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

四川近代史的研究大多着重于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过程描述，以及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的活动，却很少有人讨论辛亥革命以后四川军阀与财政的关系，以及军队与商会及商人的关系。笔者在主编《民国江津商业档案》〔1〕的过程中，接触一批民国时期以“军饷”“税收”“军队”“商人”为主题词的档案①本文资料主要来自民国江津档案。1912年档案出自江津县知事公署（J001—1—0001），1921—1922年档案出自江津县征收局（J001—1—0004），1925年档案出自江津县护商事务所（J011—0001—004330000），1930—1931年的商人诉讼案出自江津县商会仲裁股档案（J011—0001—004790000），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藏，下文不再一一注明档案号和馆藏地。文中引用的信函也出自该档案，没有文件名。溢出这些档案之外的文件另注档案号，特此说明。，遂以“军饷与税收”作为主题，撰写此文。

一、时代、制度与文献

1.时代与制度②本节叙述参见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11月，重庆成立蜀军军政府，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3月11日，重庆与成都两个军政府合并，在成都成立中华民国四川军政府。7月，军民分治。军队属都督管辖，民政属民政长辖。1913年，废省改道，四川地区分为川西、上川南、下川南、川北、川东和边东、边西等七道。在民国江津档案中，大汉四川军政府、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川都督以及四川东川道发出的文件，皆有收入。

在蜀军军政府与大汉四川军政府时期，鉴于各地形势混乱、政令不一，两个军政府向辖地各处派出五道“宣慰使”共同处理地方重大事务，维护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