术好手，无一例外的还要继续地熬下去。

2020年10月，中劳网CEO周文华曾在一次探讨会上发言：“现在没有准确的数据能够支持，技工紧缺到底是人口性问题，还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原发性问题，我倒认为，更大的因素是企业对技工人才的忽视，这种忽視最终会直接冲击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布局。”周文华认为，西方国家早已打破了“资本为王”“产权大于人权”的传统观念，而我国企业还在推崇森严的等级思维，工人处于最底层。在发达国家，不同层面的劳动者会因其不同价值实现，受到社会侧重，无论车工还是钳工都能快乐平静地干一生。而我国企业，不少技术工人不到40岁就被内退或下岗了，这些人本来是企业最珍稀的财富，却被当成改革的包袱无情扔掉。

长期以来，很多企业都在不断试图偷换和混淆技工和农民工的概念，因为后者意味着更低廉的用工成本。如此一来，技工又成了最底层的打工人，培训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只用人不培养人，企业一边宣扬技术至上，一边却把工人异化为工具人。这样的企業文化中，技术工人难有平和心态去钻研技术，更难在经验积累中成长。

在周文华看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或许会成为一个转折点，用工矛盾的又一次集中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技工回归其本来的价值——这些技术工人不但推动繁荣，更应该有资格享受繁荣，企业不仅应向他们支付更高的薪水，更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尊严。

翻身的职业教育

古语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过去，社会各界总习惯把技工问题归咎为观念问题，归咎于认识偏颇导致的职业教育定位被矮化，即过分注重教育的选拔功能，很少考虑个体的差异性和社会需求的多样性。然而，近几年，职业教育的境况却与想象中大相径庭。

“这几年我们招生情况特别好，年年爆满，特别是去年，走后门都进不来。”在沈阳市化学工业学校招生办宋老师看来，职业院校早已不是过去固有思维中“低一等的教育”，反倒成了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的香饽饽。

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国家的政策。过去，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学校对于阜新、朝阳、铁岭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不仅学费全免，每年还提供5000元助学金。也就是说学生不仅不用交学费，还能给家里挣点儿钱，然而这个政策却在三年前被取消了，“因为不需要了，年年招生爆满，学生报名都挤破头了。”宋老师一语道破关键。

据宋老师介绍，这些年国家对于职业院校的扶植可谓面面俱到。国家鼓励职业院校开设升学班，考一本、二本院校比正常高考容易很多，“分在一个班，拿一模一样的毕业证书，方方面面和正常高考生没有任何区别。”如此一来，升学班成了升学捷径，学生纷至沓来。

此外，“校企合作”“双元制办学”等也为学生提供了强有力的就业保障，那些招生火爆的“企业定向班”自不必说，就连普通班也都能实现包分配。“从学生的就业情况，就能看出现在市场上技术工人有多紧缺，正常学生是 3年毕业，实际上念个一两年，各家企业就都给要走了。”宋老师介绍说。

然而，职业教育欣欣向荣的背后，技术工人紧缺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太有效的缓解。数据显示，职业院校的毕业生数量正逐年增加，但毕业后真正能走进工厂从事生产工作的，却在逐年减少。

沈阳化工学校2016级毕业生许海峰（化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许海峰在校时是学生干部，学校对其格外照顾，帮他介绍了一个很不错的国有工厂，可许海峰只干了一个月就不干了。“学校学的科目很杂，到企业后能用上的不多，都得重学，天天加班，很煎熬。”许海峰解释说。

离开国有工厂后，学校又帮他介绍了一家外资化工厂，可许海峰还是干了不久又辞职了，这次的原因是“车间有味，难以忍受”。再次离职后，许海峰找了一家夜总会工作。“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两万。”说话时许海峰语气中透着得意，但这种得意却转瞬即逝：“现在不行了，疫情暴发，夜总会关门了，我最近都得靠借钱生活。”许海峰说，他已经和之前关系不错的老师打了招呼，帮他再联系个工厂干，好在有点儿技术，不至于走投无路。

许海峰的经历，折射出的，是职业教育一直以来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随着生源的火爆而被解决。“现在这些职业院校基本都不用为招生发愁，学生在学校混几年，再把他们往工厂一推，这个循环就完成了，根本就不需要关心学生到底有没有学到技术。于企业而言，他们也不愿意为职业学校投入资金或物质支持，所谓的校企联合，大多缺乏足够的信任，企业根本就不相信学校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只有国家在一直支持、重视，给职业教育投了大量资金，这个产业归根结底缺的不是钱。”大连一位技校校长如此感叹道。

此外，学生的就业观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里隐含着一个“去技术化”之忧，随着智能领域与工业领域不断碰撞，已经有很多传统工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一些行业巨头甚至喊出“无人化工厂”的设想，这些无不影响着年轻人的就业选择，眼下蓝领技工的紧缺的确迫在眉睫，但未来究竟还需要多少工人，却是一个时代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