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思俭，杨涛（通讯作者），李鑫，崔阳/TIAN Sijian,YANG Tao (Corresponding Author),LI Xin,CUI Yang

在1967 年的耶鲁大学建筑学院年度杂志 《展望》（Perspecta）中，建筑师查尔斯·摩尔（Charles W.Moore）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曾提出：“当空间和位置在电子化世界中的功能意义越来越小，再从空间角度定义城市就看来没有依据了……”[1]。时至今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大范围使用，物理空间的发展似乎愈发印证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对于城市形态的预言：“随着即时电子技术的出现，地球自此不过就是个村庄，城市形态的根本属性不可避免地像电影中渐渐拉远的镜头般消失不见”[2]。截至2020 年，全球智能手机的使用用户达到35 亿，相比2019 年增长了6.7%，其中，中国贡献了超过1/4 的增长率[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信部《2020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已突破15.94 亿户[4]。在日常生活中，智能手机中的移动支付与社交软件等应用软件日益渗透进入社会交往中，也影响了人们使用物理空间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城市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空间的“根本属性”究竟是什么？传统的“从空间角度定义城市”的研究是否真如摩尔所说“没有依据了”？建筑学及相关学科中的公共空间研究有哪些可能的方向？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图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对智能手机时代下的公共空间研究进行探讨。

为系统分析智能手机时代下的公共空间研究进展与特征，本研究利用CiteSpace 软件及CNKI 文献分析工具，对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两个数据平台中的2000 余篇涉及智能手机与公共空间研究的文献展开可视化分析，归纳该议题下研究的主要情况。同时，以Web of Science 的学科中介中心性分析为参考，筛选出该议题下的主要学科1），进而对主要学科内的重点文献内容进行总结与归纳，从理论层面上解析传播学、社会学、建筑学及其相关学科领域内智能手机时代下公共空间的内涵；在研究对象上，剖析手机使用行为与公共空间之间的联系；在方法技术层面，从公共空间活力、品质、认知意象3 个角度分析归纳新的定量研究方法；最后，基于本文的综述内容，归纳分析计算机科学、通信技术、公共健康、社会学、传播学与城市设计研究之间的联系，并提出未来公共空间的研究方向。

1 基于CiteSpcae与CNKI分析工具的整体研究动态分析

本文以Web of Science 与中国知网为文献搜索源，对摘要、题目及关键词中含有公共空间的相关关键词“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城市空间（city space）”“都市空间（urban space）”以及智能手机的相关关键词“智能手机（smartphone）”“智能媒介（smart media）”“互联网（internet）”的文章进行高级检索，得到英文文献1324 篇、中文文献714 篇，并通过CiteSpace 软件及CNKI 文献分析工具分别对Web of Science 与中国知网的文献进行学科与时间可视化分析2）。

1.1 研究的学科分布

学科领域分析上，相关研究议题处于多学科交叉领域。通过对CiteSpace 软件学科分析结果的整理，可以发现在英文文献中该议题涉及社会学、跨学科领域、环境科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建筑学及其相关领域、传播学、通信技术共7 个领域（表1）。社会学在该议题下虽然发文数占比较少，但是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最高（中介中心性数值越高，代表在各学科间起到连接桥梁作用越大）3），处于该领域的核心位置；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建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文数占比最高，是对该议题关注的主要领域；但建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中介中心性较低，且在该领域内部，地理学的学科中介中心性比城市研究更高，发文量更多，对该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

表1 基于CiteSpace 的英文文献学科中介中心性、文献数量占比分析与领域整理（绘制：田思俭）

在中文文献中，通过对CNKI 学科发文数量分析结果的整理，可以发现相关研究议题在国内涉及传播学、建筑学及其相关学科、公共管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共7 个领域（表2）。在该议题下，相比英文文献，中文文献对该议题的探讨多处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内。而本文关注的主要领域——建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内部，宏观尺度的研究更为活跃，且与其他领域内连接度较低。

表2 基于CNKI 的中文文献学科分析与领域整理（绘制：田思俭）

1.2 研究的时间分布

整体来看，英文文献发表数量多于中文文献发表数量，对于该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近5 年内，相比于英文文献对该议题的关注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中文文献对于该领域内的关注度呈现下降的趋势（图1）。

1 Web of Science与中国知网的文献数量时间分布（绘制：田思俭）

在学科发文数量的时间分布上，中文文献与英文文献二者有较大的不同。在英文文献中，较早介入该议题的领域有通信技术、环境科学、地理学、城市研究；且在各学科的文献数量发表中具有两种趋势：在计算机科学、建筑学及其相关学科、通信技术、环境科学的领域内，虽然前期发文数量有些波动，但是近5 年内发文数量呈现指数型的增长；另一种则是在传播学与社会学领域内，发文数量的随时间增长较为缓慢，且在2017 年后呈现下降的趋势（图2、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英文文献虽然从2000 年左右开始有了在新技术背景下的探讨，但近5 年内出现了一批明确将智能手机与公共空间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文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有传播学领域的“便携式私人领地的出现：智能手机，社交行为和公共空间（2015）”[5]、建筑学领域的“在后漫游者和智能手机僵尸之间：智能手机用户在公共空间改变视觉注意力和行走行为（2020）”[6]等。

2 基于CiteSpace的Web of Science的学科共引与各学科发展时间分析，学科之间的曲线越深表示共引次数越多，相关性越强（绘制：田思俭根据Citespace的学科分析结果，选择“timezone”视图，调整后导出）

在中文文献中，涉及的所有的领域都于2015年前呈现爆发性增长，但在近5 年内呈现发文数量下降趋势的波动，传播学、建筑学及其相关学科、经济学的趋势尤为明显（图4）4）。新技术与公共空间关系的研究已发展20 余年，主要领域内，国外文献对于该议题的关注略早于中文文献；相较于国外近5 年蓬勃发展的研究势头，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相对滞后，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度相对有限。

4 基于CNKI的按年份学科发文分析（3.4绘制：田思俭）

2 智能手机时代下的公共空间新内涵

早在1960 年代末，学者就开始了对新媒介所形成环境的探讨。1967 年，传播学者麦克·卢汉以“不可见的环境”（invisible environment）5）描述电子信息所构成的世界。智能手机时代下，由于智能手机、智能媒介、互联网等新技术复杂的媒介属性与多功能性，相关研究主要从社会学、传播学与建筑学及其相关领域内探讨智能手机时代下的公共空间内涵。

2.1 社会学、传播学视野下的公共空间新内涵

智能手机时代下，互联网与智能媒介的普遍使用，使得空间出现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分化，并将虚拟空间视为与物质性的城市空间相并行的环境[7]。因其能提供政治参与的平台，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让学者们宣称其成为了新的公共空间[8-9]。同样地，著名传播学家斯考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以“地缘媒介”来描述当下的数字媒介环境——媒介空间化成为“地缘媒介”，构成了公共空间生产的文脉[10]。公共空间的内涵被延伸，虚拟空间与西方传统承载“公共性”的实体空间都成为了社会学领域内公共空间的范围[11]。

3 基于CiteSpace的按年份学科发文分析

传播学将互联网视为一种媒介，对其开展了媒介所构成的环境的探讨。1996 年，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其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中提出“流动空间”（the space of flows）一词——空间与地点在数字传播中流动[12]；而媒介的传播具有隐喻的倾向，在其传播中不仅是传递信息，其过程还伴随着转译[13]。在媒介传播的“流动”与“转译”下，新的环境呈现无法具象感知的、混沌的、不稳定的“阈限性状态”（liminal status）[10]6）。这一新的空间状态并非虚拟空间对实体空间替代下的产物，而是通过二者的嵌合并裹挟后现代社会后形成的社会集合体（表3），实体空间的意义与虚拟空间共生。

表3 传播学、社会学视野下新媒介介入后的空间状态（绘制：田思俭）

1990 年左右，社会学的学者开始关注实体空间构成要素的转变。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7）提出：现代性降临后，“缺场”（absence）要素的孕育，日益把地点从空间中分离出来，远距离的关系开始了对场所的建构[14]。而基于现代新媒介传播的背景，朵拉凯亚·尼希列什（Dholakia Nikhilesh）提出手机传播导致了“空间”与“地方”的变性与分离[15]，原本由在场的活动定义的场所消失。新的社会场景下，非物质的虚拟要素开始对物质空间渗透与控制，实体空间的构成要素被拓展。

新媒介带来的公共空间的更新，使得传播学界对未来公共空间的发展方向进行了积极的预测——数字信息所组成的空间将成为未来人们生活的主导环境，而实体空间将作为公共空间转型的物质基础而存在[16]。新空间不稳定的属性将有利于形成自下而上的参与性空间，且在与位置媒体8）、传感器等新技术的结合下，公共空间将能塑造出新的场所感与城市文脉（表4）。

表4 传播学、社会学视野下未来实体空间的发展方向（绘制：田思俭）

2.2 建筑学及其相关学科视野下的公共空间新内涵

早在1967 年，建筑师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就提出：电子信息传播的出现会让传统实体建筑中建立的秩序与等级瓦解[1]。与社会学、传播学中的“公共空间”概念有所区别，建筑学领域的“公共空间”更侧重于物理空间维度上的实体展现。因此，相较于社会学、传播学领域对新媒介背景下公共空间内涵的理论探讨，建筑学及相关学科中的理论研究有其滞后性。

2010 年以后，国内建筑学学者逐步开始了该议题下公共空间理论的探讨。周榕认为，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应向互联网学习，并提出以物质世界为基础的碳基文明将长期与数字世界组成的硅基文明长期共存[21-22]；在空间设计中，何凌华从互联网环境下公共空间设计的角度出发，提出无界、体验、碎片、全龄四个公共空间设计概念[23]。在实证层面上，王宇光进行了城市公共空间中各类活动的网络可替代性研究，认为网络虚拟活动与城市公共空间活动构成了统一、对立、差异、互补的4 种关系，互联网时代下“自由度”与“现实感”是实体空间的核心竞争力[24]。徐苗通过手机使用行为对公共空间社交生活的影响，提出“社交属性”“物质属性”“数字属性”3 个属性下的空间设计[25]。

在建筑学的研究中，从概念的探讨到实证研究，学者们对于新技术背景下公共空间的研究逐渐加深，对于虚拟空间对于物质公共空间的建构作用逐渐清晰。在研究内容上，相较于传统的以物质实体为对象的研究，学者们对虚拟空间的关注度逐渐上升，从设计概念出发，如何提高实体空间的吸引力，营造故事感、体验感成为了其关注点。

3 公共空间中的手机使用行为研究

3.1 公共空间与手机使用行为的关系研究

2002 年左右，公共空间中的手机使用行为开始被传播学、社会学的学者关注。而在2015 年后，随着智能手机的使用人数增多，对人的行为影响越来越大，该议题下的研究更多地在公共健康、运动学与建筑学3 个学科内开展。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学者主要从空间感知、社会交往等方面探究公共空间与智能手机使用者的关系。哈图卡·塔利（Hatuka Tali）的调研中发现智能手机使用者难以对场地条件进行描述[5]，手机的使用降低了人对于实体空间的感知。而根据汉普顿·基斯（Hampton Keith）的观察，在以群体交谈为主导的社会交往场景下，手机使用者较少出现；而在适合独自行走的地方手机使用者更多[26]。因此，实地场景所营造的氛围能影响手机使用者是否选择进入手机的虚拟世界中。

在公共健康与运动学的领域内，主要从行人安全性的视角下，从个体行为与生理学的层面，开展公共空间智能手机使用行为研究。如从个体行为层面，开展了智能手机使用行为对行人环境的感知与步行动态（walking dynamic）的影响机制的研究[27]；以及从生理学层面，如眼珠运动（eye movement）、感知信息量（perceived workload）、形势感知（situational awareness）等方面探究街道中的智能手机使用行为对注意力的影响机制[28]。

在建筑学的研究中，2020 年，戈尔舍夫·阿金（Gorsev Argin）在一个广场中进行了智能手机与公共空间的环境行为研究，对手机使用者的视觉方向、行走路线与静止位置进行空间分布的观察分析[6]。在行走的使用手机者中，凝视手机行走的人们主要在空间中呈现直线的行动轨迹，而边徘徊边凝视手机的行人在空间中呈现出在广场地标附近的行走特征，且行走的手机使用者的线路主要是沿着物体的边沿（图5）。而静态的手机使用者在空间中的位置主要集中在广场地标的附近，且无论是专心凝视手机还是徘徊的凝视手机，二者都呈现相似的空间分布（图6）。

5 公共空间中凝视手机屏幕（a）与边走边凝视屏幕（b）的行走人群的空间分布热力图（图片来源：参考文献[6]）

6 公共空间中静态活动中的手机使用总时间（a），凝视手机屏幕时间（b），徘徊凝视手机时间（c）的空间分布热力图（图片来源：参考文献[6]）

3.2 手机使用行为与公共空间活动的关系研究

手机使用行为自身即为公共空间活动中的一种，但是手机的使用会对公共空间中的其他活动产生影响。因此，部分学者针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调研，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哈图卡·塔利对拥有智能手机的志愿者进行公共空间中的行为观察后发现：智能手机使用行为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阅读、休息等传统的公共空间活动，且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薄弱[5]。

但也有研究指出：并非所有的手机使用都会对公共空间中的人际交往产生负面影响，如坎贝尔·斯科特（Campbell Scott）通过邮寄问卷调查的方式探讨手机的使用方式对公共空间中与陌生人的人际交往的影响，发现当用手机浏览新闻时，能强化与陌生人的交流，且经常使用手机看新闻的人，会更愿意与陌生人进行互动[29]。因此，手机使用对公共空间活动的影响取决于手机的使用方式，不同的手机使用方式将会对实体空间其他活动造成不同的影响。

4 新的研究方法——基于手机数据的公共空间研究

2006 年，卡洛·拉蒂（Carlo Ratti）、法兰奇曼·丹尼斯（Frenchman Dennis）等学者提出了“移动地景”（mobile landscape）的理念，并利用手机的位置信息作为数据来源进行城市研究[30]。智能手机时代下，手机不仅能结合自身的移动通讯功能产生手机信令数据8），还能接触多元的app 平台，如社交软件（如微博、微信）、地图软件（百度地图、高德地图）与各大网络平台等，成为智能手机+app 的数据来源载体[31]。而针对公共空间这一具体的研究主题，近年来已有一批国内外学者利用手机数据展开相关的定量研究，通过对这些研究的整理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的基于手机数据的公共空间研究主要从空间活力、空间品质、认知意象3 个方面展开(图7）。

7 目前智能手机数据与公共空间研究之间的应用关系（绘制：田思俭）

4.1 公共空间活力研究

公共空间活力的研究始于1970 年左右，以威廉·怀特（William H.Whyte）为代表的学者在传统的公共空间活力研究中以延时摄影的方法，人工计数得出空间的使用人数，以外显的、低精度的动态数据类型表现空间活力的高低[32-33]（图8）。在研究内容上，公共空间的活力来自于地点与人群之间的动态循环，而此在传统的方法中无法被测度。手机数据所包含的精确的时间属性、地理属性，以及智能手机结合社交软件产生的语义数据，弥补了传统数据的缺陷。尤其在研究方法上，2007 年后，计算机科学、通讯技术领域的学者与城市设计领域内的学者合作探索社交媒体数据[34-35]、手机信令数据[36-37]的处理方法，建立与公共空间活力的联系，为公共空间活力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8 西格拉姆大厦广场台沿使用情况的动态分析（图片来源：参考文献[33]）

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手机数据能通过高精度的“时间—空间”关系进行城市空间活力可视化分析，相关研究如以手机信令数据直接构建与城市活力的关系评估城市活力（图9）[38-39]；以及通过手机信令数据与app 中的城市兴趣点（POI）等作为数据源，通过土地混合这一中间量间接衡量城市活力的时空变化（图10）[40-41]。此外，罗桑扎西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以扬·盖尔（Jan Gehl）提出的活动间的动态联系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主体参与活动的空间重访性指标、活动混合性指标、交互网络中心性3 个指标，开展不同公共空间之间的动态联系评价（图11）[42]。这些研究在宏观、中观的地理尺度上对实体空间的城市活力开展动态评价。而智能手机时代下，龙瀛通过手机app 中的抖音数据对北京城市空间网络活力进行研究,并通过对数字世界的活力研究提出对于实体空间的塑造策略[43]，从城市设计学科角度出发考虑虚拟世界对于实体空间塑造的作用。

9 基于手机信令的罗马城市活力可视化分析。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分别为：人口密度（a）、节假日人流（b）、主要地标（c）、游客分布（d）、车流与人口密度（e）、车速（f）（图片来源：参考文献[38]）

10 基于POI分布情况的深圳市城市活力评价（图片来源：参考文献[41]）

11 基于网络中心性分析的南京市主要公园公共空间活力评价（图片来源：参考文献[42]）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将基于手机数据的研究方法拓展进入心理角度，构建内显的空间活力评价体系，通过智能手机+app（微博、大众点评）的形式获取语义数据，以语言与表情包为数据对不同人群进行情绪分析，归纳影响公共空间活力的因素[44-45]。因此，目前基于手机数据的研究方法已从高精度的“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与“外显—内显”两个层级构建出了公共空间活力分析框架，与实体空间孪生的虚拟空间的活力研究也开始开展。

此外，手机数据也为基于提高城市活力的设计提供技术支持，如田宝江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进行设计地块内人类活动的时空分析，对地块功能进行确定，为后续方案设计阶段概念的提出提供科学化的建议[46]。

4.2 公共空间品质研究

当代公共空间研究除了对公共空间活力的研究之外，公共空间品质的评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传统的公共品质研究方法基于卡米诺·西特（Camillo Sitte）对于公共空间的艺术审美分析理论[47]和基于扬·盖尔开展的PSPL（Public Space Public Life）调研法[48]。尽管二者为公共空间早期研究建立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框架，但是这些方法能提供的观察样本量有限且调查时间较长。

以LBS 为基础的手机地理信息数据能与地图app 软件和网络平台中的街景对应，产生出利用图片数据研究公共空间品质的方法。2010 年后，学术界逐步开展利用图片数据研究公共空间品质的方法。公共健康领域内的菲力帕·克拉克（Phillippa Clarke）[49]和安德鲁·朗道尔（Andrew G.Rundle）[50]通过对人工实地环境调研与对谷歌街景地图的对比评价，确定使用照片数据研究环境品质的可行性，形成了该领域内的建成虚拟环境审计（built environment auditing）的研究方法。紧随其后，在城市设计领域内的相关研究包括：萨莱斯·菲利普（Salesses Philip）所在的麻省理工大学媒介实验室（MIT Media Lab）基于众包（crowdsourcing）10）选择对于街景地图中的空间品质优劣的评价（图12）[51]，尼基尔·耐卡（Nikhil Naika）基于卷积神经结构机器学习模拟人类评价11）[52-53]，和基于图像语义识别的方法对图片中的天空、绿植等要素的占比和构成进行评分（图13）[54]，以及国内学者龙瀛利用不同时间、视角的街景地图对街道空间品质进行评价[55]等。这些利用图片数据分析公共空间品质的研究方法都是基于卡米诺·西特对于空间视觉审美分析的理论，结合公共健康、计算机科学领域内研究方法下的产物。整体来看，以图片数据为基础的公共空间品质研究已从人工分析评价转变为人工智能评价，从单视点评估转向多视点评估，从时间点的品质分析转向时间段的动态评价，研究方法的完善将公共空间品质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12 基于众包的街景品质评价（图片来源：参考文献[51]）

13 基于图片语义识别的街景品质评价（图片来源：参考文献[54]）

此外，对于公共空间中安全性的评估也是对公共空间品质研究完善的重要部分。方家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对上海顾村樱花节的游客抵达的时间分布、客流来源进行动态变化的探索，对节日当天的人流密集站点和时间进行了安全预警，保障节假日公共空间使用安全[56]。

4.3 认知意象研究

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1960 年出版的《城市意象》（The Tmage of the City）[57]一书中建立了认知意象研究的理论框架，利用实地调研、绘制认知地图的方法开展居民对于城市的认知，但其研究集中于个体居民对物质环境的感知。在新技术的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在当代具有局限性[58]。透过智能手机这一媒介，城市居民能够间接获取对城市意象的感知。在信息交融的网络时代，万千网民上传的城市图景能组成虚拟世界中对于城市意象的感知，形成群体的、非物质的认知意象研究本体。

因此，智能手机产生的带有地理信息位置的图片数据成为了新的公共空间意象研究对象。同时，在与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图片分析方法、数据处理方法相结合下产生了新的研究方法。利用图片数据对空间意象的研究始于近10 年，相关研究以带地理信息的图片数据为对象，通过人工意象类型分类和主导要素分析的方法[58]与计算机图像识别归纳意象类型的方法（图14）[59]对图片语义进行分析，寻找出互联网人群对于城市意象的感知。且图片数据样本的丰富性，也可以横向展开不同城市之间的可意象性的比较，识别每个城市的主导意象、特色意象[60]。这些研究主要在宏观、中观的地理尺度上对互联网环境下的城市意象进行类型化的识别，强化对城市的认识。

14 基于社交媒体中的城市图景图像识别的伦敦城市意象分类（图片来源：参考文献[59]）

与以往城市意象研究人群的人工分类不同，基于手机数据的机器学习方法，也能预先对网络人群进行机器分类，识别出不同人群对于城市意象的感知情况[61]。通过上述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意象研究，辅助计算机科学领域中方法的发展，适应新技术背景下城市意象本体的变化，让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在网络化的背景下得到新的生命力。

5 结论：智能手机时代下公共空间研究的可能方向

近10 年来，智能手机更加深层次地渗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愈加发达的网络社会使得实体空间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城市设计领域内的公共空间研究系统有待发展，而跨学科的视角对于公共空间领域内研究内容的更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补充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整体上，虽然各个学科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在方法与内容上具有相互承接的关系。传播学、社会学率先捕捉到智能媒介对公共空间的影响，并展开了一场媒介所构成环境的讨论。在研究内容上，虚拟空间也成为公共性发展的阵地，与传统承载公共性的物质空间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学所描述的公共空间的范围；物质环境构成要素从实体空间中的人和活动转变为虚拟媒介要素与实体空间中的人与活动共同组成,物质空间与虚拟空间共生，公共空间的本体在复杂的媒介环境下发生了变化。

新的媒介场景下，人的行为方式变化且其与空间的关系成为新的潜在研究对象。传播学、公共健康领域、建筑学分别从社会交往、个体生理、物质空间层面对这一研究对象进行了研究。虽然不同领域内的研究关注点不同，但是形成了城市设计领域内环境行为学研究的基础，将促进未来该议题下的环境行为研究。

而伴随着计算机科学、通信技术、公共健康的研究方法逐渐融入公共空间研究，当代公共空间领域内的研究方法实现了转变。在城市设计领域内，传统的公共空间研究主要关注物质环境本身以及人—物质空间之间的关系。当公共空间成为地理信息数据，人成为信息点，基于智能手机数据的公共空间研究方法能构成“人—数据—物质空间”的间接关系，用数据反映人的行为与场地地理环境，形成新的研究方法，完善城市设计领域内的研究系统（图15）。

15 智能手机介入下公共空间研究的各学科之间的关系（绘制：田思俭）

基于对智能手机时代下的公共空间研究动态的综述性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研究内容的更新、研究方法的发展两个方面完善未来公共空间研究系统。

5.1 研究内容的更新

在变化的公共空间内涵下，公共空间的研究内容应随时代更新。在智能手机时代下，公共空间与手机使用者的关系成为了新的潜在研究对象，手机使用行为与其他行为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但是目前在城市设计领域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还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如在实体环境层面，探究新技术介入下人与空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空间中的手机使用人群的分布是怎样的？这将为数字化环境的互动设计提供环境行为的理论基础。

其次，根据综述内容，公共空间传统的研究方向——认知意象的研究本体已经在智能手机时代下得到了拓展，且在公共空间活力研究中也出现了对于实体空间孪生的数字空间活力的研究[43]，公共空间研究本体已经被扩大或者转变。未来的研究需要在认识层面上，敏锐地捕捉新时代下公共空间的表现，关注相关学科中公共空间内容的发展，例如新技术影响下的社会结构变化的研究，基于媒介理论的城市设计理论研究，位置媒体、传感器与人的具身性9）相关联的研究，虚拟空间对于实体空间的塑造研究等，突破传统城市公共空间研究认知的局限性，积极探讨出未来城市公共空间的原型。

5.2 研究方法的发展

智能手机时代下，伴随更加准确的手机定位方法的实现[62]，万物互联体系的建立，笔者认为有以下两条路径完善公共空间研究方法：

（1）基于智能手机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以往，手机介入公共空间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手机信令数据中，而智能手机+app 结合的方式将更加丰富公共空间的研究方法：

a）利用智能手机+app 获取与记录建成环境的信息。目前基于手机数据的研究主要针对宏观与中观层面的城市问题，并不能为微观中的人与物质环境的关系研究提供合适的方法，目前利用穿戴式相机[63]和手持GPS 的环境行为学的研究方法[64]，均是切实可行的微观环境中的研究方法。而智能手机可以接纳更多的智能设备（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家居系统等）与智能手机连接进入公共空间研究中，通过获取更丰富的人群及个体的环境行为信息促进微观环境研究方法（如街道、某一广场的尺度）的发展。此外，还可以利用智能手机对研究所需要的app 进行开发进行公共空间品质的记录，如目前出现的用以评估公共空间质量的app（POST）12）[65]，基于地图软件与实地调研的方法，以手机app 记录的方式进行绿色开放空间的品质评分，且在软件中建立了社区与居民信息反馈平台，成为了网络化时代的参与性公共空间的发展方式。

b）利用智能手机+app 进行空间干预、行为干预，探索公共空间研究的新途径。如在运动学领域内，通过对手机app 界面的交互设计干预人在公共空间中的行为[66]，虽然干预效果有局限性，但是对城市设计中的物理环境的空间干预仍是值得借鉴的经验；此外，新近出现的基于智能手机的增强现实地图服务平台，如华为发布的数字地图软件“河图”（cyberverse），能够通过虚拟形象与使用者的互动的数字化场所营造进行空间干预[67]，促进人与建成环境的互动，让智能手机成为人们之间的社交媒介，而不仅仅用于付款、发消息等必要性活动。

（2）基于智能手机提高研究方法科学性

目前城市数据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单一的数据来源使得数据同质化严重，数据的处理方式以及数据反映城市的科学性尚未得到确切的验证。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比较，如对来自公共健康领域的建成虚拟环境审计方法、系统性社会观察的方法（systematic social observation）13）[68]，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人工智能视觉分析方法、人工智能模拟人类学习方法，都能弥补研究方法科学性不足的问题。

同时，基于智能手机的多元数据获取也能提高目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手机的位置服务功能及其作为互联网服务接口的功能，可以整合街景图片数据、开放数据和社交软件（如微博、微信等）、地图软件（如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等app 数据，并且能够结合自身基于移动通信功能产生手机信令数据，使其成为多元数据的集合载体。城市设计的研究过程并不具有唯一性，数据的多元化获取能针对同一城市现状提供多维反映城市状态的结果，有助于对公共空间的进一步认识。但是，在对手机数据处理中，理想化数学模型的建立往往基于对特定人群的过滤与对数据的分类，公共空间与人的关系被简化为线性的因果关系。正如艾伦·佩（Alan Penn）所说“认识到人性的重要性是必要的”[69]，研究者在场性的缺失使得对人类活动的关注与理解逐渐在研究中被边缘化。因此，基于数据分析公共空间的方法仍需与传统实地调研的方法相结合，感受日常生活中人与环境之间的细微的互动，使建成环境能够真正服务于人类生活。

6 结语：从“虚拟现实”到“增强现实”再到“扩展现实”

本篇文献综述的内容正是对查尔斯·摩尔与麦克卢汉60 年前关于电子化背景下空间预测的回应。城市的根本属性在当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变——空间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传播媒介的变化与伴随着新技术产生的社会交往的变化都让实体空间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仅仅从物质空间的角度定义城市似乎不足以面对当下空间格局的变化。只有从新技术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并研究公共空间，才有可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激活公共空间的活力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在始于2020 年的新冠疫情中，我们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智能手机对于空间交往模式的改变：一方面，疫情固然促进了“线上办公”“线上教学”等基于虚拟空间的公共交往模式的加速普及。但另一方面，在体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线上模式”后，人们也普遍认识到：虚拟空间（网络公共空间）中的交流无法完全替代物质空间（现实公共空间）中的交流。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或许更应以“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乃至“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而非“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思维来理解智能手机时代下的公共空间。正如疫情状态下手机数据在城市管理与建设中体现了巨大的应用价值，在未来，以智能手机为代表快速成长的新技术将会给城市公共空间带来更多的颠覆性变革。新的技术背景对于公共空间以及各学科的相关研究来说都是新的机遇。与此同时，新的时代也对建筑学及相关学科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实现借助新技术塑造更加富有活力的人居环境的目标，有必要归纳分析智能手机影响下相关领域内的研究体系，知悉与挖掘研究内容的变化以及研究方法的发展——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明确城市设计研究的思路以及未来空间的发展方向，而本文即是应对这一新挑战的初步尝试之一。□

注释

1）由于知网文献分析不具有学科中心性分析功能，本文以基于CiteSpace的Web of Science检索文章的学科中心性分析为基础，筛选出该领域内的主要学科并开展文献综述。

2）本次Web of Science的文献数据采集于2021年1月6日，中国知网的文献数据采集于2021年1月11日，检索时间起止为1985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本次CiteSpace学科分析设置如下：时间区间选择1999-2020年；时间切片长度=1；Node type选择“Category”；阈值设置为Top 9% per slice；选择“探路者”（Pruning：Pathfinder），运行后进行学科分析。

3）中介中心性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林顿·弗里曼（Linton Freeman）提出的概念，如果一个行动者处于多对行动者之间，那么它的连接度较低，这个相对度数较低的点可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因而处于网络的中心。CiteSpace的研发者根据这一思路编写了关于中介中心性的算法，数值越高，中介中心性越高，在众多文献中起到中介桥梁的作用。

4）2013年中央城镇化会议召开，提出“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与“提高城镇建设水平”等与公共空间建设相关的任务。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针对未来城镇建设与城市管理做出整体布局，提出“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等与公共空间相关的内容。公共空间作为城镇建设的主要对象之一，相关研究于2015年左右十分活跃。

5）“不可见的环境”由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中提出，其表示任何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和媒介都将建构出承载行为与思考的“全部空间”，并且在该媒介建立的框架下，媒介作为环境产生的效应常难以被人感知，具有认识的滞后性。

6）“阈限性状态”这一名称来源于文化人类学，指的是介于正常的日常文化和社会状态“之间”的一个状态或过程，其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7）安东尼·吉登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在《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的第一部分中阐述了现代性降临后对于时间与空间的影响，提出“时间的虚化”具有超越空间关系的优先性，并进一步阐释出“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这一观点。在前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一一对应，空间受到在场场所活动的支配；而当电报、邮件等新媒介的发展，使得时间与地点并不对应，进而产生了远距离的要素对场所的支配，空间与场所分离。这一理论在手机传播领域被传播学界发展。

8）“位置媒体”是以GPS地理位置共享为基础的社交媒体，据此为人提供位置周围的信息，即“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location-based-service）。

9）“具身性”（embodiment）以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为基础，主张人类所有的认知都被身体塑造，身体的经验决定了思维的方式和能够被认知的内容，注重人与环境之间的感性互动。在建筑学及其相关领域内，具身性的研究指通过调动人的感官体验强化对建筑真实与本质的体验。

10）萨莱斯·菲利普所在的麻省理工大学媒介实验室（MIT Media Lab）所开展的众包项目，其数据源网址为：http://pulse.media.mit.edu/static/dataset/

11）尼基尔·耐卡等学者所在的麻省理工大学媒介实验室创立了“场所脉动”（place pulse）项目，利用萨莱斯·菲利普的众包数据，训练并开发出一款街景分析软件。

12）POST（Public Open Space Tool）是一个给公共空间评估的工具，在所涉及的评价指标中，重点强调能影响物质行为的公共空间特征的评估，分为4大项：活动（activity）、环境质量（environmental quality）、舒适度（comfort）、安全性（safety）。基于该评价工具，研究人员结合地图与GPS定位，开发了其他软件版本。

13）龙瀛所在的北京城市实验室（Beijing City Lab）在与公共健康学科的学术交流中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