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志伟 张 婷

（1.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2.北京服装学院思政部 北京 100029）

1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1]。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推进新时代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融合当前新媒体、新技术和新工具可为其带来深层次的供给模式创新。国内公共文化服务属于同一个“场景”，尽管在区域、层次、对象以及内容方面略有差异，但“各地在利用数字文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特点，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根据自身条件积极探索，走出了各具特色的治理道路”[2]。沿海省区发达城市与内陆民族地区农牧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呈现出不同的逻辑和规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供给模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和网络流量，“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让群众对公共数字文化萌生了新认识、新体验、新需求”[3]，由此产生的“差异化”效果正在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要标志。

2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的沿海模式

2.1 上海实践

公共文化服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性标志。上海作为我国沿海直辖市，其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模式与高水平的社会治理能力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工具成为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跑全国的主要抓手。近年来，上海公共文化服务成绩斐然，剧场、影院、博物馆等形成了“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中国文化公共服务发展报告》显示，“十二五”期间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了新的跨越，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人均指数蝉联首位[4]。“十三五”期间，上海致力于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已率先建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四五”时期将实现传统公共文化元素与新兴时尚产品的联合创新，推行区块链、人工智能与“互联网+”为中心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模式[5]。与此同时，顶层设计层面将公共文化服务列为上海公共服务体系与公共服务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不断优化和完善新时代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公民公共文化需求之间的新型关系，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分析上海公共文化服务的样本可以发现，其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供给、财政支持与实践成效显著（见表1），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公共文化服务的地方性法规和指导性意见陆续出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三级配送体系正在迈向四级配送体系；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标志，“文化上海云”平台成为国内首个“共享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2013年以来，文化节的创办进一步推进了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模式创新。

表1 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圈配套体系与运行情况

“资源数字化、渠道网络化、线上与线下结合、现场与远程结合等方式和渠道变化, 正在对目前仍然较为普遍的孤岛式、近距离、小众化、单一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和供给的传统服务方式形成‘倒逼’。”[6]上海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的创新模式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支撑，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云储存的技术，整合多元文化资源，创建“一站式”的公共文化服务，全面践行“开放与共享”的治理理念，开创了文化数字云模式与线上线下模式，其服务水平均为国内一流。

（1）“文化上海云”模式

“文化上海云”是新时代上海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文化创新模式，2014年开始试点。2016年3月，“文化上海云”的上线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省（直辖市）级公共服务平台诞生，它每年储存23.6万场公共文化服务信息，直接连通了780多家市、区（县）、街道乡镇三级的公共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美术馆以及文化活动中心。市民通过简单的手机App客户端、微信、微博等程序操作即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分享和预约（见图1）。居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四个主要目标：①“我要知道”，即对最新鲜、最流行、最受关注的文化进行了解；②“我要参与”，即人人参与、人人共享公共文化；③“我要互动”，即将自己的行为与认知融入公共文化场所和公共文化活动中去，感知公共文化；④“我要评价”，即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满意度，自己体验、观察后表达出来。

图1 文化上海云“一站式”服务模式

（2）文化线上线下模式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窗口，是信息化、网络化环境下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与阵地。”[7]线上线下模式成为上海最应景、最普遍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方式。线上公共文化服务主要以数字文化服务为主，供给的对象范围比较宽泛，但缺乏服务深度；线下公共文化服务尽管服务面相对较窄，但服务精准到位。因此，两者结合的模式成为当前主要的服务模式。线上线下模式的优势在于扩大公民对公共文化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满足不同群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弥补了线上或线下单一服务供给模式的诸多弊病。

上海线上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主要包括：①文化e点触摸屏模式。文化e点通电子触摸屏是大数据信息化时代的主要应用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根据居民的需求设计运行系统菜单，如旅游、购物、教育培训等，上海超过100个社区安放了e点通触摸屏。②“未来社区”广播网络电视示范模式。依托互联网，居民既可以收看固定频道的电视节目，也可以收听喜欢的音频节目，还可以通过下一代广播网络电视玩游戏、预定旅游和购物，足不出户便可实现文化视听享受。③文化信息发布平台。发布平台主要通过手机App或者电脑客户端等途径向大众提供就业、天气预报、技能培训以及文化展览等各类信息。线下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主要包括：①社区书屋。社区书屋主要针对社区内老年人以及一些“阅读困难”的普通群众，通过收音机播放戏曲、戏剧、文艺小说等，老年人可以随时收听，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通达性和可及性目标。②社区众创空间。社区众创空间倡导“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文化理念，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动手，激发创新思维，享受创造劳动成果的快感。众创空间的发展旨在鼓励年轻人申请创业机会，提升社会参与度和满意度。③公共便民亭。公共便民亭一般在市区、街道以及文化广场附近集中设置，主要是为了方便当地群众了解新闻资讯，消遣时光。目前国内大城市较为多见。上海文化便民亭在街道尤为流行，主要提供一些当日新闻报纸、适合大众阅读的书报、画册、文艺书报以及人物故事书刊等，方便社区居民了解新闻资讯。

2.2 浙江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桐乡自治、法治与德治相融合的“三治融合”模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时代创新样板，为国内其他地区构建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典型示范和经验参考。“三治融合”模式涵盖的领域相对比较广泛，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是一项核心内容。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应用以及党建引领等融入方式的出现，桐乡公共文化服务整体上形成了具有浙江地方特色的供给模式。

（1）“平台+中心”模式（96345热线平台+96345公共服务中心）

96345模式集警民于一体，致力于实现和谐桐乡，打造便民快捷服务的社会目标。平台成立以来，96345热线平台积极回应每一位来访者的问题，收集和梳理百姓最关心和最棘手的生活问题，通过集中谈论、实际调查和访谈，在此基础上召开中心讨论会，最终提出解决方案。96345社会公共服务中心自2018年运行以来，其主要任务是在社区和村里普及艾滋病预防和应对知识，开展学雷锋活动，举办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免费文艺演出、法律宣传以及警民携手110活动等。

（2）“互联网+法律文化服务”模式

“互联网+法律文化服务”的创新模式已成为桐乡基层治理过程中更亲民、更智慧的重要抓手。2019年桐乡市借助“互联网+”的政策背景，揭牌成立了全国首家互联网司法所，探索出了以“数字法治与智慧司法”为一体的信息化建设桐乡经验。数据共享与资源整合是桐乡经验公共服务创新模式的具体表现，法律文化服务是桐乡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模式推广以来，有效降低了司法机构办案的实际压力，推进了依法治理的制度实践，提升了村民的法治素养，该模式已在浙江省其他县市逐步铺开和应用。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以此为契机，探索出智慧法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其他模式，持续推进创新载体，优化基本功能，推动公共法律文化服务实现“最多跑一次”的目标。

互联网大数据+司法大数据平台。大数据法律文化服务平台集成了社区矫正、民事纠纷咨询、人民调解、法治文化宣传等多种法律信息的数据，既是文化数据平台，亦是实体文化资源数据库。大数据法律文化平台是数字智慧服务的核心处理器，囊括了司法云、小程序、公共法律服务自助机以及可视化终端服务等相关数据，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随时观察、指挥和监测其他平台的工作进展，且能对群众在线反映的问题及时受理和回应。

云司法小程序。云司法小程序属于微信系统的一个平台，使用方便，在有网络的情况下即可按步骤提交申请、咨询、服务、事务办理等。司法小程序从创新内容和形式来看，可以在解决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提供法律咨询等方面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随着小程序智能化的推进，用户只需通过微信“扫一扫”即可以完成预约，感受法律文化服务的“零距离”。

24小时“法超市”。桐乡市在城市、乡镇人员密集地区专心打造的24小时“法超市”，采用全天候提供法律服务与咨询的模式，已成为当地群众满意度最高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之一。“法超市”配置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多功能法律自助服务机、法律文书打印、24小时电话机等“一站式”服务项目一应俱全。24小时“法超市”还配有专门的志愿者答疑解惑，讲解操作规程与注意事项，它一般开设在人员密集的广场、公园或者乡镇文化中心，服务的群体以周围的居民、工地工人居多。“法超市”开设以来解决了较多建筑工程方面因合同、工程款、工期以及工资发放等问题导致的纠纷，解开了农民工维权难、知识浅的“入门”困局。此外，“法超市”的设计也非常巧妙，遵循“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被当地群众称为自助法务的ATM。其外形设计既美观，又具有保护办事人个人隐私的功能，一旦有人进入“法超市”办理咨询业务，玻璃门自动雾化，办事人离开之后则变为透明的内景。截至目前，桐乡24小时“法超市”不仅产生了良好的运行效果，其旅游价值也日渐凸显。

可视化智能终端机。可视化智能终端机目前在乡镇的村或社区均有放置，是解决老年群体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一种有效方式。自建立以来，可视化智能终端机为当地群众就近与律师远程视频交流和咨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可视化智能终端机还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指纹签到、人脸识别、视频录入、集体学习以及参加公益等方面的证明服务，已成为当前社区矫正治理的有效补充和创新方法。

3 公共文化服务的内陆牧区模式

内陆牧区公共文化服务以其特殊的地缘、人文与气候等条件作为治理场域，长期以来形成了可供其他类属对象研究的现实参照样板。与沿海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有所区别的是，内陆牧区在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牧区文化和认知能力、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投入以及相关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与沿海省市存有较大的差异。与此同时，牧区生活方式、文化服务需求量、交通便利程度、公共文化事务参与率以及人口地域分布等现实因素，塑造了牧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特殊模式。为了更好地检视内陆地区的最佳模式，本研究以内蒙古牧区作为研究样本，探索和挖掘其典型模式与样本经验。根据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与实践模式，内蒙古牧区公共文化服务以幅员辽阔的区域环境为依托，东西直线距离约2 400公里，南北直线距离约1 700公里，草原面积13.2亿亩，拥有我国最大的牧区。截至2018年末内蒙古全区常住人口约有2 534万人、牧区和农村总人口约944.9万人，公共文化的多元发展，为内蒙古城镇和牧区公共服务发展提供了可持续动力，“十三五”以来，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与表演团体等传统形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均大幅提升（见表2），牧区农牧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了较好的满足。

表2 2018年底内蒙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情况

遵循牧区经济发展、牧场安全以及牧民生活便利的理念，流动性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是牧区场景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典型实践。流动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属于一个集合概念，涵盖了文化、医疗、教育、科技等诸多公共服务项目，其中流动性公共文化服务、科普e站模式与送法入户模式已成为当地比较成熟的服务模式。

3.1 流动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

国内最早的流动公共服务产生于沿海或边疆地区，以满足政府常规服务条件下难以辐射的群体或区域的基本需求。“内蒙古的流动文化服务始于上世纪50年代”[8]，该模式运行以来，旨在推动农牧区“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扩大服务的覆盖面和受惠群体，增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践行无缝隙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理念。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来看，文化服务、爱国教育、流动法律服务、普法宣传、纠纷化解等成为流动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从驱动方式来看，内蒙古流动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主要分为公益-志愿型、公益-参与型、权威-自觉型以及权威-回应型[9]。这四类模式在公共文化服务运行过程中表现的特征具有差异性：公益-志愿型侧重于服务内容的无偿性；公益-参与型主要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形成良好的补充作用；权威-自觉型关键在于政府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然过程，以规划式、开发式与精准式的方法实现预期的公共文化服务目标，内蒙古草原文化站与草原文化节是典型的案例，牧区生产生活与牧民精神文化的需要构成了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出发点；权威-回应型模式的创新在于尝试以需求侧为主，政府一方面挖掘牧民的真实公共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对已经投入运行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进行满意度考察，关切群众所需，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关注牧民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信访、网络咨询和来信并进行及时回复。

内蒙古牧区流动公共服务主要包含科普文化服务、精神文化服务与法律文化服务等。内蒙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包含集中流动和分散流动模式。集中流动性服务模式表现为流动性较弱，服务模式相对固定，或者在牧区草场有有形的服务场所或固定的服务形式，例如集中的文化节、文化宣传、科技服务、嘎查文化活动室、呼伦贝尔草原110警务室、苏木文化站等。该模式于春季至秋季运行，直到天气转冷，冰雪覆盖草场，由于牧民转场而停止。从内蒙古牧区的实践来看，集中流动性服务模式的优势在于投入成本较低，应用性较强、便利化程度较高。分散流动性服务模式一般没有固定的场所，以长期移动为主，内蒙古牧区常见的分散流动公共文化服务包括奶牛增产技术宣讲、草场保护法律宣讲、送书进牧区、流动舞台车以及移动电影院等。

3.2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模式

3.2.1 科普e站文化服务供给模式

科普e站文化服务模式是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科普中国政策，打通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创新举措。科普e站的核心在于以智能化、信息化和电子化的形式推进科学文化普及，其数据服务中心依托广播电视网络，打造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为内蒙古牧区以及偏远山区农牧民提供双语科普服务，实现文化精准入村和入户。近年来，尽管国家和内蒙古地方政府在农牧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以及公共服务治理等方面投入巨大，但个别地方依然缺少接受文化服务的渠道，可达性目标未能实现。长期以来，广播电视作为最为普及的信息终端一直承担着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巨大的公共文化内容生产力和接近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范围使其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首选形式”[10]。科普e站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目的在于推进内蒙古牧区及其公共服务盲区的所有牧民能够在畜牧的场景下，通过收看电视节目学习最新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以及国家政策等，实现公共文化知识的共享与汉语水平的提升。

科普e站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主要以农牧民和青少年为目标对象，通过规划式或精准式的运作流程，以移动端作为宣传渠道，形成系统的技术流程，模式由三大主体构成，即资源供给系统、媒介与信息终端系统[11]（见图2）。资源供给系统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数据库，包括统一门户展现系统、统一内容管理系统、流媒体视频服务系统、云视频通信能力系统、用户行为统计分析系统、学习资料库以及搜索引擎和对接端口。此系统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呈现了系统门户，存储和更新各类文化资料，例如内蒙古新闻视频、蒙古文学习专区、法治宣传、竞赛有奖答题、农牧养殖、牧场科普以及山区知识等。信息终端系统目前主要采用电视机顶盒、手机和电视机等常用设备。资源供给系统内的资料通过持续不断的更新过程，利用视频流、数据流和信令流的路径传入输出终端。科普e站自2018年运行以来，得到了自治区政府和广大农牧民的一致认可，群众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极高，全区累计近25万人次参与过平台的学习，对推进内蒙古农牧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跨时代意义。

图2 内蒙古牧区科普e站文化服务供给模式

3.2.2 农牧区送法入户模式

送法入户模式是打通草原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新实践，也是破解内蒙古农牧区法律文化资源匮乏难题的有效路径。受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差异的影响，目前，“全区蒙古族群众有460万人口，而蒙汉兼通的律师只有252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中蒙汉语兼通的律师更是少之又少，全区基层农牧地区法律服务的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一直都是司法行政工作难以突破的难点和痛点”[12]。为了解决偏远农牧区法律文化全覆盖问题与推进公共服务法律体系建设，内蒙古司法厅协同当地广电网络联合开发了信息服务平台，采用4K智能机顶盒公共法律服务终端的形式连接千里之外的律师，开展法律咨询、信息查询、在线交流等。该平台致力于以“数据流量跑路”代替“农牧民跑腿”，保障解决农牧区，尤其是边境地区大部分法律相关问题。“自2018年6月全面开展工作以来，律师事务所与司法所结对77家，覆盖率96%，律师担任1 119个村（社区）法律顾问，签约率96%”[13]，群众对法律文化服务的基本需求得到了进一步满足。

送法入户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利用信息技术优势让农牧民需求与律师资源以及法治文化有效结合。该模式实现了点状化和碎片化的法律文化服务供给走向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供给模式。以内蒙古农牧区既有的实践来看，首先，自治区司法厅根据预先的设计要求，摸排农牧山区村（社区）的基本数量和实际情况，依据不同民族、家庭环境以及家庭结构等基本条件，掌握了每个家庭对律师的需求情况；同时，对辖区内蒙汉语兼通、蒙语以及汉语律师的分布区域和数量进行分析，在厘清二者基本底数的情况下，按照“一村（社区）一律师”的方法，遵循“属地优先、就近服务”的基本原则进行统筹分配。其次，流程进入“一对一”服务状态，律师的主要任务在于熟悉村（社区）的基本情况、以往法律纠纷问题以及潜在的法律问题，即完成基层数据和材料的储备工作。再次，家庭律师与群众之间开始互动的过程，借助4K智能机顶盒公共法律服务终端平台，每个家庭将自己在法律方面的问题一一列出，家庭律师则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在线解答。服务过程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一次性解决，单一类型问题解决效率要高于复合型问题，经过熟悉的流程和专业的法律渠道，区内不同群体的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最后，律师实现了对家庭法律问题的回应并对村（社区）事务有了进一步了解，而群众也对问题的解决感到满意，送法入户的目标得以达成。

4 结语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对满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期待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既要注重“差异化”发展，也要注重“可及性”问题，“可及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关乎民众的文化权益，关乎社会的文明水平，也关乎国家的文化战略”[14]。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的实践表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区域“差异化”特征适应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因地制宜的结果，相较于“一体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目标更具均等化意义。沿海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口红利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提供了政策之窗，而内陆地区农牧区流动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以“数字电视”为媒介的科普e站与送法入户模式在体现文化使用价值与公共产品外部性的同时，也为新时期打通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拓展性视角和权变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