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 2021-03-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研究项目“亚美尼亚文明史研究”（编号：2018YJX091）。

[作者简介] 亓佩成（1973-），男，山东淄博人，滨州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① E.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ondon： Brill， 2007， p.30.

② 李铁匠从帕提亚王位继承制度入手，认为安世高是一位来自木鹿地区的普通平民，详见李铁匠：《安世高身世辨析》，《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意大利学者福安敦（Antonino Forte）认为，安世高以质子身份入华，详见Antonino Forte， 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 An Iranian Family in China， Kyoto： Istituto Italiano du Cultura， Scuol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1955. 冯承钧认为，安世高是帕提亚王子帕塔马西里斯（Parthamasiris），详见冯承钧：《历代求法翻经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4页。孔慧怡分析了安世高身世的几种可能性，但未做出定论，详见孔慧怡：《从安世高的背景看早期佛经汉译》，《中国翻译》2001年第3期。

[内容摘要] 安世高入华与罗马和帕提亚帝国签署的《郎戴亚和约》相关。按照和约规定，未来的亚美尼亚国王由帕提亚皇族的王子担任，但须经罗马皇帝的批准和加冕。公元114年，罗马皇帝图拉真以帕提亚违反和约为由，发动了对帕提亚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帕提亚王子、亚美尼亚国王帕塔马西里斯（安世高）被迫出走，于148年辗转来到中国洛阳，开始从事佛经翻译工作。由于这一缘故，安世高在中国典籍中的“王”“侯”身份便清晰了。

[关键词] 安世高;《郎戴亚和约》;亚美尼亚;佛教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2-0091-08

公元148年帕提亚（安息）人安世高到达中国洛阳，标志着中国佛教密集传播活动的开始。①然而，对于这位在中国佛教传播史和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学界对其真实身份的考证充满争议，至今尚无定论。这是因为作为原始文献的早期佛教史料对他身世的记载仅有只言片语，世俗史料更是很少提及他的存在，这为后世学者对安世高身份的研究带来种种困难。②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们对罗马和帕提亚之间复杂的斗争没有清晰的认识，尤其是《郎戴亚（Rhandeia）和约》——罗马与帕提亚在亚美尼亚问题上的重要协议，对于安世高身世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文献史料，通过对《郎戴亚和约》的深入分析，揭示安世高最可能的真实身份，以就教于方家。

一、《郎戴亚和约》的形成

罗马和帕提亚帝国围绕亚美尼亚问题对峙了200多年（公元前53—公元217年）。这是因为亚美尼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既可以俯视整个近东，又可以鸟瞰小亚细亚;它既可以俯瞰地势较高的高地，又可一览地势较低的平原，因此历史上的亚美尼亚仿佛一道进入东西方世界的大门，谁控制了亚美尼亚，谁就掌握了进入对方世界的钥匙，并极有可能将整个近东收入囊中。因此，罗马和帕提亚帝国都不惜一切代价夺取亚美尼亚。

在双方斗争的过程中，亚美尼亚国王季格兰大帝（Tigranes the Great，公元前95—前55年在位）在公元前66年选择臣服更加强大的罗马，并与庞培缔结了《阿尔塔沙特（Artashat）和约》。根据和约规定，罗马承认亚美尼亚为盟友，并可保留自己的国王，但要做出如下赔款：给庞培本人6 000塔兰特，庞培的每位士卒50德拉马克，每位百夫长1 000德拉马克，每位保民官10 000德拉马克。Appian， Appian’s Roman History， Vol.2， trans. by Horace Whi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439.然而，罗马对近东事务的干涉，严重威胁到了帕提亚帝国的战略利益。米特里达梯战争结束后，亚美尼亚也开始视罗马为威胁而非盟友，于是它与帕提亚帝国发展起了密切的外交关系，并在罗马前三头同盟之一的克拉苏远征泰西封的战争中未给罗马军队提供任何支持。公元前53年的卡莱（Carrhae）战役结束后，亚美尼亚国王与帕提亚皇室联姻。不久，安东尼征服了亚美尼亚，将其置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然而，帕提亚帝国并没有放弃控制亚美尼亚的打算。公元12年，奥古斯都迫于政治现实，指定帕提亚皇族（Arsacids）的沃诺奈斯一世（Vonones I，公元12—18年在位）为亚美尼亚国王。

沃诺奈斯一世在亚美尼亚建立的政权称为“阿沙库尼王朝（Arshakuni）”。从此，帕提亚皇族在亚美尼亚建立了统治（12—428年）。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对此评价道：“帕提亚王族的每一支都有自己的王国了。”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秒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87页。尽管如此，此后的罗马和帕提亚帝国总是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代理人推上亚美尼亚王位。在帝国角逐的背景下，公元1世纪上半叶的亚美尼亚国王不是来自罗马，就是来自帕提亚。公元36年，亚美尼亚王位空缺，罗马-帕提亚战争再次爆发，因为双方都无法取得战胜对方的绝对性优势，最终达成备忘录：帕提亚放弃对亚美尼亚事务的干涉。Martin Sicker， “The Struggle over the Euphrates Frontier，” Martin Sicker， ed.， The Pre-Islamic Middle East，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Publishers， 2000， pp.162-163.58年，双方再次围绕亚美尼亚问题爆发战争，在战争再次无果的情况下，罗马和帕提亚帝国于63年簽署《郎戴亚和约》，规定未来的亚美尼亚国王由帕提亚皇族的王子担任，但任命权和加冕权交给罗马皇帝。Rouben Paul Adalia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Armenia，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10， p.173;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秒因译，第518—519页; Alexander Mikaberidz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Georgi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pp.9; 144; 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Vol.8， trans.by Earnest Car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4， p.125.《郎戴亚和约》是罗马和帕提亚妥协的产物，故双方在亚美尼亚问题上的安排，亦可称为“郎戴亚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亚美尼亚在政治上成为一个半自治国家，但它既非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也非帕提亚帝国的一个附属国。

按照规定，帕提亚皇帝沃洛吉西斯一世（Vologases I，51—78年在位）的兄弟梯利达特一世（Trdat I，63—75/88年在位）于66年率领3000随从前往罗马，在那里，皇帝尼禄加冕他为亚美尼亚国王。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罗马和帕提亚基本上都遵守了《郎戴亚和约》确立的原则。然而，“郎戴亚妥协”导致了亚美尼亚政治地位的不清晰——既不属于罗马帝国，也不属于帕提亚帝国，但命运又取决于两者的一个自治封建王国。尽管如此，《郎戴亚和约》承认了亚美尼亚的国际地位。此后，罗马将精力集中到镇压犹太人的叛乱上，帕提亚将精力转移到对付东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上。

由于这一时期的亚美尼亚国王来自伊朗的帕提亚家族，所以亚美尼亚人与波斯人建立了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当罗马过多干涉亚美尼亚事务时，很容易引起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敌对情绪。反之亦然，当帕提亚有控制亚美尼亚的实际行动时，罗马帝国依然出兵东方。例如，亚美尼亚国王帕塔马西里斯（安世高）就是在《郎戴亚和约》遭到破坏后，被迫离开亚美尼亚，来到了中国。

二、图拉真东征与帕塔马西里斯的出走

“郎戴亚妥协”毕竟是罗马和帕提亚帝国实力平衡的结果，因此它给近东政局带来的和平异常脆弱。从公元2世纪开始，帕提亚帝国内忧外患，逐渐衰落，东西方优势的天平转向罗马帝国。在这种情况下，两大帝国开始了一系列新的冲突。双方冲突的导火线依然是亚美尼亚问题。110年，帕提亚皇帝奥斯罗斯一世（Osroes I，109—116、117—129年在位）在未经罗马皇帝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自己的侄儿阿克西达瑞斯（Axidares，110—113年在位）推上了亚美尼亚王位。M. Bu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Roman Emp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03.阿克西达瑞斯是帕提亚前君主帕科鲁二世（Pacorus II/Pakoros II，78—110年在位）的儿子。帕科鲁二世共有四个王子：沃洛吉西斯三世（Vologases III， 110—147年在位）、阿克西达瑞斯、帕塔马西里斯和梅里达茨（Meredates）。梅里达茨是131—150年间帕提亚属国查拉塞尼王国（Characene）的国王，详见Marek Jan Olbrycht， “Parthian King’s Triara-Numismatic Evidence and Some Aspects of Arsacid Political Ideology，” Notae Numismaticae， Tom 2， 1997， pp.27-65.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除阿克西达瑞斯和帕塔马西里斯外，其他王子都有明确的去向，故排除了安世高是帕科鲁二世其他王子的可能性。奥斯罗斯一世的做法显然违背了《郎戴亚和约》的规定，为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出兵东方找到了口实。

113年，图拉真认为解决“东方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出兵东方，以彻底解决“亚美尼亚事件”。俄国学者科瓦略夫指出，亞美尼亚长期以来就是罗马和帕提亚帝国纠纷的症结之地。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下册），王以铸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03页。东征前，图拉真进行了精心策划：在东部战区集结了10个军团。小普林尼的信件证明，比提尼亚（Bithynia）行省当局须为路过的罗马军团提供给养。Fergus Millar， The Roman Near East， 31 B.C.-A.D. 3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3.罗马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说：“他（图拉真）发动了一场针对亚美尼亚人和帕提亚人的战役，借口是亚美尼亚国王不是从他手中而是从帕提亚国王手中得到了王冠。”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Vol.8， trans. by Earnest Cary， p.393.

在罗马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奥斯罗斯一世不得不废黜了阿克西达瑞斯，另立侄子帕塔马西里斯为亚美尼亚国王，以平息图拉真的不满。帕塔马西里斯是前帕提亚君主帕科鲁二世的另一个儿子，因此他也是有皇家血统的帕提亚王子。奥斯罗斯一世认为，只要图拉真给他的侄子加冕，就可以满足《郎戴亚和约》的规定，战争就可避免了。为此，他紧急派出使者，向已经行军到雅典的图拉真求和。使者恳求图拉真把亚美尼亚的冠冕送给帕塔马西里斯，但卡西乌斯·狄奥提供的信息表明，图拉真既没有接受礼物，也没有作任何口头或书面的答复，只说了一句：友谊是由行动而不是言语决定的。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Vol.8， trans. by Earnest Cary， pp.112-113.

显然，图拉真没有妥协的打算，他的目的不仅要吞并亚美尼亚，还要灭掉帕提亚。对于帕塔马西里斯来说，他极力希望皇帝图拉真承认自己的亚美尼亚王权。根据卡西乌斯·狄奥的说法，他给图拉真写去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以亚美尼亚国王的身份署名，但在未有任何答复的情况下，他在第二封信中去掉了“王”的称号。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Vol.8， trans. by Earnest Cary， p.397.由于一直未得到明确答复，帕塔马西里斯决定亲自觐见罗马皇帝。114年，在亚美尼亚城市埃勒吉亚（Elegeia），亚美尼亚古城，在今土耳其东北部埃尔祖鲁姆省内。图拉真接见了帕塔马西里斯。根据卡西乌斯·狄奥的描述，这位帕提亚王子向图拉真行礼后，从自己的头上取下王冠，放在了皇帝的脚下，然后默默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图拉真给他加冕。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Vol.8， trans. by Earnest Cary， p.397.这无疑是帕塔马西里斯希望重演尼禄的加冕仪式。然而，图拉真却将亚美尼亚国王的行为视为向罗马投降的标志。这时，罗马士兵欢呼雀跃。卡西乌斯·狄奥说：“鉴于阿萨息斯族（帕提亚）的后裔、帕科鲁的儿子、奥斯罗斯的侄子，没有戴王冠，像俘虏一样站在图拉真面前，因此这是一场没有王冠、没有流血的胜利。”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Vol.8， trans. by Earnest Cary， pp.399-401.

在罗马人的营帐中，帕塔马西里斯与图拉真进行了一番私人谈话，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卡西乌斯·狄奥声称，帕塔马西里斯什么也没有得到，愤愤地离开了营帐，后又被图拉真派人请了回来，并命令他在众人面前说出一切想说的话，以防那些不知道他们私下谈话内容的人编造一份报告。帕塔马西里斯被迫声明自己不是被击败和俘虏来的，而是自愿来的。接着，帕塔马西里斯陈述了自己的冤屈，声称自己应该像梯利达特国王从尼禄手中接过亚美尼亚王冠那样得到亚美尼亚王国。图拉真拒绝了帕塔马西里斯的要求，宣布亚美尼亚属于罗马帝国，由罗马人统治。图拉真吞并亚美尼亚的做法显然破坏了“郎戴亚妥协”的原则。关于帕塔马西里斯的去向，卡西乌斯·狄奥有明确的描述：“然而，他（图拉真）允许帕塔马西里斯离开，去任何他喜欢的地方。所以他把王子和他的帕提亚同伴一起送走了，并派出一支骑兵护送，以确保他们不会与任何人交往，不会发动叛乱;但他命令所有跟隨王子来的亚美尼亚人留在原地，因为他们已经是他的臣民了。”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Vol.8， trans. by Earnest Cary， p.399.卡西乌斯·狄奥对帕塔马西里斯的记载到此为止。古罗马学者弗龙托（100—170年）对此评价道：“为了罗马人的好名声，让一个恳求者毫发无伤地离开比受到公正的惩罚要好得多。”Marcus Cornelius Fronto， The Correspondence of Marcus Cornelius Fronto with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Lucius Verus， Antoninus Pius， and Various Friends， Vol.2， London： W. Heinemann， 1919， p.215.从此，帕塔马西里斯神秘地消失在史学家的视野中，后世学者对其去向一直不得求解，因而推测皇帝图拉真派人暗杀了帕塔马西里斯。M. Bu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Roman Empire，  p.313; E. Yarsha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3（1）： The Seleucid， Parthian and Sasanion Perio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88. 朗登认为，图拉真对帕塔马西里斯的死亡负有多大责任，目前还不能绝对确定，这项指控没有得到证实，详见R. P. Longden， “Notes on the Parthian Campaigns of Traja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21， No.1， 1931， pp.1-35.然而，这只是后人的揣测，无史料根据。

图拉真吞并亚美尼亚一事标志着罗马帝国“大战略”的转移，随后罗马人占领了帕提亚帝国都城泰西封，并顺流航行到波斯湾。学者普遍认为，图拉真东征是罗马人和波斯人“两个世纪的政治姿态和激烈竞争”的高潮。Rose Mary Sheldon， Rome’s Wars in Parthia： Blood in the Sand， 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2010， p.143.117年，图拉真去世，其继承者哈德良放弃了东扩的野心，恢复了“郎戴亚妥协”的原则。抛开这些不谈，帕塔马西里斯离开亚美尼亚后几十年，一个有着“王”“侯”身份的名为“安世高”的帕提亚王子出现在中国文献中。那么，安世高是否就是被图拉真护送走的亚美尼亚国王帕塔马西里斯呢？

三、关于安世高身份的几个问题

根据前文所述，帕塔马西里斯具有帕提亚王子和亚美尼亚国王的双重身份，这正与佛教文献中对安世高的身份记载相吻合。

3世纪的康僧会所撰的《安般守意经序》是最早记载安世高身世的佛教史料，然而现有的版本多以《出三藏记》《高僧传》为依据。孔慧怡：《从安世高的背景看早期佛经汉译》，《中国翻译》2001年第3期。据《出三藏记》载，安世高为安息（中国史书称帕提亚为安息）王嫡后之子，因不愿为王，让国于叔，然后离开本国，在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入汉。《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08页。关于这一点，《高僧传》和其他早期佛教资料的记载与《出三藏记》所述大同小异。9世纪日本高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也声称安世高是在“后汉桓帝时”来到中国的。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文镜秘府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10页。一些中国世俗典籍也旁证了安世高的身份，例如《魏史》《北史》声称北魏开国功臣安同的先祖就是“以安息王侍子入洛”的安世高，之后的《新唐书》等史籍在提及安世高时与以前的史料记载无多大区别。《魏书》卷30《安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12页;《北史》卷20《安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51页。《新唐书》云：“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帕提亚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详见《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系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45页。

值得注意的是，安世高具有“安侯”的身份。汉末魏初陈氏的《阴持入经序》留下了“安侯世高者……捐王位之荣”的记录。《大正大藏经》卷30，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64页。僧佑和慧姣也宣称：“世高本既王种，名高外国，所以西方宾旅犹呼安侯。”《出三藏记集》，第510页;《高僧传》卷1《汉洛阳安清》，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页。按《高僧传·支娄迦谶传》云：“世称安侯（安世高）、都尉（安玄）、佛调（严佛调）三人，传译号为难继。”《出三藏记集》，第284页。显然，安世高“侯”的身份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侯”，而是对外邦首领的一种称呼。当时，其他译经僧虽有出身王族者（如帛尸梨蜜多罗、求那跋摩和鸠摩罗什），但却无一有“侯”的身份。孔慧怡：《从安世高的背景看早期佛经汉译》，第53页。同在洛阳与安世高一起翻译佛教的另一位帕提亚人安玄亦无“侯”的身份。E.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34. 除安世高和安玄两位帕提亚人外，当时在洛阳从事佛经翻译工作的还有3位月氏人（支娄迦谶、支曜和支亮）、2位粟特人（康孟祥和康居）和3位印度人（竺朔佛、竺大力和昙果）。然而，人们对2世纪洛阳佛教界翻译团体的规模和内部组织情况，知之甚少。因此，安世高的“侯”无疑指帕提亚帝国附属国的首领，这正与前文所述的历史背景相吻合：帕塔马西里斯既具备帕提亚帝国王者的身份，也是出身于帕提亚皇族的王子。除此之外，帕塔马西里斯离开亚美尼亚的时间与安世高到洛阳的时间相差只有34年，因此两者为同一人的可能性不存在时间上不一致的问题，何况大部分文献都说安世高漂泊了很久才到达洛阳。

李铁匠撰有《安世高身世辨析》一文，他主要依据帕提亚王位继承制度否定了安世高的王子和侯的身份，而认为他只是一位来自木鹿地区普通平民。李铁匠：《安世高身世辨析》，《中国翻译》2001年第3期。显然，李铁匠没有注意到《郎戴亚和约》对亚美尼亚王权的特殊安排，故排除了安世高的“王”“侯”身份。事实上，帕提亚帝国虽为君主专制国家，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由独立或半独立的地域王国组成（非行省制）的联邦制国家，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因此，用帕提亚皇室的继承制度解释安世高的身份是行不通的。

显然，安世高的“王”并非帕提亚最高统治者“万王之王”的衔号，而是“万王之王”之下的诸侯王，即“安侯”。这种粗放的政治管理模式，造成了帕提亚帝国政治制度的不清晰，故影响了学者对帕提亚帝国君主世系和宗谱的認识。关于帕提亚帝国的继承制度问题，参见拙著：《古代西亚文明》，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92—497页。

意大利学者富安敦（Antonino Forte）所著《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一书，是目前研究安世高身世最为详细的一部著作，他在序言中断言安世高是帕提亚帝国遣汉的质子（侍子）。众所周知，质子即人质，它在古代世界一般为大国为巩固对小国或附属国的统治而采取的一种外交行为。的确，汉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存在质子政治关系，如《后汉书》有纳质子五十余国的记载。《后汉书》卷4《和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9页。然而，帕提亚与汉政府之间却不存在这种关系。两国虽互派过使节，但却无臣服关系的证据，也无帕提亚质子入汉的说法。事实上，罗马、帕提亚和汉帝国为同时代大国，实力不相上下，故富安敦的汉政府接受帕提亚王子为质子的说法，有违常理，也无实证。

冯承钧专门研究过安世高的身世，他说：“安清Parthamasiris字世高。帕提亚Parthie国王满屈二世Pakor之太子也。九七年王薨。王弟Cosroes嗣位。清退为亚美尼亚王Armenie。罗马Trajan帝取亚美尼亚。欲以清为帕提亚王。国人不愿。清乃出家修道。历印度而于一四八年至中国。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梵为汉。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义理明晰。文字尤正。” 冯承钧：《历代求法翻经录》，第4页。

冯承钧之说可能借鉴了清朝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的说法。戴遂良亦认为，安世高即帕塔马西里斯。Léon Wieger， 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中国宗教信仰及哲学观点通史）， Sien-hsien（献县）： Ho-kien-fu（河间府）， 1922， pp.351-353.戴遂良还推测，图拉真为避免帕塔马西里斯遭到奥斯罗斯一世的迫害，才打发这位亚美尼亚国王离开了帕提亚，到了印度，随后到了中国。Léon Wieger， 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 p.353.戴遂良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帕塔马西里斯的皇叔奥斯罗斯一世属篡位者，所以帕塔马西里斯的返回肯定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谈及此事时，戴遂良引用了卡西乌斯·狄奥的记载。显然，冯承钧与戴遂良的说法已经非常接近于史实。尽管如此，冯承钧之说仍有几点值得商榷。首先，满屈二世（帕科鲁二世）去世的时间为110年，并非97年（戴遂良亦认为97年）;其次，安世高欲登基帕提亚王之说，未有实证;第三，安世高是否经印度入汉尚有争议。抛开第一点和第三点不谈，笔者对第二点和佛教史料中安世高“不愿为王”“让国于叔”“驰避本土”的说法，做一探究。但在此之前，有必要理清公元2世纪上半叶帕提亚皇族谱系及其争夺王位的历史。

帕科鲁二世（满屈二世）有四个王子：沃洛吉西斯三世、阿克西达瑞斯、帕塔马西里斯（安世高）和梅里达茨。帕提亚王奥斯罗斯一世和米特里达梯五世（Mithridates V，129—140年在位）是亚美尼亚国王阿克西达瑞斯和帕塔马西里斯的皇叔。帕科鲁二世统治时期，奥斯罗斯一世起兵造反（109年），并最终占领了帕提亚帝国的西半部江山，而帕科鲁二世的继承者沃洛吉西斯三世得到了帕提亚帝国的东半部江山（即小安息）。在奥斯罗斯一世和沃洛吉西斯三世共治时期，帕提亚帝国内忧外患，帝国呈分裂状态，图拉真入侵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图拉真攻下泰西封后，为防止波斯人造反，扶植奥斯罗斯一世的儿子帕尔萨玛斯帕提斯（Parthamaspates）登上了帕提亚的宝座;而东部的沃洛吉西斯三世则集中精力应对贵霜帝国的威胁。A. D. H. Bivar，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Iran under the Arsacids，” Ehsan Yarsha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p.91.不久，奥斯罗斯一世重新夺回帕提亚宝座，其子帕尔萨玛斯帕提斯逃亡罗马。117年，图拉真去世，其继承者哈德良皇帝宣布放弃罗马帝国东部残余领土，再次确认了《郎戴亚和约》所确立的原则，沃洛吉西斯三世兼任亚美尼亚国王。129年，沃洛吉西斯三世击败并废黜了奥斯罗斯一世，但随即与主张帕提亚皇位的皇叔米特里达梯五世陷入冲突。140年，沃洛吉西斯三世击败并废黜了米特里达梯五世。沃洛吉西斯三世去世后，米特里达梯五世的儿子沃洛吉西斯四世（147—191年在位）继承了帕提亚皇位。

在这段帕提亚皇室激烈内斗的过程中，帕塔马西里斯缺席了。因此，冯承钧或佛教文献中的安世高“让国于叔”之说，缺乏实证，但这也的确反映了那段时期帕提亚王室内讧和王权更迭频繁的现实。另外，奥斯罗斯一世属谋权篡位的“万王之王”，因此其王权不具合法性，例如奥斯罗斯一世的铸币上一直没有皇冠，直到117年图拉真去世后他的头像上才有了一些装饰品。Marek Jan Olbrycht， “Parthian King’s Triara-Numismatic Evidence and Some Aspects of Arsacid Political Ideology，” p.50. 这些情况表明，奥斯罗斯一世可能与合法继承人沃洛吉西斯三世达成了某种协议。同时，这也表明，帕提亚皇冠不是随意使用的，它的存在或不存在与具体的政治情况有关。因此，按逻辑来说，具有帕提亚皇位继承权资格的安世高让位于叔——奥斯罗一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除帕塔马西里斯之外，在帕提亚诸王子之内找不到第二个与中国佛教文献记载相一致的其他帕提亚王子。英国学者阿瑟·劳埃德（Arthur Lloyd，1852—1911）认为，安世高应是阿克西达瑞斯，详见Arthur Lloyd， The Creed of Half Japan： Historical Sketches of Japanese Buddhism，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911， p.118. 然而，很少有学者认同阿瑟·劳埃德的观点。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说，由于阿克西达瑞斯既未做到让罗马人满意，也未做到让帕提亚人满意，奥斯罗斯一世废黜了他，见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Vol.8， trans. by Earnest Cary， p.395. 根据波斯人的传统，被废黜的国王一般都死于非命，故学者一致公认阿克西达瑞斯在113年去世。尽管如此，阿克西达瑞斯之死也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故如果安世高如果不是帕塔马西里斯的话，那么便如阿瑟·劳埃德所说是同为帕提亚王子、亚美尼亚国王的阿克西达瑞斯。因此，可以确定地说，安世高要么是阿克西达瑞斯，要么是帕塔马西里斯。但就笔者综合各方面史料来源和逻辑性推断而言，安世高为帕塔马西里斯的说法更准确，更符合逻辑。况且，无论从历史背景来看，还是从帕塔马西里斯的身份及其离开亚美尼亚的时间判断，帕塔马西里斯与安世高应为同一人。那么，中国早期佛教文献中为什么会出现安世高“不愿为王”“让国于叔”之说呢？这可能与安世高在向别人转述他的身世时，听者或记录者对帕提亚皇族内部复杂关系的理解出现偏差，或安世高本人为故意拔高自己的身份地位，有意隐瞒了一些细节。

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图拉真将帕塔马西里斯赶出亚美尼亚后，他可能来到了王兄沃洛吉西斯三世控制的小安息，并云游了西域诸国。这里与当时佛教盛行的贵霜帝国搭界，故政治上失意的安世高很可能受当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从小安息入贵霜再入汉。这正与部分中亚学者所认为的安世高从中亚来华的推论相一致，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A Study of the Scythians and the Huns and the Part They Played in World Histo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9， p.67.也與李铁匠所主张的安世高的木鹿之说相吻合。

公元1—2世纪的贵霜帝国幅员辽阔，它是与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和汉帝国并驾齐驱的大国之一，其疆域从今日的塔吉克斯坦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一带。贵霜统治者大力扶植佛教事业的发展。此时，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频繁，汉帝国统治者似乎也对佛教产生了兴趣，例如汉明帝曾派使团到西域寻求佛经。安世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潜心学习汉语和佛教，于148年来到洛阳，开始翻译佛经，但他来华的具体细节不得而知。张毅在笺释《往五天竺国传》时说：“早期来华译经的高僧中就有好几位安息人。如汉桓帝时来华的安世高，据说是安息国王的太子。他博学多才，在西域诸国很有声誉，来华后又通习中华语言，先后译出经论，凡三十几部。他的译文‘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2页。。

另外，安世高的名字也非常值得关注。按照汉语典籍对外族人称呼的惯用法，作者常常在其名前冠以族名（或国名）的略称。例如，帕提亚人被冠以“安××”，天竺人被称为“竺××”，月氏人被称为“支××”，粟特人被称为“康××”。因此，安世高和安玄的第一个音节“安”是“安息”的意思。然而，学者对安世高的本名“清”的具体含义尚有争议。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认为，“世高”可能是一种敬语称谓，其“安清字世高”中的“字”不能用中国古人的字号传统来解释。E.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p.32-33.《安般守意经》是安世高最重要的译作之一，其中有经文：“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安世高译：《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大正藏》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64页。此处的“清”似乎为“安清”之名找到了某种实证，因为“清净无为”一词出自《老子》，是汉代中国道家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马祖毅认为，“清”是安世高在道家学说概念中寻找哲学概念比附的结果。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安玄是在洛阳与安世高一起从事佛教翻译工作的另一位帕提亚人，也许我们从“玄”字的含义中能推测出“清”的含义。众所周知，“玄”亦来自道家，道教亦被誉为“玄门”。由此可见，马祖毅的分析不无道理，故有理由确认“清”“玄”皆来自道家哲学概念。这说明早期来华译经者谙熟中国本土文化和思想观念，并将其作为翻译工作的参照系，以使佛教通俗易懂，以被彼时中国人容易接受。安世高的最终去向与他来华前的身世一样，也是一个谜，并不为人所知。“（安世高）170年顷。一说为人毙于会稽市内。一说为奴刃于豫章舟中。”详见冯承钧：《历代求法翻经录》，第4页。安世高在华活动约30年，详见业露华、董群：《中国佛教百科全书·教义卷 人物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

综上所述，只有亚美尼亚国王帕塔马西里斯吻合安世高的帕提亚王子、国王和安侯的身份。尽管如此，安世高即亚美尼亚国王帕塔马西里斯之说，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史料记载。笔者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史料的发现，这一问题将会最终得到解决。

结 语

由于安世高在中国佛经史和翻译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揭开他的真实身份有重要意义。然而，早期佛教和世俗文献对其身世的记载有限，故给后世学者的研究带来各种困惑。尽管如此，根据有限的信息仍可确定安世高即亚美尼亚国王帕塔马西里斯这一事实，而且这也最符合佛教典籍的原始记载和史实。另外，安世高入华翻译佛经一事，反映了汉代中国和伊朗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97年）出使大秦时，在和椟城造访了安世高的父亲帕科鲁二世。受益于丝绸之路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帕科鲁二世特意加强了与汉帝国的外交关系，并在101年11月向中国汉廷献狮子和鸵鸟等方物。《后汉书》卷3《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9页。由此可见，安世高入华前已经对中国及其汉语有所了解，甚至充满兴趣。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安世高入汉后组织的翻译团队，标志着一种新文学活动在中国的开始。另外，公元2世纪下半叶，帕提亚、月氏和印度的佛教译经者，几乎在同一时间聚集在洛阳从事佛经翻译工作，很可能说明了当时的汉朝统治者急于了解佛教的真谛，从而吸引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学者，抑或说明帕提亚帝国、贵霜帝国、印度和中国为对付匈奴人的入侵，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因此佛教传入中国很可能与政治谈判同步进行。

（责任编辑：李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