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雨

内容摘要：尼采对鲁迅影响深远。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用日神與酒神的二元冲动理论对艺术的本质加以说明，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由此诞生。《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是兼具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在形式表征上，《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以塑造人物形象见长，鲁迅独特的抒情方式、精妙的文辞调度更是赋予了《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音乐般的审美效果;这分别与偏造型的日神精神及重音乐的酒神精神相契合。在情旨内蕴上，聪明人对奴才虚空的告慰，同象征日神精神的、梦的表象的特质出于一辙;傻子是《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寄寓了酒神酒神的理想人物。在对傻子的结局布置中，作品的主题得到深化，鲁迅个人的思考判断也由此呈现出来。

关键词：日神精神 酒神酒神 尼采 鲁迅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早在“五四”时期，傅斯年就已在《一段疯话》及《随感录（四）》中指出，鲁迅的文章里存在尼采痕迹。刘半农也曾赠给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联语——“当时的朋友们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1]。此外，更有人因“《热风》集里的几页”而尊称鲁迅为“中国的尼采”[2]。

纵览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尼采学说为中心，用“超人”及“权力意志”来解读鲁迅作品的论述尤为丰富;以鲁迅创作为基点，结合《野草》等杂文来阐明尼采影响的陈说亦不在少数。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迄今为止，在鲁迅与尼采关系的个案分析中，尼采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鲜有学者关注。可“尼采的哲学就是酒神哲学”[3]，酒神精神是尼采哲学的唯一主角：之后无论是权力意志、超人，还是查拉图斯特拉，都无一不是酒神精神的化身。更进一步考量，在为数不多的、与这一课题相关的研究文章中，学界大多只着眼于酒神精神这一个方面。基于此背景，参照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的阐说层次，本文从形式表征和情旨内蕴这两方面入手，在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视域下，试图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解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释义

在处女作《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借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这两个形象重释希腊悲剧的起源及实质。在尼采看来，艺术源于日神与酒神的二元冲动。这是两种“无须人间艺术家的中介，从自然界本身迸发出来”[4]的艺术冲动。因此，艺术家通过模仿自然界而完成创作：若模仿日神的、梦的状态，便产生造型艺术和史诗;若模仿酒神的、醉的状态，则产生音乐和抒情诗。希腊悲剧便是这两者结合的产物。

由此可见，在形式表征上，日神精神往往诉诸视觉，代表形象世界;而酒神精神更偏重听觉，具有音乐性。另外，日神是“内心幻想世界的美丽外观”[4]的象征，音乐赋予了希腊悲剧区别于日神艺术的力量。

至于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情旨内蕴——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反复强调，生命“通过艺术拯救他们而自救”[4]。那么，艺术如何发挥它对人生的功用呢？其一，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日神艺术用美的幻觉掩盖真实的人生，从而诱使人们继续生活下去。其二，以悲剧为代表的酒神艺术用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众生，在迷狂中“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活快乐”[4]。因此，梦是日神精神的呈现状态，是浮于表象的美丽幻觉;醉则是酒神精神的对应样貌，是关乎生命本质的无意识和非理性。

二.形式表征上的两相契合

从标题来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需要借助三种形象完成叙事、说理，因而契合日神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无关酒神精神：由于鲁迅独特的抒情方式，以及对汉语的灵活调度，字里行间中，《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仍具有明显的音乐情致。

1.造型艺术

披览这篇不足千字的散文诗，塑造人物形象时，语言描写占据了全文大半篇幅。首先来看聪明人：听闻奴才的诉苦后，他先以“这实在令人同情”的立场和奴才达成共情;继而“唉唉”叹息，随后做出“我想，你总会好起来”这样漂亮但虚无的安慰;得知了奴才的一番“壮举”并认可自己“总会好起来”的先见之明时，他又代为高兴地应和着“可不是么”。聪明人的反馈自始至终都顺应着奴才的价值取向，模棱两可的表述中，聪明人看似诚恳实为看客的伪善嘴脸一目了然。

和聪明人无形无骨的敷衍相比，傻子的言辞要棱角分明得多：获悉了奴才的悲惨境遇，他直呼“混账！”;然后提出鲜明的个人主张：“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奴才犹疑时，他热心地要求“那么，你带我去看去！”接着又恳切地表示“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遭到奴才的阻止后，只一句“管他呢！”。可想而知，傻子才是真正站在奴才的立场上的，他是以解决问题的姿态向着不合理的统治大胆宣战。

整篇文章中，作者只给主人安排了一句话：听完奴才的邀功后，主人慢条斯理地夸奖了三个字“你不错”。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判断句，简单到足以抹杀褒扬色彩，甚至透露出居高临下的指点意味。只一句评价，统治者冷酷无情的面目昭然若揭。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话语最为繁多的非奴才莫属。前半部分中，奴才的言说内容仅是诉苦，但奴才的遣词造句带有非常明显的表演意味。诉苦的过程中，他分类别、举例子、作比较、列数字;得到聪明人的共情后，他“高兴地”陈说自己做工的内容。在奴才的表述里，苦难似乎都变成自我证明的勋章，这也为下文他怯懦可鄙的言行埋下伏笔。

除了语言描写，在塑造人物时，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同样是《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常见的艺术手法。作品通篇白描，着墨精省但笔力遒劲。奴才总是悲伤地寻人诉苦，他流泪时“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不出二十个字，流泪这一瞬时表现就被鲁迅慢镜头般无限放大。于是聪明人也“惨然了”，“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有叹息的声音表露，又有眼圈变红的色彩呈现，声色结合惟妙惟肖。

当奴才向傻子诉苦时，傻子的第一反应是“大叫起来”。在帮奴才的破小屋开一扇窗时，傻子动手就砸，大刀阔斧而又干脆利索。面对傻子的言行，奴才由“吃惊”到“大惊”再到“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对于这出闹剧，“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主人早就听到喊声，但他最后出来，出来时也得拿出身段，其作为统治者的老成世故不言而喻。于是奴才“恭敬而得胜地”邀功，得到夸奖后又“大有希望似的高兴”，他自甘奴隶且安于奴隶的麻木心理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2.音乐艺术

词句反复是作品音乐性最为突出的表征。最浅显的，如大量叠词的使用：聪明人“唉唉”叹息;奴才劝阻无果后“在地上团团地打滚”;主人要在最后“慢慢地”出来……摹神写态中音韵和谐，读来朗朗上口。

稍微复杂一点的是文句的反复。这种反复主要体现在句式结构的高度一致上。如奴才对自己做工的陈说：担水对跑街，烧饭对磨面，张伞对打扇，洗衣裳对烧汽炉，动宾短语各安其位;另外，清早应上午，晚应夜，晴对雨，冬对夏，时序安排也秩序井然。除了这句，奴才哭嚷时的句式结构也几近一致：“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两组短句的句末语气词都完全相同。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还存在另外一类文句反复。这类与其说是反复，倒不如说是内容上的呼应更恰当些。奴才反复地寻人诉苦，每次诉苦都流着眼泪;得到夸奖的奴才“大有希望似的高兴”，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前文出现聪明人“总会好起来”的安慰，文末也借奴才之口重提这个先见之明。前呼后应中，作品自会潛藏一种韵律。

最后一种同样可以归并为反复的，是修辞上的顶针。奴才“半夜要煨银耳，伺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第一个分句以钱作结，第二个分句再以钱开始。作品中运用顶针修辞的远不止这一例：奴才“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以及他认为自己“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都属于这一类型。

除了反复，整句散句的交互使用同样会赋予作品音乐般的质感。全文多用散句，但奴才在诉说自己无止休的做工时则以整句为主，且饭、面、伞、扇、钱、鞭押“an”韵，整齐划一、音声和谐。此外，奴才“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又湿”“又阴”首字相同且尾韵一致。即便抛开一切书写技巧，《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强烈的声音表达意识也不容忽视。文章通篇以对话为主，三种声音的编织中，有聪明人的叹息，有傻子的大叫，还有奴才撒泼耍混式的哭嚷，声情并茂蔚为大观。

钱理群有言：“鲁迅小说是具象和抽象的结合，诗与哲学的结合，鲁迅的小说有很强的抒情性，但他的抒情总是与哲理的思考融合为一体的，可以说是所谓‘抽象的抒情，这倒有可能是更为接近音乐的……所以，我凭着直觉，想到如果把鲁迅的《野草》改编成音乐，可能会非常精彩”[5]。《野草》作为鲁迅唯一一部散文诗集，全书都充溢着曲折幽晦的象征性表达。因此，不仅是鲁迅的小说，《野草》全书也是具象和抽象的结合、诗和哲学的结合。当抒情和哲思紧密相连，这种“抽象的抒情”便更契合音乐性，《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自然也不例外。

三.情旨内蕴中的遥相呼应

在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的譬喻中，尼采指出，梦和醉分别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存在形态，是日常生活中两种基本的审美状态;前者是幻觉，是表象，是以遮蔽的方式，诱使人类在痛苦里继续存活下去;后者是迷狂，是本质，是让人类在近乎自弃自毁的状态中，融会万物回归到自然之母的永恒当中。《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里，面对奴才的冤苦，聪明人和傻子的反应恰好分别照应了日神精神和酒神酒神。

1.梦的表象

聪明人对奴才的悲惨遭际深表同情，但也只安慰他“我想，你总会好起来”——没有提供任何问题解决路径，聪明人凭空给奴才造了一个梦，于是奴才得到了安慰，认为这样让自己“已经舒坦得不少了”。聪明人一手编造出来的美梦给了奴隶缥缈的希望，诱使他继续隐忍苟活，但终究功效有限：“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

为什么能将聪明人的慰藉认定成“梦”呢？认为奴才的生活“总会好起来”，这无疑与“梦”美丽的外观形态相契合。除此之外，从奴才这一角色出发，由后文的情节发展可知，面对主人，奴才永无反抗之意。这同时意味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力介入，奴才的生活状况永无好转的可能。奴才抱怨自身住宿环境恶劣，傻子提出“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奴才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随后傻子自己动手“打开一个窗洞”，奴才认为“这不行！主人要骂的！”即便是在几乎不涉及利害冲突的情况下，奴才也自愿以主人的价值取向为取向自我规训，其对主人的奴颜婢膝由此可见一斑。更讽刺的是，真正能够帮助奴才改变生存处境的傻子在奴才口中成了强盗，傻子的所作所为于奴才而言没有丝毫启发意义，甚至成了他反对、打压的对象。奴才是无意于争取变成一个自立自足的人的，于他而言，迎合主人、得到主人的夸奖才是最大的满足。

其次，聪明人的个人身份也决定了他对奴才的宽慰只是一个幻象。鲁迅笔下提及“聪明人”的文章多达20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写于1925年12月26日，暂选同这篇文章写作时间相近的分析：在《十四年的“读经”》中，广大读经之徒以及赞同章士钊读经主张的阔人都被鲁迅冠以“聪明人”的名号;《“公理”的把戏》中，聪明人专在背后用暗箭;“二十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虽然现在表面上还不免有些小挫折”出自《一点比喻》，对“聪明人”的嘲弄呼之欲出。可以说，在鲁迅的作品中，“聪明人”几乎都附着了影射意味，其本身便是一个反面形象。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里，聪明人更是一个为鲁迅所不齿的“帮闲”，他对奴才的宽慰使奴才安分守己，因而他也在不动声色中维护了主人的统治秩序。正如《论〈野草〉》中冯雪峰所言：“‘聪明人其实也是一种奴才，不过是高等的奴才;他很聪明，知道迎合世故和社会的落后性，以局外人或‘主子的邻居的姿态替‘主子宣传奴才主义哲学，所以也是一种做得很漂亮的走狗”[6]。

2.醉的本质

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傻子无异于酒神精神的代言人。尼采将酒神精神的存在形态概括为“醉”，是无意识和非理性。将这一“醉”的形态投射到《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它则呈现为故事人物的疯或者狂。最显豁的，得知了奴才的艰难处境，傻子个人反应的激烈程度令奴才瞠目结舌。从“吃惊”到“大惊”，显然，傻子的所作所为完全超出了奴才的预期。另外，无论是“大叫”还是“砸墙”，一举一动背后，傻子情感之激越炳如观火，这种表现情态同酒神精神的迷狂表征极为相像。

再深入一层分析，傻子全部行动的旨归也与酒神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前一段同聪明人的对话中，奴才提出自己“得另外想法子”，还未能等到奴才想出解决办法，聪明人就呈递出“会好起来”的梦境。傻子则和聪明人大不相同，他主动建言献策;发现奴才有所顾虑后，他自告奋勇地立即行动，哪怕不被理解、受到阻拦也毫不动摇。傻子是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凭本心而为奴才奔走呼号，将他放诸《狂人日记》，他就变成在病中呐喊出“礼教吃人”的狂人;置于《药》中，他便是沦为阶下囚也不忘劝说狱卒的夏瑜。总而言之，傻子是是一个彻头彻尾、“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动作”[7]的社会叛逆者。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唯有拥有傻子这样的大刀阔斧和雷厉风行，方有可能帮奴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鲁迅给傻子安排的结局也饱含深意。细读文本，赶走傻子的不是主人，而是一群奴才，这群奴才还是被一个、由傻子出手相助的奴才给叫唤出来的。在满是讽刺意味的情节推进过程中，鲁迅对奴才的讥诮奚落之情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大约半年前，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就曾表态：“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是以中国的历史从来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7]，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表态昭然若揭。

和《〈呐喊〉自序》中的剖白有所不同，《野草》不必“听将令”，它是鲁迅个人哲学的载体[8]。在《野草》的写作的1924年至1927年中，鲁迅先后经历了与胡适及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及四一二事变。再结合鲁迅致萧军的书信，“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9]由此可见，有别于《呐喊》中“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10]这样的写法，傻子这一理想人物的收场方式极具鲁迅个性色彩，寄寓了鲁迅自身对社会现实的价值判断。

参考文献

[1]孙伏园：《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新华日报》1941年10月21日.

[2]鲁迅：《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74页.

[3]马毅编：《现代西方哲学概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4]（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117页.

[5]钱理群：《与鲁迅相遇 北大演讲录之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37-138页.

[6]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701页.

[7]鲁迅：《摩罗诗力说》，《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59、207页.

[8]章衣萍：《古庙杂谈（五）》，《京报副刊》，1925年3月31日.

[9]鲁迅：《书信·341009 致萧军》，《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

[10]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1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