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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小说新想象

2021-09-26陈庆

外国语文研究 2021年3期

内容摘要:《小说世界》是20年代商务印书馆旗下发行量最大的小说专刊,该刊物的显著特征在于长期大量刊发国外翻译小说。从它创刊的1923年到停刊的1929年,7年间发行264期杂志中共刊发了503篇翻译小说,呈现出一派丰富多彩的翻译景观。本文认为,这些译作为今天考察20世纪20年代域外小说中文翻译状况留下重要的史料;同时,通过刊发翻译小说,《小说世界》参与、改变、重塑了20年代本土白话文都市小说的新想象,它既有别于新文学运动的严肃姿态,又有别于旧文人小说的陈腐窠臼。通过对这些译作的梳理与辨析可发现,20年代的翻译小说不仅为当时的本土白话文小说创作提供新范式,而且翻译本身也极大地丰富了都市小说的新想象。

关键词:《小说世界》;翻译小说;都市小说新想象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时期现代主义美术的翻译与传播研究”(19YJA760006)成果。

作者简介:陈庆,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史、比较文学及跨文化研究。

Title: New Imagination of Urban Novels: Taking the Translated Novels Published in Novel World as an Investigation (1923-1929)

Abstract: Novel World is a novel special issue with the largest circulation under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the 1920s. A notable feature of this publication is that it has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translated novels for a long time. A total of 503 translated novel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264 issues of magazines from 1923, when it was first published, to 1929, when it was discontinued, showing a colorful translation landscap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se translations 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odays investiga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novels in the 1920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ublication participates in, changes and reshapes the “new” imagination of local vernacular popular novels in the 1920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serious attitude of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and the stale stereotypes of old literati novels. By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se translations, we can find that the translated novels in the 1920s not only provided a new paradigm for the creation of local vernacular novels at that time, but also greatly enriched the new imagination of urban novels.

Key words: Novel World; translated novels; new imagination of popular novels

Author: Chen Qing, Ph. 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M.A.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He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E-mail: yaba2680@163.com

在現代文学史中,由茅盾主编改版的刊物《小说月报》留下浓彩重墨的一笔,但鲜少有人知道同一时期商务印书馆旗下还有另一本文学杂志《小说世界》。它创刊于1923年,停刊于1929年,存世七年间共发行264期杂志,是20年代商务印书馆旗下最畅销的文学期刊。纵观该杂志七年全部期刊可发现,这本刊物一个明显特征是长期、大量刊发欧洲各国的翻译小说。可以说,翻译小说不仅成为《小说世界》展现其内容的一大特色,而且也是大受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小说世界》之“新”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翻译小说之“新”的基础上,反过来,“新”的翻译小说又进一步促进《小说世界》从内容到理念之“新”的变化。这不单是一本文学杂志为求销量而组织译者重译或新译域外畅销小说的翻译行为,亦是通过翻译直观呈现1920年代都市群体阅读中有关小说“新内容”、“新样式”、“新表达”等想象。更进一步,当一本通俗文学杂志如此集中、高效地组织译者进行翻译小说时,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的编者与译者对待翻译小说的态度不再停留于对外国文学的猎奇,而是通过翻译参与、改变、甚至重组了1920年代本土都市白话文小说的严肃姿态。

有鉴于此,《小说世界》所刊的小说译作与整个20年代翻译小说、乃至20年代的本土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它所产生的影响、它所具备的价值都值得重新估量。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基于数据统计和分析,尝试对《小说世界》所刊的翻译小说的总体状况进行一个概要勘探,并探索其与1920年代都市小说新想象之间的关系。

一、翻译小说与都市小说新范式的生成

据统计,《小说世界》从1923年创刊到1929年停刊七年间发行的264期杂志中,刊登了超过五百部外国文学作品,涵盖了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理论等体裁,其中小说占绝大多数,约有503部。《小说世界》对外国小说的翻译并不局限于狭义上的翻译,还包括广义上的翻译,即视觉符号与文本之间的互换行为。这些译作的翻译模式既有单个译者的直译,也有多个译者的合译,还有源自其他欧洲语言或日语译本的转译;在译本的呈现形式上,也有节译、缩译、改译、改写等多种模式共存的状况。此外,杂志编者还注重译本的“副文本”翻译(paratextual translation),即在译作前面、中间及末尾处往往附有译者本人的自叙、后序,编者注释等内容;有些译作还附有照片、漫画等图片说明,甚至有附上好莱坞根据小说改编的新近电影剧照等,即呈现一派多种翻译模式共存的小说译介生产景观。

刊载在《小说世界》中的翻译小说题材广泛,内容多样,不再拘于晚清民初翻译小说中常见的“侦探”、“科学”、“哀情”三样老生常谈,而是囊括了冒险、传奇、科幻等畅销小说题材在内的多种范畴,也有不少被后世归入“现实主义”类别的经典文学作品,包括莫泊桑、显克微支、契科夫、狄更斯等人的名家名作。在体例方面,存在长篇连载与短篇刊载并存的状况,编者既考虑到用情节引人入胜的长篇吸引读者连续订购,也兼顾刊发不少反应现实状况的短篇小说。

一本通俗文学期刊如此集中、大量、多元地将外国翻译小说入国内,对大规模受众群体产生辐射影响,这哪怕是与同时代其他刊物上的翻译热潮相比也显得分外特殊。如果說晚清时期翻译小说是读者对家国想象的公众出口,它的“新”价值在于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所说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之启蒙作用(93);那么情况到了1920年代,翻译小说的社会作用已然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与其说公众通过翻译、阅读外国小说描摹有关未来中国的想象性图景,不如说公众通过翻译小说指向了更为明确的本土文学目的,即某种白话文“新”小说范式的可能性。确实,有关新文化运动与文学研究会在《小说月报》上的诸种新实践已有过不少理性讨论,但人们很少关注到白话文新小说范式的可行性探索中同时也包括都市小说的模式更迭,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类似《小说世界》这样的通俗杂志刊载的大量翻译小说所起到的参照、参与及建构性作用。它能使得已有的新文学类型更丰富多样,在20年代由知识精英与进步青年共同书写的新文学模式尚晦涩孤高的情况下,更为普及且深入到都市读者阶层的阅读期待之中,凸显出都市小说在建构小说新想象的重要作用。在这层意义上,《小说世界》所发表的数百篇外国翻译小说或能视为文学翻译史上的一个饶有意味的案例,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可以获知由翻译小说所承载的有关新小说模式与市民阶层的小说新想象之间发生勾连的种种探索;而在这些探索之中,一种有关市民小说的新范式悄然形成,它不仅局限于文本,而且与彼时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新兴的外国电影译介、外国流行文化译介相互交织与渗透,从而获得文学研究会诸精英知识们始料未及的广泛传播与影响。

对《小说世界》存世的全部期刊统计可发现,除受当时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影响发行过极少数的专辑如外,《小说世界》几乎每期都会刊登多则六七篇,少则一二篇翻译小说,全部翻译小说总数多达503篇次。其中前三年的数据分别是:1923年全年刊发的小说达225篇次,1924年达174篇次,1925年达224篇次。到1926年后由于主编易帅,从叶劲风换成胡寄尘,两人办刊理念迥异,致使此后刊载的翻译小说篇次锐减,1926年全年刊登的翻译小说只剩下70篇次,其后由于市场变化、时局动荡等原因致使刊物销量逐年萧条,到1929年时,全年仅刊登翻译小说19篇次。

鲁迅在1923年曾撰写文章批判过《小说世界》,认为它不过是“旧文化小说”不甘的挣扎,纯属“蝇飞鸟乱”一类,完全不值得讨论(鲁迅,1923)。然而通过上述的统计数字,我们却能从直观上获知一个不同于以往有关《小说世界》刻板印象的实际情况:那就是被“通俗”所遮蔽的多元并存、庞杂繁茂的外国翻译小说景观。正如让·德利尔(Jean Delisle)和朱迪斯·伍茨沃斯(Judith Woodsworth)所言:当文学翻译从对外来文学的敬仰时期进入到生产本土文学表达模式的新时期,对译者来说翻译就变成一个结合创造、模仿、置换、输入与侵占的复杂过程(Delisle & Woodsworth 62)。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世界》的外国翻译小说境况也反应了同样的问题:一方面,它固然为呈现、传播当时各国小说的不同样貌;另一方面,这些被本土化了的翻译小说,其职能不仅是为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创作提供“外国模板”以供参照,而且小说翻本身便是对20年代关于白话文小说“新变”模式可能性探索的直接参与。

二、翻译小说背后的编辑意图

上文已经提到,《小说世界》的外国翻译小说以1925年为分水岭,前期为1923到1925,这三年刊登的外国小说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内容庞杂,囊括“社会”、“侦探”、“冒险”、“科幻”等题材领域。从1926年至1929年停刊,所刊外国小说在数量上却呈下降趋势。统计显示,1926年发表外国小说译作比1925年减少了三分之二;1927年起不再连载长篇翻译小说,全年只发表了64篇外国短篇小说。1928年起杂志改版为季刊,受篇幅所限,翻译小说的发表数量再度锐减,最后两年只刊发了16、19篇短篇小说。

之所以造成这种变化,除受时局影响外,更直接原因在于《小说世界》历任的两位主编对翻译小说的不同态度。首任主编叶劲风生卒年不详,除《小说世界》外,他还主编过《环球画报》(1930年)、《中国康健月报》(1933年)、《天下》(1943年)等多种期刊。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译者和作者,早在1921年便出版译作《俄罗斯短篇杰作》。担《小说世界》主编期间叶劲风也笔耘不辍,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后来集成两本短篇小说集《午夜角声》和《时代之花》。

在叶劲风主持《小说世界》三年间,随着销量攀升及影响力扩大,他对这本杂志的定位已与初衷迥异:如果说当初商务高层决意另开《小说世界》,多少有王云五所说的为新旧文学之间架设“梯子”的用意的话;那么在杂志广受欢迎后,叶劲风已相信它应该承担更多的时代使命。他写道:“这位有名的人物亲口对我说‘小说世界的销数既是如此可怕,如此受人欢迎,的确关系中国文学前途的命运。我应当尽我个人的力量保护这份出版物。诸君啊,你也是读者的一份子,也是关心中国文学命运的一份子,中国文学前途的命运也系在你头上,你为什么不尽你一份的力量保护他呢?”(编者与读者a 1-2)显然,叶劲风不认为《小说世界》要“屈就”于新文学变革中的次等“梯子”地位,而该与“中国文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承担更为直接的时代“新”文学建构功能。这一野心同样呈现在他另一篇自叙中:“我们对国内艺术的前途抱一个积极奋进的主义,我们所注意的是精神,不管他是新体裁、旧体裁、新标点、旧标点。我们只要承认他们有艺术的价值,至少有可研究的价值的作品,我们就刊登出来,我们以为艺术的新旧完全不在乎形式上”(编者与读者b 1-2)。

叶劲风并未对所谓的“积极奋进的主义”进行相应的框定与诠释,对他而言,与其对文学形式进行“新与旧”区分,不如采取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主张。他在读者来信中回应:“我们的希望是巴不得这份出版物能够将我国文字的新精神都吸收了笼来,世界都新了,世界的文字都新了,我们也很愿意跟着进步呀”(编者与读者b 1-2)。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新精神”是建立在市民阶层广泛阅读基础上的“新”精神,而非无的放矢海纳百川。哪怕再兼收并蓄,叶劲风对来稿依旧秉承一个标准,那便是尽可能地趋向于当时都市文化产生的“新”文学趣味;而同样的,正是基于对读者群体“新”的文学趣味和阅读需求的敏锐捕抓,才使得他亟需在杂志中译介大量外国翻译小说,以营造足够“新”的小说杂志风格。

在叶劲风主持下的《小说世界》对翻译小说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不拘题材,不限名家名著还是普通畅销书,甚至不避讳发表重新翻译的小说。他这样写道:“比如有一篇名著,实有介绍给国人读的价值,不料这篇小说却经某人粗乎不达辞意的译文,在某种销行不畅的出版物上发表,只有某种阶中的人读过,若我们这时候也收到这篇小说,译得很忠实清顺,我们若是因着已经译过而不发表,这是不是良心上的一种罪?”(1-2)此外,他还曾明确表示译稿择取的标准是“原文价值”与“译笔”二者并重(1-2)。

1926年叶劲风辞职,胡寄尘继任主编。胡寄尘本名胡怀琛(1886-1938),字季尘,后更为寄尘,他与柳亚子有金兰之契(郑逸梅,《执教和编书的胡寄尘》 163-164)。1924年至1925年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32年“一·二八”战役前后辞职(259)。他是上海沪江大学教授,授中国诗歌史,曾以古诗体裁译拜伦《哀希腊》,在商务印书馆前后出版过《新诗概说》、《小说的研究》、《中國八大诗人》、《中国民歌研究》等著作。

如果说叶劲风将《小说世界》的历史职能拔高到维系中国文学新发展的层面,那么胡寄尘更务实地看到,在刊物业已形成的庞大读者网络前提下,其文化责任在于完成中国文学新转向中的普及性工作。他在杂志上发表《给读者一封信》、《编者的报告》等文章,提出《小说世界》在于“用浅近有兴趣的文字发挥较深的理论,一方面供人欣赏,一方面知道社会辅助通俗教育”(编者的报告a 卷首),“我们所希望的是要读者从实鉴之中扩充知识、涵养品格”(给读者的第二封信 1-2)。因此,叶劲风主持下的《小说世界》以兼收并蓄的宽泛标准建构了一个模糊的“新”文学想象;到了胡寄尘这里则回归知识精英“教化民众”、“文以载道”的社会责任感。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中也指出,胡寄尘的文学主张是“用中国极自然的语言写中国的人情风俗,不可染旧文学装饰雕琢的恶习,也不可染新文学生硬噜苏的恶习”(326)。这显然与当时新旧文学相互之间口诛笔伐日旷持久的状况有关,“新文化潮流之初起时,攻击现时代之作品甚烈,寄尘持调和之论,其主编《小说世界》即本此楷”(326)。也就是说,在编辑思维及审美趣味上,胡寄尘始终游走于新旧文学的夹缝之间,并试图建立兼具阅读趣味与适应话语变革的“新”小说标准。这就使得他主持下的《小说世界》审稿标准悄然转换为“重在描写寻常所见的事情,不重在结构离奇,徒令读者看热闹”(326),因而比叶劲风更热衷扶持本土作家的原创小说,先后推出“民间文艺专号”、“中国神话研究专号”、三次“女子文艺专号”、“伦理小说专号”等专刊。

这样一来,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便是翻译小说。对于《小说世界》前三年连载后大受欢迎的侦探、冒险类长篇翻译小说,胡寄尘基本持否定态度,直言这些题材“究属第二流,故本社虽亦采登,但决不多登”(编者的报告b 1)。对于言情哀情一类作品,胡寄尘更是贬斥“佳作极少,故未多登。无病呻吟的作品那就没有登载的必要”(编者的报告c 1)。在胡寄尘任主编的四年期间,长篇翻译小说除继续刊发叶劲风主编时尚未刊完的人猿泰山丛书《古城得宝录》、侦探小说《英伦缢尸记》外,只选择发表了伍光建翻译的狄更斯长篇小说《劳苦世界》(今译《艰难时代》)。而短篇翻译小说方面,则增加显克微支、莫泊桑、都德、霍柴甫、加藤武雄等更为严肃的名家作品。其他译作如寓言、神话、童话、影戏本等,在胡寄尘任主编期间,也比叶劲风时期增多了篇幅,包括查士元翻译的“日本著名童话”、“日本五大传说”、“日本狂言”,以及陈大悲翻译的好莱坞电影《爱尔兰的野蔷薇》影戏本等。

三、翻译小说的新景观

《小说世界》主编叶劲风和胡寄尘都曾对刊物给予厚望,都不同程度地想通过该刊物的影响力参与到本土新的文学形式与文学观念建构过程中。这就决定了在翻译小说的刊发上,无论从组织译者到策划专题再到选择译作,其编辑行为背后都有明确的意图,那便是借用域外翻译小说开拓中国小说新模式。因此《小说世界》发表的翻译小说,往往兼新形式与可读性于一体,将不同国别、不同题材、不同的各类小说汇聚一炉,重塑了旧派文人自晚清以来开创的通俗白话文小说形式,以更为开放的域外小说观念,更为精炼的现代欧化语言,开创了多元并存的革新之路。

这些小说不仅有彼时欧美畅销书各种题材,也有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所涉范畴囊括并大于通俗文学。据统计,《小说世界》七年间共刊登短篇翻译小说489部,长篇翻译小说14部;仅就原文本的国别而言就有译自法国、英国、美国、俄国、西班牙、波兰、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印度、日本等在内的多个国家,地域上跨越了欧洲、美洲、亚洲。题材上欧美的畅销小说如侦探、冒险、科幻一类固然不少,但像泰戈尔、莫泊桑、都德、契科夫、托尔斯泰、显克微支、王尔德、欧亨利、狄更斯等在当时就备受知识青年喜爱的名家名作译介亦比比皆是。

那么,这么多译作到底勾勒出一个怎样的域外小说新景观?上述统计数据实际上还令翻译小说之新不但指内容意义上之新,即某位作家的作品或某类小说题材的首度中译,还包括复杂的文化符号置换与文化心理更迭过程,即如何将外国小说之新转换为契合当时都市文学阅读期待之新,借域外小说的异质性与多样性描摹20年代不同以往的小说新诉求。

可以说,《小说世界》的翻译小说已不再停留于对外国小说的猎奇与借鉴,而是用翻译实践参与到本土对现代小说的社会职能、题材拓展、叙述模式等一系列新实践。有意思的是,这些长篇译作的译者群体集中了20年代翻译小说中三类具有代表性的译者,分别是从晚清至民初以文言文译笔风靡一时的译者如林纾、毛文钟;我国第一批用白话文翻译外国经典小说的译者如伍光健;具有留学背景或外语能力出众的译者如胡宪生、江显之。将这三类译者并置在一起,不但能勾勒出现代翻译小说史中某种依时间推进的线性发展模式,而且呈现某种承上启下的关联性:它既延续了晚清民初以降赋予翻译小说“开启民智”的政治性职能,又对应着新文化运动后本土现代白话文小说构建的文化性需求。同时,虽然这三类译者对翻译小说的理解不尽相同,然都市小说阅读的新话语中促使他们的翻译实践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趋同与贯通:如林纾、毛文钟的合译尽管延续了文言文特色,但“桐城”笔法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下已显老旧及不合时宜,于是此时译笔文白相间,弱化古典章回体小说的痕迹。另一方面,胡宪生、俞天游等人的译作在文字上已几乎都采取欧化的现代白话语言,但他们往往在题目、回目、叙述者话语中多处借鉴古典白话文小说,如胡宪生译人猿泰山为“美猴王”,俞天游译泰山同系列小说则直接用古典章白话文小说的语言特点,起名为《弱岁投荒录》、《古城得宝录》等。

这些长篇译作中整体彰显出一幅新旧小说语言互相交融、互为生长的场景,尽管文学翻译史的主流叙述对除林纾以外的其他通俗文学译者一再忽略,但在2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他们的出现不仅催生于新旧文学衔接地带的都市小说阅读期待,还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现代文化脉络中以翻译之名,行现代白话小说可能性探索之实。这并非一个从林纾过度到伍光健再到胡宪生、俞天游等人的线性时间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同时发生,多处开花的多元性圖景。它实际上有悖于茅盾、陈望道、周作人、钱玄同等批判过《小说世界》时所设想的“腐朽”与“先进”、“旧派”与“新派”二元对立,而是在翻译小说中呈现一幅传统小说模式与现代小说模式,古典白话文与欧化白话文之间互为渗透,互相交融的景观。

四、余论

从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的生成语境出发是本文考察《小说世界》所刊外国翻译小说状况的一个重要前提,惟其如此,才不会将翻译小说视为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还原这一现象在20年代新旧交替的文化土壤中所具备的特殊性。20年代旧派小说尚存余韵,而新派小说尚未形塑成后世具备普遍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翻译小说处在两者的夹缝之间,却同样被裹挟进该时代关于“新”文学精神的集体性诉求中。在这一状况下,《小说世界》所刊发的大量外国翻译小说实际上贡献了有关现代白话文都市小说是什么,像什么,给谁看等基本想象,并依托庞大的译者群体和受众群体参与到白话文小说的生成之中。尽管这些想象并未有统一的文学指向,也因其“通俗”而愈发显得繁复庞杂,无法一言蔽之;然而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始终被贬斥在文化精英运动的边缘位置,这一翻译景观反倒得以在“通俗”名义下丰富且生机勃勃。

茅盾发表于1922年的文章《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曾深刻指出,20年代的新文学创作者弱点在于社会经验不足,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更不了解,因而题材范围十分狭小,大都取身边琐事,作主观的描写(8-9)。由这篇文章引发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成员的论战姑且不论,然他所指出的新文学小说弊病却在整个20年代都颇具普遍性——新文学的创作者们并非无法书写知识青年的日常生活,而是无法以受都市最广泛读者群体所欢迎的通俗形式,将20年代新旧掺杂,互相渗透的复杂日常生活转换为小说。一方面是“世界都新了,世界的文字都新了”的革旧鼎新之欲望,另一方面是新文学创作力所不逮而留下巨大空白,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是本文所论述的这类大量刊登于“通俗”刊物上的外国翻译小说悄然起到连结两者,弥合鸿沟之作用。在这层意义上,《小说世界》组织刊发外国翻译小说具有值得探讨的历史价值,不该被打入“通俗”标签而长期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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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