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樊星 河南 孔育新

孔育新：

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民性”问题讨论中，刘禾、周宁等学者的“国民性”理论在学界有较大影响。在《语际书写》中，刘禾认为 “国民性”理论本质是将种族的先天性差异定性为理解人类区别的首要准则，它为欧洲的种族和文化优势张目，也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而反帝先驱们（如梁启超、鲁迅）也不得不屈从于这一欧洲人用来论证自身种族优越的话语，这也成为后来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国家民族前途问题时遇到的共同困境。而周宁在《天朝遥远》中认为，在西方现代历史和现代精神结构中产生的中国形象——从“契丹王国”“孔教乌托邦”到“东方专制帝国”——实际上表现了西方自我超越的欲望向往和自我区隔的排斥质疑，同时也是西方用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而中国在现代化运动的起点上，不仅认同了西方制定的“进步”概念，还认同了西方做出的“停滞的东方专制帝国”的判断，由此，中国通过屈服西方文化霸权的方式进入了西方的话语系统，他认同的不再是自身的文明，而是西方的“中国形象”。那么，樊老师如何看待刘、周等后殖民理论背景下的“国民性”理论，它的意义与限度在哪里？

樊星：

对于后殖民理论背景下的“国民性”理论，我缺少研究。只是觉得“五四”时期鲁迅等人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有失偏颇。事实上，鲁迅一面批判“阿Q 精神”那样的“国民性”，一面也欣赏“魏晋风度”，就已经显示出“国民性”的复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