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夏 付之怡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是推动沿线国家经贸整体发展的重要策略，而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发展主题。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其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性影响。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

在近几十年间，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深，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也大都呈现出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在外商直接投资对發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下。第三方世界迅速崛起。在此背景下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进一步加深沿线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深入助推沿线国家的协同发展。

但与此同时，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背后潜藏的环境代价也逐渐显现，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环境问题层出不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非长远之计，将保护环境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主流发展趋势。

如何在稳步发展经济的同时，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成了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标准之一，其重要性也因此日益凸显。

二、文献综述

就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向展开。其一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身的测度，例如于善波等[2]学者基于SBM-GML模型，以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了长江经济带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二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例如克甝、傅娟[3]等学者基于2001—2017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SBM-DEA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马尔科夫链等多种方法，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化进行了分析;其三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例如Xueli Wang等[4]学者从空间角度分许了环境规制、偏向性技术进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就外商直接投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研究而言，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丁晓慧等[5]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任松等[6]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李敏杰等[7]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

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带来技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同于自主研发型的新技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引进所需时间少，可以迅速做到弥补空缺、投入实践。对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而言，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而来的环保经验、治污技术、环保体系等等绿色技术，可以在东道国自主研发出其他绿色技术之前，填补东道国可持续发展中的技术空缺，帮助东道国缓解甚至解决各类环境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带来资金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可以体现在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直接经济支持和间接改变社会观念两个方面。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为相关单位购买治污处理等设备、聘请专员等提供经济支持。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可以从多个方面助推东道国经济的发展。而国家经济的发展使个人财富得以或多或少的增长，从而致使个人能够开始考虑更深层次的需求，这种更深层次的需求也就包括了对环境质量的更高要求。加上近年来的国际上对低碳环保宣传和强调，东道国能为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供较为良好的社会观念基础，这种基础的形成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金。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带来制度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制度方面促进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道德规范助推各单位主动完善单位相关环保制度;二是通过国家法律法规引导各单位完善相关环保制度。对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而言，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而来的较为完善的环境规制、环保政策、环保体制等制度，可以加速东道国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帮助东道国的相关环保进程走上正轨，助力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四、主要结论

在第三方世界迅速发展、各经济体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深、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下，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成了当今的主要问题。本文主要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带来技术、资金、制度等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结论。

基于此结论，沿线国可以在一定程度进一步完善吸引外资的体系。借此，东道国能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引进他国先进的技术、制度等，并融入到本国的具体实践当中，加速完善本国的可持续发展制度、助力绿色生产率的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东道国应当在引进外资的同时，重视本国的绿色技术创新，以别国的先进技术、制度为参考和辅佐而非终点。

参考文献：

[1]赵明亮，刘芳毅，王欢，孙威.FDI、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地理，2020，40（04）：38-47.

[2]于善波，张军涛.长江经济带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收敛性分析[J].改革，2021（04）：68-77.

[3]克甝，傅娟，蔡青青，曹建飞.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化[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05）：112-116.

[4]Wang X， Sun C， Wang S， et al. Going green or going away？ A spatial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8， 15（9）： 1917.

[5]丁晓慧.外商直接投资、财政支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中国商论，2020（23）：97-101.

[6]任松，左晖.双向FDI和区域创新效率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管理，2021，36（02）：42-46.

[7]李敏杰，王健.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软科学，2019，33（09）：13-20.

基金项目：

四川外国语大学2019年年度项目：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sisu2019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