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洪锡

1949年8月25日，一封落款印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红色铅印的信函，寄达江庸在上海的律师楼。江庸一见缄尾一个苍劲有力的“毛”字，喜出望外，连忙开启，信上写道：

翊云先生：

大示敬悉。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人俊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许先生事，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

草复。

敬颂道安！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读罢，年逾古稀的江庸律师激动不已，热泪盈眶，这是弥足珍贵的殊荣！其时，中共中央正在紧张有序地筹建新政协，邀请各民主党派、知名的进步人士、社会贤达参加，而只有两位收到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邀请函，除了宋庆龄先生，就是江庸律师。江庸何许人也？何来这份殊荣？

因为“七君子”辩护而声名鹊起

江庸（1878年—1960年），字翊云，号詹翁，祖籍福建长汀县，1878年3月27日出生于四川省璧山县（今重庆市璧山区）。祖父江怀廷，清咸丰时进士，以知县分发四川，卒于南充任内。父江瀚，字海叔，曾参赞川督奎俊戎幕，后任重庆致用书院院长、北京大学堂总教习、文科学长，学部参事；辛亥革命后，复任北京大学、山西大学教授等职务。江庸幼承家教，学有渊源，国学基础厚实，善诗，二十一岁时入成都中西学堂学习英文。

1900年，江庸二十三岁，进京应科举考试，适遇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政局混乱，交通阻隔，遂经大同、西安折返四川。1901年，四川总督选派学生赴日留学，江庸入选东渡，进日本成城学校普通科，二年毕业后，于1903年入东京私立早稻田大学师范部法制经济科深造，在校毕业前一年即1905年，兼管法政大学中国学生速成班学务，并充任翻译、助教等职。留学期间，江庸结识了秋瑾、蔡锷、梁启超、蒋方震等人。1906年，清廷派遣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派江庸为照料员。同年学成回国后，直隶总督袁世凯聘他为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教习，尚未到任，旋即由学部调派，以普通司员兼京师法政学堂总教习。不久，修律大臣沈家本聘江庸任修订法律馆专任编修、法律学堂教习。1907年，又经大理院调任详谳处推事。1908年，应学部考试，成绩优等，授予法政科举人。1909年，参加清廷组织的归国留学生考试，名列一等第四，授大理院正六品推事，兼任京师法律学堂监督。

>>国民党政府对“七君子”提起公诉。江庸出任沙千里与王造时的义务辩护律师，那时法官大多出于江庸门下，他亲自出庭为被迫害的“七君子”辩护，影响极大。 资料图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江庸留任大理院推事，兼任高等审判厅厅长和北平法政专门学校校长。1913年，熊希龄组阁，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江庸任司法部次长。1917年11月，王士珍任国务总理，江庸再度出任司法总长，任内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创造条件，曾创立京师第一模范监狱，实行较人道的管理制度，附设监狱工厂，由犯人参加劳动。1918年，我国自费留日学生因故围攻驻日公使馆，其中数位遭被捕、关押，广大中国留学生提出抗议，事态扩大，驻日公使章宗祥应对无策，而各省所派的监督亦多逃匿、回避。当时，如果不恢复总督制度，派遣合适人选，授予相应职权，就没有办法妥善处置。江庸在好友、时任教育总长傅增湘坚请下，俯就日本留学生总监督之职，赴日本负责善后事宜。江庸到日本后，保释被捕学生，按月发放官费生学费，事态得以平息，两年内安然无事。后因各省财政支绌，官费恐难以为继，江庸遂托词辞职。1920年回国，北洋政府特任江庸为法律编查馆总裁，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等职。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发起的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期间，北洋政府派王宠惠、顾维钧等为全权代表参加会议，江庸等则在国内组织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并与王世徵等草拟发表撤销领事裁判权问题宣言书等表示声援。

1912年，江庸与汪有龄、黄群、蹇念益等人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集资创办了私立朝阳大学，培养法律人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造就了“无朝（阳）不成（法）院，无朝不开庭”“北朝阳，南东吴”的佳话。1927年至1939年，江庸任该校校长。抗战期间，朝阳大学自北平迁往成都。朝阳大学为近代法学教育发展、法律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之前，1924年，江庸曾受教育总长聘请，担任国立法政大学校长，1925年辞职。

江庸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大律师。1924年，曹锟贿选当上民国总统，江庸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在京师设立律师事务所，挂牌执业，并创办《法律评论》周刊，任法律评论社社长。1932年，北平大学进步教授侯外庐因在课堂上宣讲马克思主义，当局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为由，加之“危害民国”的罪名，而与许德珩、马哲民等教授被捕入狱，时称“许侯马事件”，江庸受聘任辩护律师。次年，三人经营救被“假释”出狱。1936年6月，国际律师协会在维也纳开会，江庸当选为中国代表。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又以“危害民国”罪名，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4月3日，国民党政府对“七君子”提起公诉。上海律师公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成二十余人的著名律师辩护团，江庸出任沙千里与王造时的义务辩护律师，那时法官大多出于江庸门下，他亲自出庭为被迫害的“七君子”辩护，影响极大。

集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于一身

江庸行事为人颇具风骨，疾恶如仇，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气节。

1915年，江庸奉命考察东北，对奉天、吉林两省吏治腐败，感到愤慨，而黑龙江朱庆澜将军公正干练，堪当大用。回京后，向袁世凯直陈己见。袁则认为江庸妄议自己的亲信，不悦。江庸便提交辞呈，语甚激切，抨击袁世凯摧残国家元气。袁世凯大怒，拟立免江庸职务。秘书张一麟在旁进言：江庸辞职乃是负气，自总统就任以来，无敢非议时政的，现在有个江庸，岂非好事？何不温言慰留，以示宽容虚怀。袁怒稍息，着张一麟拟一批令留之。张一麟批就，词颇婉切，袁认为批得太好了。张答：既欲慰留，则非好不可。张、袁相对一笑。当时，幕僚王式通在侧，袁世凯正色对他说：“你去告诉江庸，以后但做官，少说话。”这话确是当时做官的秘诀，但江庸绝非恋栈之辈，不久还是辞职不干。

1917年5月，李经羲出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任命江庸为司法总长，江庸坚辞不就，避之汤山。张勋复辟时，避至天津，闻复辟伪政府任他为法部左侍郎，他一笑置之。复辟闹剧落幕后，冯国璋代理总统，王士珍组阁，江庸再度出任司法总长。1918年，曹锟等电请北洋政府特赦张勋复辟时期的罪犯张振芳，电令经代总统冯国璋批准，还须经司法部总长副署方能生效，当时江庸担任司法部总长，认为：民国成立不久已两度复辟，共和制度尚未巩固，不宜赦免复辟要犯，拒绝副署，因而辞职。舆论称道：民国以来，因承担政治责任而辞职的，以江庸为第一。江庸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直系军阀曹锟等人视组阁员如奴才，曹锟一亲戚指名要其当保定高等审判厅厅长，江庸断然予以拒绝。

1939年，陈立夫以“聘用教员须先经教育部审查”为给予经费资助的前提条件，江庸因其妨碍学术自由，乃辞去自己创办并担任十余年的私立朝阳大学校长职务。

>>江庸等在西柏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合影 资料图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江庸发表文章，强烈谴责日寇的侵略罪行，并指出他的学生赵伯欣叛国投敌，担任伪职，为虎作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江庸在日留学六年，后因公赴日多次，一向与日本朝野名流渊源深厚，多有来往。此后，江庸坚决割断与日方的任何联系。1933年以后，日军欲变华北为“第二个东北”，日本人和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粉墨登场，纷纷上门劝说江庸参加对日妥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江庸发誓决不当汉奸，但又一时不能脱身，心情苦闷。1938年年初，日本拟建立“维新政府”，企图拉拢江庸。先是由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派汉奸温宗尧邀请江庸面谈，江庸推辞不去。后是日本故友、时任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的畑俊六带台湾人许丙登门拜访，竭力怂恿江庸去任“要职”。他们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说：江先生只要出山，地位可在梁鸿志和温宗尧之上。又威胁说：先生如果不肯合作，你家安全恐难保证。他们离开后，江庸决定连夜避往香港。江庸以诗明志：“吾独爱孤竹，挺身霜雪中。不曾似行苇，仰倒只随风。”

1938年7月，江庸赴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会后去重庆，在渝执行律师业务。其间，蒋介石担心吴佩孚被日本人利诱，出任华北伪政府首脑，请江庸去函劝说吴拒日劝诱，吴答复坚持民族气节。1943年，江被推为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抗战胜利后，1946年，江庸携眷返沪，继续执行律师业务。1948年，国民党政府提名江庸为“国大代表”候选人，江庸拒不参选，后当局又迫令当选的王善祥律师让席，江庸又致函拒绝接受。不久，国民党政府公布“宪法”，蒋介石以“总统令”任命江庸为大法官，他致电蒋介石力辞不就。

为中国和平统一奔走

江庸还是为国共和谈而奔走的民意代表。

>>江庸和毛泽东合影 资料图

1949年年初，北平已宣告和平解放，一意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被迫下台。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着手准备与中共议和。李宗仁想让几位共产党能够接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前往北平为国共和谈铺路。为此，他专程到上海，邀请江庸、颜惠庆、章士钊等民主人士赴北平协调。江庸等人几经商议，认为国共议和乃民心所向，愿前往一试。但他们既非国民党员，又不在国民政府任职，建议以民意代表的名义前往，得到李宗仁认可。于是，江庸、颜惠庆、章士钊3 人，加上以私人身份出面的邵力子共“四老”，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1949年2月14日到达北平。毛泽东指派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接待了他们。江庸直抒胸臆：“和谈是合乎全国人民意愿，要打内战的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蒋介石已经下台了，李宗仁表示了和平的愿望，尽管他分量不够，但中共也不宜拒绝，关闭和谈大门。”不久，重开和平谈判的想法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2月22日，“四老”在傅作义、邓宝珊的陪同下，前往西柏坡面见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问江庸：“江大律师，你看蒋介石为何会失败？”江庸答道：“我看他主要是不能用人，只用奴才，不用人才。”毛泽东点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愿意延揽能为人民做事的人的，还望你们几位老先生多多为我们推荐人才啊！”

其实，早在1945年，江庸曾在重庆见过毛泽东，却未及深谈，此时能够近距离接触，亲睹风采，为其伟大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江庸见毛泽东礼贤下士，爱惜人才，便举荐了法学家许藻容，即后来毛泽东邀请函中提到的“……许先生事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一事。毛泽东又问江庸：最近还作诗吗？江庸答偶尔有作，临行并抄赠数首，其中有讽喻蒋介石不能用人导致失败的诗作，曰：

往愬还防彼怒逢，刃经屡折岂成锋。

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

眼坠雾中花变色，爪留雪上雁无踪。

叶公毕竟乖真赏，性到能驯定伪龙。

江庸返抵南京后，与国民党当局党政要人晤谈，确知蒋介石集团并无和谈诚意，遂向李宗仁坚辞，不愿再北上和谈。

为宣传普及新中国法律作出突出贡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江庸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于10月1日下午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解放后，江庸历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长。

>>江庸撰写的书籍 以上均为资料图

江庸为宣解新中国法律，不顾高龄，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解说》《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图说》三本小册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解说》中，阐明《条例》的立法根源与理由、犯罪形态与惩罚等问题，他一方面批评在惩治反革命中，一些人单纯地偏重“旧法观点”，以致发生种种“失出”“轻纵”倾向；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不能从右的“失出”“轻纵”倾向走到盲目打击、反噬好人的“左”的偏向。《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浅说》是新中国第一部保密法著作，介绍《条例》制定经过、基本内容，解说什么是国家机密和为什么要保守国家机密，说明怎样建立保密组织、保密制度、保密教育，指出泄露、出卖国家机密的法律责任等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图说》中，江庸首先指出，《条例》“是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胜利果实，又是一个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伟大法令。……有了这个《条例》，广大职工最痛苦的生、老、病、死、伤、残，都可得到切实的解决，消除困难和顾虑，发挥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都有切实的保障，同时生产效率也可大大地提高一步。”然后，以图说法，解说《条例》的基本内容，通俗易懂。江庸的这三本小册子是法条释义，对法律实施、执行有指导意义，同时又是普法教材，对宣传、普及新中国的法律法规作出了贡献。

1960年2月9日，江庸病逝于上海，享年82 岁。他平生不事蓄积，逝世后所遗款仅有3000 元、公债券2000 元。江庸留下遗嘱，让夫人徐琛请文管会徐森玉先生对家存文物进行鉴定，凡有价值者，由家属全部捐赠国家，计122 件。

江庸生平笔耕不辍，著作颇丰，除随笔、日记《趋庭随笔》《沪渎避兵记》外，出版的有《欧航琐记》《菲律宾游记》《台湾半月记》等游记；诗集有《百花山诗草》《南游诗草》《甦生诗稿》《积跬步斋诗稿》《澹荡阁诗集》等多种。

江庸在日本留学与梁启超相识，终生私交甚笃。1913年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推荐江庸为次长，在此前后，梁启超致江庸信函、便条，共50 件书札，内容涉及人事任免、针砭时局、商讨学术活动与文化事务等。江庸之子江靖整理后出版，在此基础上，天津古籍出版社将书札原件按原式的行款、大小、次第影印，编成《梁启超致江庸书札》出版。

江庸之孙江式高整理了《江庸诗选》，2001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杨尚昆题写书名，原中顾委常委、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在序言中，对江庸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有颇为中肯的评价，抄录如下：

江庸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律，是我国司法界前辈。为我国司法建设和法律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江庸先生是著名爱国人士。他坚持爱国进步立场，多次拒绝日伪和国民党政府高官利诱，他以律师为职业，挺身为国民党政府迫害的“七君子”等爱国人士出庭辩护。江庸先生曾为中国的和平统一而奔走。江庸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江庸先生出身书香世家，诗文造诣很深。他是陈毅同志的诗友，在上海期间常有过往。我与先生亦亲切交往过。《江庸诗选》的出版，具有文学和历史价值，亦是陈总之遗愿，甚感欣慰。应江庸先生亲属之嘱，是以为序。

如此，江庸律师受到毛泽东的格外尊重，获得毛泽东亲笔邀请函的殊荣，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