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文波

2010年-2011年，坊间出现了两本叙述中国轿车30年历史的书，两书的作者在中国的汽车界都是知名人士。对德国大众在中国的两个合资项目，两本书的作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钓鱼论”的说法。

其中一位引述当年德国大众董事长哈恩的说法：“他觉得上海大众的场地，当时过于狭窄，于是就动了另辟蹊径的念头。在长春，急于扩大中国战果的哈恩当即提议，把奥迪从上海搬到一汽生产，从组装奥迪100起步，与一汽开始广泛的合作。”

作者又引用一汽厂长耿昭杰的话：“我们都在钓鱼，哈恩钓我的鱼，我也钓他的鱼。”

另一本书则绘影绘形地说：“哈恩认为，中国如同一个大池塘。上海鱼太小，于是看上了一汽，为了要钓到这条大鱼，在与一汽谈判期间，不惜把大众在美国威斯摩兰的工厂免费赠送给一汽做为钓饵，和一汽的谈判还会有问题吗？”

我在前面的几篇文章中已经就我所知交代得很清楚，大众和一汽的结合“一切源自偶然”。

当时哈恩和德国大众的同仁们根本不会有几个人认识中国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他们也领悟不到“二大三小”或“三大三小”的政治含义和重要性，何来“钓大鱼”的计划？究竟有没有“钓饵”之说？请看下面威斯摩兰的故事！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百业待兴，各行各业都兴致勃勃地想做点什么、生产点什么、赚点什么。然而，有想法，却没有新技术，旧设备老化失修，资金和外汇匮乏。

怎么办？穷则变，变则通。一时之间，脑筋动得快的人想到了进口外国的二手设备，最好是连带生产和产品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