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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之变”到中西文明对流

2021-09-23马勇

财经 2021年19期
关键词:中西王朝儒学

马勇

有史料说,在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时,顾维钧有一个即席发言,从根本上改变了会议走势,并引发了后来一系列大事变。

顾维钧说,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顾维钧的神来之笔道出了孔子、儒家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孔子与耶稣相对待,作为圣地,山东与耶路撒冷具有同等意义。这个判断,最简洁地说出了拙著《中国儒学三千年》的写作旨趣。孔子、儒家,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与生命相关联,是中国文明的根,其意义,其表征,就像耶稣、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灵深处那样,是一体,而不是依附,不是外在。

儒家文化的历史背景

从历史学的视角说,孔子并不是儒学的最初创造者。儒和儒学的发生,都在孔子之前很长时间。孔子只是儒家典籍的整理者,儒家思想体系化的创建者。“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道。”因为儒家经典经过圣人手订删减,因而后世儒生一般不会质疑。这从现代学术立场看也有问题。

儒的发生大约在殷周之际。在那个天崩地解的大变动时代,官学解体,学术重心下移,渐渐转移至民间。儒的前身大约就是负责礼仪典章的文化管理者,原本依附于殷商王朝的体制,然而殷商王朝成为历史陈迹,殷遗民也因周王朝新兴统治者安排,离开故都,迁往宋国,集中居住,便于管理。旧贵族的文化传统养成不易,去掉更难。这批殷遗民在宋国自得其乐,传承着自己的文明。

在漫长的“先周时期”,周人的祖先也在传承着、创造着自己的文明,因而当周人获得全国政权取代殷人时,他们并不是只顾庆贺、狂欢,而是具有更深层的忧患意识。他们在思考的问题是,如此强大的殷商王朝为什么不堪一击,周王朝如何才能避免殷商王朝的覆辙?

思索的结果,我们看到中国历史至此出现了第一次大的转折。用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的研究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宗法社会体系由此建立起来,其要点有:立子以嫡的嫡长子继承制,比较稳妥地给出一个政治权力传承、经济财富继承的基本规则;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又衍生出一系列宗法社会规则,诸如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直至以个人为同心圆的五服制度;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这些制度不仅结束了此前中国社会不伦、无序、混乱,而且确实建构了一个新的文明体系。

周王朝新兴统治者确实有大格局,有长远的考量,特别是周文王姬昌遵从周人祖先教诲,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为周王朝网罗了一大批有用之才。而他的第四子周公旦更是任劳任怨,竭尽全力协助幼主执政,既让周王朝度过建政初年的困难时期,更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构建了一套文明制度。周公之所以被誉为儒家功臣,孔子之所以时常梦见周公,其实都应该从制度层面给予解读。

周公主持构建的礼乐制度,主要凭借的还是那些迁徙至宋国的殷遗民。这些遗民拥有丰厚的知识。新朝统治者的礼遇,让他们有了一个传承文明的机会,儒家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得以产生。

“周秦之变”

据太史公《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先人就是迁徙于宋国的殷遗民,属于殷商贵族,拥有知识、教养,深研历来的礼乐制度。

从周初至周末,经过800年发展,政治架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诸多方面都获得了极大提升。特别是周王朝政治架构上的双层体制,既有以周天子为中心的一个联邦要素,又有每一个诸侯国以诸侯为中心的地方自治。各个诸侯国的体制、运作方式绝无完全相同者,它们之间相互比较、相互竞争、相互激励。周天子、周王朝是正义的化身,率有道伐无道,因而各个诸侯国不论国力强弱,在很多时候仍愿意与周天子一起,站在正义一边。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周天子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这种双层政治架构既维持了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一起去应对新的意外,又让各个诸侯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與特色。

然而,周朝的这种体制发展到中途,也遇到了新的问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周王室逐渐式微,诸侯们弱肉强食,逐渐形成了几个大的诸侯国,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实就是这些诸侯国在丛林规则中胜出,征服、吸纳、合并了周边一些小的诸侯国。假如周王室仍然能维持一个相对强有力的系统,几大诸侯的政治格局也并不是绝对的坏事,毕竟许多事情超出了一个小的诸侯国范围,需要更多诸侯国的联合,诸如治水。可惜的是,到了战国晚期,秦帝国异军突起,以武力征服东方诸国,一统天下,进而废除了具有象征联邦意义的周天子,自为皇帝。

秦帝国的统一,对于后世中国确实具有许多意义,但秦帝国以单一架构取代先前的双层架构,完全废除了诸侯国的自治权,天下一统,以郡县替封建,对全国实行垂直管理。一统帝国建立了,相应的问题其实历2000年而并未获得真正解决。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如何协调,地方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保持自己的个性,其实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出路。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殷周之变之后发生的第二次大变动,许多历史学家称之为“周秦之变”。

儒家学术与西洋文明相遇

殷周之变产生了儒家,周秦之变遏制了儒家。在周秦之变争论最剧烈的时候,力主维持双层政治架构的仍是那些儒家学者,只是秦王朝的统治者没有接受这些儒者的建议,坚定不移地废封建行郡县,甚至焚书坑儒。这是儒学史上最惨烈的一幕,被坑的儒人数不算多,但焚书确实是对文明的摧残,给后来的儒学发展,甚至儒家学术史留下来许多持续争论的问题,后来的所谓“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尤其是清代学术的内在理路,其实都与秦王朝的坑焚之虐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因果关联。

我在《中国儒学三千年》中解释了,焚书坑儒的实际结果与动议者、批准者、执行者的愿望完全相反。坑焚之虐反而提升了儒家的地位,推动了儒家典籍更大范围的流行,到了汉武帝时代,儒学甚至被提升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儒术独尊,一家独大,而且这一坐就是2000年,直至20世纪,儒学的地位才受到冲击。

晚近儒学受到冲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变局,即继“殷周之变”“周秦之变”之后中西文明对流引发的大变局。这个变局至今并没有结束。

中西文明对流引发对传统价值的再思考,其实是晚近的事情。在中西文明对流之初,中西双方对对方都抱持着一种欣赏的态度。《中国儒学三千年》专门讲述了明清之际那两个世纪中西文明的情形,不论是最早的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王徵,还是稍后的汤若望、南怀仁、梅文鼎、方以智,他们似乎都没有佛教东来之初儒佛之间那样的相互敌视,中国的儒家学者谨记圣人“儒者以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对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西哲带来的西洋文明抱着一种急切的学习态度,他们发誓要与西儒合作,用20年时间,将西儒带来的6000部西洋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就像《几何原本》那样。果如此,中国的知识体系、知识生产方式必将为之改变,或许将与西方逐渐同步。同理,西儒也从中国文明中获得了很多过去不曾知道的东方文明,并将之译介回他们的母国。

换言之,儒家学术与西洋文明相遇时,并没有感到尴尬,感到事事不如人。但中西文明后来发生问题也是事实。大约三个世纪后,也就是18世纪中期之后,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给全世界注入新的动力,遥远的东方也被这场工业革命所波及。用后来从事农村建设的专家梁漱溟的话说,引进吸收西方工业文明之后的中国,工业文明的好处不妨应有尽有,中国固有的农业文明也会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调整自身。

理解这个道理现在当然不是问题,充分工业化的西方反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而继续保有农业文明生产手段的中国反而成为“世界工厂”。但在18世纪、19世纪,甚至20世纪很长时间,人们并不清楚这些道理,因而当中国的工业化缓慢不前,中國不断受制于先发国家的丛林规则,处处吃亏时,一些思想者如陈独秀、吴虞等将中国不前不进的责任推向理念,以为儒家伦理、孔孟之道必须承担中国落后的原罪。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正像贺麟后来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所说,陈独秀等人对儒家、孔子的责难,不仅没有将孔子、儒家打倒,反而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孔子和儒学的意义。“后五四时代”新儒学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五四新文化极端反传统的反拨。这个思潮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世纪末再度掀起的国学热、儒学热,以及对孔子地位不断重新认同,“孔子学院”也已遍布全球。这些历史细节,书中尽量都予以描述与解释。由此可见,对于中国人而言,儒学就是一个类似于基督教在西方的意义,即便儒学不是宗教,但对中国人而言,确实具有准宗教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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