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思源 余泳泽

关键词偏向型开放 财政分权 生产性服务业 行业异质性 结构扭曲

一、引言与文献简评

生产性服务业是一国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构建国际供应链体系的关键产业，也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引导性力量。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仅能够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而且还有助于缓解目前难以承受的资源投入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动能转变。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尽管规模逐步扩大，但占比提升速度缓慢，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04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总体服务业增加值、GDP的比重为分别为31.83%、12.94%，2017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33.26%和16.62%。从横向来看，同属于“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以及印度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已经分别达到17.8%、17.5%和16.2%。国际比较结果揭示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处于发展滞后的状态，同时也说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价值链的目标难以相符。

引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元的，我國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价值链偏低，很多生产环节都蕴含在制造业中，大量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尚未从产业链中脱离出来，直接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扩大和层级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不仅源于我国处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而且还源于市场垄断、市场机制混乱和竞争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程大中，2008）。不仅如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还受到各类制度性因素的约束，例如由人事制度僵化所引发的高端人力资本短缺遏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江小涓，2011）;金融放贷制度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往往缺乏足够的固定资产抵押而难以从银行融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因此而提高了运营成本或者丧失关键性发展机遇（Lancheros&Demirel，2012;Xie et al，2019）;创新激励不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失是引发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动力匮乏和市场秩序混乱的重要因素，服务业企业不仅自身的创新意愿严重不足，而且往往希望通过“搭便车”的方式获得其他企业的创新成果;此外，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受到要素市场扭曲、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要素价格制度性和政策性扭曲直接挤占和侵蚀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投入;由要素市场扭曲所引发的体制性产能过剩导致高端服务业有效需求受限，进而出现“需求抑制效应”和“融合断裂效应”（宣烨、余泳泽，2020）。

上述文献为本文剖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是，为什么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难以相称？已有文献并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从新视角进行探索，认为我国偏向型开放是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可忽视的重要外部政策因素，本文所谓的偏向型开放是指制造业部门高度开放与服务业部门相对开放不足并存的经济开放格局。从我国经济开放的现实来看，制造业部门的开放政策基本上以负面清单为限制条件，服务业市场开放远远滞后于工业，服务业部门则明确规定了各行业的具体开放程度，特定企业所从事的服务活动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

本文认为，偏向型开放是引发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滞后（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滞后）的基本因素和宏观背景，它还会通过与财政分权制度的联合作用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滞后，或者说财政分权制度是偏向型开放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滞后的强化因素。其中的逻辑在于，财政分权体制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范子英、张军，2009），这些地方官员为了彰显治理业绩并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往往充分利用财政分权所隐含的便利性重点发展能够快速产生“显性”经济业绩的项目，政绩工程和明星项目由此纷纷上马。在偏向型开放条件下，我国制造业近乎完全开放，一些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特征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并且发展投资见效快和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从而达到区域GDP快速增长的目标，至于新产业与原有产业的匹配性、产业发展可持续性以及资源环境等问题则被置于次要位置。与制造业高度开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偏向型开放条件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全球价值链相对“割裂”，生产性服务业更多地依托本土市场实现发展，其发展机遇明显少于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相对较小且见效慢。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往往难以运用财政分权所蕴含的资源配置权力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提高治理绩效的意愿明显不足，由此导致这些地方政府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中的资源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不均等，甚至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资源被制造业挤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逻辑的必然。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构建偏向型开放、财政分权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偏向型开放条件下财政分权引发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滞后的内在机理，并基于我国2004-2017年省际分行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从偏向型开放、财政分权制度的视角研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为探寻高质量发展阶段下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统计数据考察偏向型开放政策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探讨偏向型开放条件下财政分权引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理论逻辑，并提出理论假说;第四部分为经验检验;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特征事实与理论机制解析

本部分在设计出偏向型开放测算指标的基础上，直观地考察偏向型开放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波动的联动关系，随后基于特征事实开展理论机制的解析。

（一）偏向型开放的测算

由于本文在经验检验部分把偏向型开放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开放度长期低于制造业部门开放度，并且引发经济资源更加青睐制造业部门的状态，因此在测度偏向型开放的过程中，必须考察两大领域开放度的差异。我们运用贸易依存度测算方法以及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国民经济相关行业和产品的具体政策测算外资自由化水平的方法，同时兼顾了市场开放“结果”和政策“源头”两方面的因素，进而测算偏向型开放。具体而言，分别运用“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生产性服务业FDI/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行业得分3种方法测算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度的三个指标，进而运用熵值法把3个指标合并为一个指标，得到综合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水平。随后，运用类似的方法得到综合的制造业开放水平。最后，用制造业开放度除以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度，获得偏向型开放程度。

首先，我们分别从贸易和直接投资两个层面计算各行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开放度，并且以服务贸易这一维度为例说明具体的开放度测算方法，在测算过程中通过两个步骤对传统度量开放度的方法进行改进：第一步，我们用“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替代“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GDP”这一传统指标。第二步，考虑到用“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的计算结果可能会受到突发性因素的干扰而出现较大的变动甚至上下波动，而一国的开放度实际上是一个较为平缓的变动过程，因此，为了避免测算结果的异常波动，我们采用了3年移动平均法。通过上述方法，我们还可以分别测算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直接投资开放度、制造业领域贸易开放度以及制造业领域投资开放度。

其次，我们借助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计算各行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开放度。为此，我们在孙浦阳等（2015）测算外资自由化方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分别测得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开放度和制造业部门的开放度。具体而言，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国民经济所有行业和产品划分为鼓励、限制、禁止和未注明总计4类政策，分别对4类政策赋分为0分（禁止）、1分（限制）、2分（未注明）和3分（鼓励），分值越高，表明某一子行业的开放度越高。由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并未给出类似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明确行业划分标准，我们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3位码出发，采用手工匹配的方法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对接，并且借鉴孙浦阳等（2015）的方法，如果国民经济行业3位码行业中存在至少一个产品或子类行业被设定为禁止、限制和鼓励，那么我们将其定义为受到禁止、限制和鼓励的行业，如果没有匹配信息的行业则被定义为未注明行业。随后，根据先前的赋分原则以及3位码行业在禁止、限制、未注明以及鼓励4种情形中的归属结果，开展综合得分的计算。基于上述方法，我们得到了2位码行业的开放程度，依此类推，我们分别得到了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开放度水平。在尚未发布新目录的年份，我们以前面最近年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代替。

最后，我们基于贸易维度、直接投资维度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维度计算出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度，运用熵值法计算出综合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度;类似地，我们得到综合的制造业开放度。最后，用综合的制造业开放度除以综合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度，得到偏向型开放程度。

（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与偏向型开放的关系

下页图1是根据中国的国家层面数据绘制出的偏向型开放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同步变化情况。不难发现，1997-2017年偏向型开放程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而且在19972001年期间的上升趋势较为平缓，在2001-2003年期间的上升速度加快，并且在2003年达到了样本期间的顶峰。我们对此的理解是，1997-2001年我国正处于积极加入WTO的冲刺阶段，为了能够实现与国际市场的对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开放力度。由于我国的制造业总体而言具有低成本优势，而服务业的竞争力则相对薄弱，因此，制造业开放度比服务业开放度提升得更快，偏向型开放的特点已经形成。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为了顺应相关协议的要求，中国关税进一步降低，非关税壁垒也有所削减，制造业进一步开放，同时由于5年过渡期的缘故，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并未一步到位，而是得到了较大力度的保护，由此使得偏向型开放的特征更加明显。从2003年开始，随着5年过渡期的临近和结束，制造业进一步开放的空间收窄，而服务业的开放则进一步推进，由此使得中国的偏向型开放特征趋于缓解。

与偏向型开放的变动特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经历了几乎相反的变动。1997-200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出现了微弱的下降，并且于2003年下降到一个低点，随后又从2003年缓慢上升至2017年的20.4%。很显然，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在样本期间内的变动方向与偏向型开放程度的变动方向呈反向运动关系。而且即使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有所上升，但是依然极低，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特点明显。

由于本文旨在研究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影响，因此我们基于2004-2017年中国省级层面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数据计算出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同时计算出省级层面的偏向型开放程度与财政分权的乘积项，进而绘制出图2，以便考察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与4类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之间的关系①。其中，图（2a）中的财政分权指标是基于“各省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计算而得;图（2b）中的财政分权指标是基于“各省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收入/中央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收入”计算而得。

无论对于图（2a）还是图（2b）而言，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都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呈现明显的負相关关系，这表明在现有财政分权制度的条件下，偏向型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趋于下降，而偏向型开放程度的下降则有助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即有利于扭转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格局。

（三）理论机制解析

在偏向型开放条件下，制造业部门的开放度高，相对应的资源跨国流动异常频繁，制造业企业能够根据自身的禀赋条件积极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特定环节，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通过干中学、竞争效应和上下游联系等丰富的渠道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盛宴。与此同时，偏向型开放却未能给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提供等同于甚至接近于制造业部门的外部经济环境和政策机遇，该部门面临的“孤岛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甚至本土市场消化产品供给（刘志彪，2011），加上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运营过程难以像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流程一般把服务品的提供过程切割成众多环节，难以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特定环节充分地参与国际分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受益者的难度较大。此外，由于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处于受到保护的市场环境之中，企业的竞争压力较小，由竞争效应所催生的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发生机制难以实现，生产性服务业无法呈现爆发式增长。

正因为如此，两个部门面临的不同境况为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取舍逻辑。地方官员为了能够通过凸显当地经济指标进而推动自身进入政治晋升通道，自然会选取有利于在短期内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傅勇，2010），并且通过财政分权制度赋予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把各种经济资源（包括土地、税收和融资等）以及科技资源（包括创新补贴和人才引进政策等）汇聚于制造业，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成为被政策“排挤”的产业。不仅如此，偏向型开放所引发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度不足会阻碍我国本土服务业从国外服务业跨国公司获取技术溢出。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开放度的提高会促使服务业资源的内外双向流动，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服务业创新水平和经营理念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缺乏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引领性”服务业企业，更缺少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拥有超强话语权的领头企业，所以服务业领域实际上以国外向国内单向技术溢出为主。Poeschl、Foster-Mcgregor和Stehrer（2016）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在开放的过程中能够较多地从发达国家获得技术溢出，而反向溢出则不显著。既然偏向型开放在客观上阻碍了我国本土服务业从外部获取技术外溢，那么地方政府在制造业部门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中进行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可能存在差异，当制造业部门的边际收益高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边际收益时，边际收益的绝对差异会促使地方政府运用财政分权措施在两个部门之间进行资源的“理性”配置，“弃车保帅”策略会导致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在资源分配问题上成为被边缘化的部门，由此导致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发展滞后。

更进一步地，在偏向型开放条件下，财政分权不仅会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而且还会引发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扭曲。地方政府在运用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目标“通盘考虑”的过程中，会基于“理性人”的逻辑对不同的领域实施差异化的措施（Gilbert&Picard，1996），不同行业从财政分权制度中的真实获益迥异（Yushkov，2015）。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来看，偏向型开放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在运用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目标“通盘考虑”的过程中，会对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支持力度进行甄别，不同特性的生产性服务业会得到完全不平等的财政支持。

具体而言，按照各行业的外部经济效应强弱程度，可以把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强外部经济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以下简称为强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和弱外部经济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以下简称为弱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强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效应，与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较大，尤其在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中间要素投入时，对其下游产业的发展能够形成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与其他产业之间形成较长的价值链，最终对整个经济部门的发展产生较大的作用，对GDP增长的贡献也较大，而这一点恰恰是地方政府所期待的。在此情形下，由于偏向型开放格局的存在，生产性服务业原本获得较小的资源份额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再次分配时则会倾向于强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与此相反，弱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与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较小，由此形成的产业链较短，难以对其他部门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对GDP增长的贡献较小，地方政府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再次分配资源时则会削减弱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资源，由此在客观上抑制弱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偏向型开放条件下的地方政府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进行资源再配置，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获得的资源呈现非平衡状态，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容易发生扭曲。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到如下基本命题。

（1）在偏向型开放条件下，财政分权制度会推动地方政府基于“GDP锦标赛”的考虑把资源配置于开放度较高的制造业部门，开放度较低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由于受到资源配置的“歧视”而发展滞后。

（2）对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原本所获得的较小资源份额进行二次分配时，偏向型开放条件下的财政分权制度增强了地方政府在强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部门配置资源的意愿，同时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弱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部门配置资源的动力，由此造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结构扭曲。

三、经验检验

（一）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把偏向型开放、财政分权以及两者的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同时，为了确保核心解释变量尽可能地外生以及根据计量模型的“一般性”原则，我们根据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特点纳入了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以及制造业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包含省份（i）、行业（j）和时间（t）3个维度的变量，如此处理的好处主要在于两点：其一，增加了样本的观测值，增强了经验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其二，可以通过设置不同行业的虚拟变量研究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结构变动特征。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生产性服务业占比Service对服务业增长的指标目前主要包括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以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3类（顾乃华，2011），这3类指标的聚焦点有所侧重，服务业增加值主要反映服务业总量规模的增长，体现了服务业绝对意义上的扩张速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主要揭示服务业部门在整体经济部门中的相对增速，体现了服务业在经济系统结构中的地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则侧重于服务业部门技术水平的变化（唐保庆和宣烨，2016）。由于本文聚焦于生产性服务业这一类更为细微行业的发展问题，因此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而且，根据现有研究的分类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生产性服务业包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傳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这五大类。该指标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份的《统计年鉴》。

2.偏向型开放Biased_Openl。偏向型开放指标的测算方法已经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有详细阐述，而且考虑到省际层面的服务贸易数据暂时无法获得，因此本文在实证研究部分仅仅从外商直接投资的维度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行业得分的维度测算偏向型开放的程度。该指标所用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和本文样本期间所对应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3.财政分权Fiscal财政分权程度反映了地方政府财政支配裁量权的大小和自由度，为了相对全面地刻画财政分权的全貌，我们分别选取支出分权（EFD）和收入分权（IFD）作为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我们借鉴傅勇（2010）的做法，支出分权以“各省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表示，收入分权以“各省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收入/中央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收入”表示。该指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

4.人力资本Humanl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是脱离于制造业，并且反过来对制造业形成技术支持和智慧投入的专业化行业，内含于其中的创意、智慧和知识是构建生产性服务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因此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丰裕的人力资本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以及技术升级的重要因素（Dias et al，2014）。本文在此选取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法计算人力资本，设定小学教育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和中专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该变量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5.基础设施水平infrastructurel。尽管生产性服务业本身是构成无形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自身发展也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而且，生产性服务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通常是以网络、信息、物流和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无形基础设施，因而我们以网络普及率反映基础设施水平。必须说明的是，网络普及率所蕴含的信息技术服务业部分服务于生产者，即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因此该指标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性。考虑到非核心解释变量所具有的内生性并不会破坏核心解释变量在估计中的效果，因此本文以此指标表征基础设施水平。该变量所用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省份历年的《统计年鉴》。

6.市场化程度Marketl各类资源能够配置于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创新系统是提升其竞争力进而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重要条件，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对创新资源进行高效的配置。目前学术界较为广泛地运用《中国市场化指数》系列报告所提供的市场化程度指标，考虑到该系列报告中的有关指标在跨年度的测算方法上有所调整，而且该系列报告提供的数据无法覆盖本文的样本期间，因此本文借鉴蒋殿春和张宇（2008）的方法，选取非国有企业和非集体企业从业人员数占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来表示市场化程度。该变量所用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历年的《统计年鉴》。

7.制造业发展水平Manufactut'ei尽管制造业与服务业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而在空间上得以分离，但是两者在价值链上的内在联系决定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着互动发展关系，因此，制造业的发展能够从中间服务需求层面和设备供给层面同时对服务业增长形成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某一个服务业企业而言，除了当地的制造业企业与之发生业务联系以外，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也会随着与该服务业企业之间空间距离的加大而与之产生逐渐弱化的联系，所以必须同时考虑服务业企业所在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为此，我们根据Hansen（1959）的建议通过距离调整与服务业企业发生联系的制造业规模，并且设计出制造业规模的计算方法如下：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1.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准回归

由于我们主要关注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影响，因此将重点考察“偏向型开放×财政分权”这一交互项的正负号和显著性水平。从理论上来说，交互项与形成交互项的单独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并引起计量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对此作了“去中心化”处理。回归结果如下页表1所示。

表1的回归结果（1）-（4）显示，偏向型开放对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提升的影响为负，这与我们的预期完全吻合。偏向型开放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相比于制造业而言开放度更低，能够从国际市场中获得的发展机遇更少，从国际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技术溢出偏少，其发展容易受到阻碍。回归结果还显示，“偏向型开放×财政分权”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在（1）-（4）中全部成立，说明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提升产生了明显的阻碍作用，是引发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上述研究结论在增加控制变量和考虑不同的固定效应情形下均成立，结果较为稳健。

正如前文所述，本文以支出分权（EFD）和收入分权（IFD）两个指标反映财政分权的程度，为了进一步考察回归的稳健性，我们以收入分权代替支出分权，以收入分权作为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回归结果如表1的（5）所示。研究结果表明，偏向型开放对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提升的影响依然为负，“偏向型开放×财政分权”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表明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引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是显著而稳健的经济逻辑。

2.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稳健性检验

从理论上来说，偏向型开放不仅会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而且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所蕴含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服务业开放水平，进而影响偏向型开放的程度，这种双向因果关系会带来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以偏向型开放的滞后一期项和滞后二期项作为其工具变量。同时，对于“偏向型开放×财政分权”而言，我们同樣运用该交互项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项作为工具变量。为了得到较为稳健的回归结果，我们分别采用了OLS估计和2SLS估计方法，回归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

表2的结果表明，无论运用支出分权还是收入分权作为财政分权制度的指标，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协同效应都显著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提升，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阻碍作用明显，这与OLS估计的结果一致。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从行业维度寻找偏向型开放的工具变量。在5个生产性服务行业的范围内，我们以行业i以外的其他4个行业的偏向型开放程度的平均值作为行业i偏向型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下文简称“N-1法”）。从理论上来说，虽然每个生产性服务行业所面临的偏向型开放程度都有差异，但是相互之间都存在相关性，因此该内生变量与其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的要求。此外，行业i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会影响其他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偏向型开放水平，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偏向型开放显著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5%水平上显著。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制度的协同效应同样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的提升。该结论不仅与控制变量的增减无关，而且与财政分权指标的选取也无关。可见，本文上述关于偏向型开放及其与财政分权的协同效应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影响存在稳健的研究结论。

3.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揭示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对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影响的异质性，我们对5个生产性服务行业单独进行回归分析，并且根据伍德里奇（2007）的建议给出标准化回归系数，以便对各行业进行直接比较。分别以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表征财政分权的回归结果如表4和下文表5所示，而且表4和表5的回归结果都是基于2SLS方法得到，工具变量的选取类似于前文的处理方法，为内生变量的一期滞后项和二期滞后项。

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偏向型开放对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表明偏向型开放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利因素，财政分权制度对各行业的影响为负，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我们最为关注的“偏向型开放×财政分权”这一交互项前面的系数都无一例外地显著为负，即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进一步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发展。不仅如此，通过对标准化系数的比较不难发现，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这两个行业的发展受到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联合效应的负面影响较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受到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联合效应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金融业之所以受到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联合作用的负面影响最大，可能与自身的经济外部性较弱有关系，这在下文中会做进一步分析。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之所以受到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联合作用的负面影响也较大，可能的原因在于该行业的发展周期较长，无法对经济增长产生迅捷的贡献，因此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进而该行业的发展通过财政分权渠道受到了遏制。从政策含义来说，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快速发展都依赖于偏向型开放政策的扭转，服务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有助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

为了全面揭示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本文以收入分权表征财政分权的回归结果如下页表5所示。表5的回归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较为吻合，即偏向型开放对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财政分权的影响为负，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最为重要的是，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发展都显著为负，与表4的回归结果完全一致。其中，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受到上述联合作用的影响最大，这一点也与表4完全一致。与表4不一致的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发展受到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联合作用的影响大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通过综合比较发现，表4和表5研究结果的吻合度较高，这也证明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4.進一步分析

前文的研究仅仅发现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会显著抑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那么这种联合作用是否会改变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呢？此外，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之间在产生协同效应的同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独特的联系？具体而言，财政分权是否会强化偏向型开放的程度，进而加剧上述协同效应？这些问题是本部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点。

（1）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对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发现，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不仅加剧了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滞后，而且还会引发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发展的不均衡。为此，我们以经济外部性强弱为指标对生产性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进行分类，即“强外部性行业”和“弱外部性行业”。由于学术界大多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中间投入品而开展了深入的研究，我们关注的也是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要素投入所产生的经济外部性，因此选择产业的感应度系数作为外部性的衡量指标。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对其他行业的感应度系数，某一行业的感应度系数越大，表明该行业的经济外部性越强，地方政府对该行业的发展可能越重视。借助于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各省份投入产出表的计算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5个行业中，各省份的金融业对其他行业的感应度系数最小，这在样本省份中具有共性，而其他4个行业的感应度系数排名则在不同省份有一定的差异，缺乏统一的规律，因此我们把金融业作为“弱外部性行业”，其他4个行业作为“强外部性行业”。从理论上来说，金融业在为各行业提供融资的过程中理应具有较高的外部性，然而中国的特殊国情却决定了金融业的经济外部性较弱。首先，银行在确定融资对象的过程中会受到企业所有制歧视的影响，即银行更加倾向于为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提供贷款，而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较大，这自然降低了金融业的经济外部性。其次，银行在审核贷款的过程中会关注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而我国众多企业由于受到创新环境不佳和企业短视行为的影响，严重缺乏引领性和突破性创新，通常开展跟随性和模仿性创新，这就降低了银行给予贷款的意愿，造成金融业的经济外部性较弱。最后，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服务业企业数量在所有企业数量中的比重稳步提高，而服务业企业往往缺乏必要的固定资产作为融资抵押，导致银行的放款意愿不高，进而促使金融业的经济外部性降低。我们随后以“强外部性行业”作为参照组，对金融业设置虚拟变量D，进而构建交互项“偏向型开放×财政分权×D，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偏向型开放对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财政分权对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影响不显著，“偏向型开放×财政分权”的回归系数也是显著为负，这与上文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偏向型开放×财政分权×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影响在金融业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导致金融业的发展滞后更加明显，随之引起的结果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不利于金融业发展的演变。从理论上来说，金融业能够优化资源在经济部门之间的配置，对其他产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会充分考量企业的所有制、企业的还款能力和固定资产拥有量等诸多“身份”标签，对小微企业发放的贷款十分有限，这导致金融业对其他产业的感应度系数相对于其他4个生产性服务业而言较小。由此，在偏向型开放和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下，金融业在所有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相对地位可能趋于下降。

以收入分权（IFD）代替支出分权（EFD）的回归方案揭示了同样的结果，即偏向型开放和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金融业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

（2）对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关系的探讨

上述研究已经表明，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会引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并且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变动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个别行业受到了更为严重的遏制。实际上，财政分权与偏向型开放不仅会产生上述联合作用，而且财政分权也会强化偏向型开放的程度，进而加剧上述联合作用。具体而言，由于制造业与服务业在国家政策意义上的开放度存在客观的差异，即在“政策维度”偏向型开放客观存在的情形下，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较高的资源支配自主权，地方政府出于在“GDP锦标赛”中脱颖而出的考虑，可能会在主观上把更多的工作精力投入制造业部门，包括制造业部门的海外招商引资活动和国际贸易活动等，而在服务业部门的对外拓展工作中则缺乏足够的热情，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形成了“执行维度”的偏向型开放。简而言之，财政分权制度可能引发“执行维度”的偏向型开放，这会加剧财政分权与偏向型开放的联合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影响。为了检验财政分权对偏向型开放的影响，我们做了分年度的量化研究，运用各省份的截面数据对两者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用支出分权还是用收入分权来表征财政分权制度，在2004-2017年期间，前3年的回归结果都不显著，但是从2007年开始，后续年份的回归结果都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在样本期间内的大部分年份都存在显著的财政分权引发“执行维度”偏向型开放的现象，这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形成了助推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滞后状态是我国产业结构不甚理想的一个典型缩影，同时也阻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战略转型，如何转变这一状态已经成为关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研究了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引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理论机制，进而剖析了两者联合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结构性影响，得到了以下的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偏向型开放对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产生了明显的抑制效应，引发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滞后，而且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滞后状态。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业部门中知识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其快速发展不仅能够壮大自身产业，而且还能够支撑推动其他产业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责”，应当被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对待。然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却长期处于滞后发展状态，难以对中高端制造业发展形成有效的支撑和引领，既不利于我国“十三五”期间“稳增长、调结构”经济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我国产出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的顺利转变。

本文研究还发现，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显著影响，即两者联合作用更加不利于弱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提高。本文的测算结果显示，金融业是5类生产性服务业中经济外部性最弱的行业，偏向型开放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影响在金融行业中表现最为明显，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中表现次之。从理论上来说，金融业的融资功能决定了它应当与其他行业联系紧密，对其他行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也是难以替代的。然而，由于我国金融业在发放贷款过程中存在企業所有权偏好、企业规模偏好以及与政府部门的裙带联系，在此背景下，即使一些成长潜力大的民营企业、规模小企业也往往难以获得贷款，这在客观上导致金融业的经济外部性较弱，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政府对不同行业的经济外部性强弱程度产生误判。因此，无论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部结构而言，还是从金融业的外部经济效应角度来看，地方政府都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推动金融业发展，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提升经济增长绩效。尽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发展周期较长，但其对国家科技水平、创新能力的提高影响深远。此外，由于这些行业应用范围的延展性特征，故其对其他行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作用较为明显。从长远考虑，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特殊性以及对其他行业的正向外部性，采取必要的推进措施，引导更多资源流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此外，对财政分权与偏向型开放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制度会促使“政策维度”的偏向型开放上升为“执行维度”的偏向型开放，引起偏向型开放程度的加剧，这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状态的形成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政策层面来看，财政分权制度已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效果明显的激励机制，在短期内，国家在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制度出台之前，财政分权制度仍可能继续实施。鉴于此，为了扭转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滞后状态，可以从偏向型开放这一维度采取相关措施，为本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支持。首先，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开放度，开放更多服务业领域，为服务业领域资源的自由流动提供便利。从最近几年服务业的开放政策变化来看，我国在市场准人方面的限制已大幅减少，国民待遇方面的自由化进展更加明显。尽管如此，服务业开放的改革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例如，海运服务市场中规定外资不得超过合资企业注册资本的49%，董事会主席和总经理应当由中方认命等，这些规定都还有进一步修改的空间。可以借鉴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服务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在国内更大范围内实施服务业领域的“负面清单”制度。其次，在继续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均衡发展。近年来，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稳步上升，但是一个生产性服务业强国应当坚持规模发展和结构优化并重，生产性服务业的绝对规模和占GDP的比重是基础，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优化是发展的方向。为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可以有针对性地推出政策法规，避免地方官员以“GDP锦标赛”为导向，过度发展易于产生GDP贡献的生产性服务业，而忽视能对经济发展以及国民福利带来长远效益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最后，根据行业特点明确生产性服务业的重点发展领域。地方政府对待生产性服务业应当坚持长远收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例如，对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这一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应当根据此类行业周期长、投入大和见效慢的特点，持续地给予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