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爽爽［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

当代中国的《围城》热是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夏志清强调《围城》中背离时代精神的视角和现代性，并把《围城》作为和“五四—左翼文学”的对立，作为一种不同于感时忧国的宏大叙述。受海外学者的影响，学界对《围城》的研究忽视了其中的感时忧国情结。直至近期，吴晓东针对学界历来诟病《围城》“这部战时作品没有正面书写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观点，提出在《围城》存在一个“忧乱伤生，甚至忧愤深广的作者”。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特殊环境下，没有一部作品是可以游离于中国的特殊时代背景之外的。小说中被恃才傲物的叙述者所掩盖的，正是一个忧愤深广的作者。如钱锺书坦言，写此书的过程中“忧世伤生，屡想中止”，感时忧国情结在《围城》中的大量文本表现所具备的特征异常鲜明，具体表现为多维的深度性。

一方面，纵向来看，《围城》充满足量而机警的讽刺，使人读来觉得书中的叙述者高于围城中受困的众人，俯视着他们的蝇营狗苟，并予以嘲弄，而正是这种“笑谑”的讽刺传达出了钱锺书的感时忧国情结。另一方面，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横向相比，感时忧国情结在《围城》中具备着特殊的现代性，作者所忧心的“时”与“国”的含义也和传统意义上的感时忧国情结不同。

一、纵向的深度性——通过笑谑的讽刺传达

《围城》中的感时忧国之情是经由讽刺的形式传达给读者的，且这种讽刺具有“反浪漫主义”风格。伴随着整部小说的讽刺的范围之广、手法之多、特色之鲜明、程度之深，感时忧国情结被深度化了，也使得读者很容易被小说中仿佛超然物外的叙述者所欺骗，从而将掩埋的感时忧国之情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