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情况下，我們必须选择要相信什么。鳗鱼就会让我们面临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选择相信亚里士多德，那么所有鳗鱼都是从淤泥里诞生的。它们就这样出现了，从水底的淤泥中“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也就是说，它们不遵循通常的繁殖规则，不是由其他鳗鱼制造出来的，不是通过交尾和卵子受精产生的。

按照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4世纪提出的说法，大部分的鱼自然是要产卵和交尾的。可是鳗鱼，他解释说，是一个例外。它们不分雌雄。它们既不产卵也不交尾。一条鳗鱼不会赋予另一条鳗鱼生命。它们的生命来自别的地方。

亚里士多德建议：在干旱期去观察一个干涸的池塘。所有的水都被蒸发掉了，所有的淤泥和土都被晒干了，硬化了的池塘底部已经完全不存在生命了。在那里，没有生物能存活，更何况是一条鱼。但是当第一场雨降临时，当雨水缓缓地重新灌满池塘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瞬间，池塘里又满是鳗鱼了。突然间，它们就在那里了。雨水赋予了它们存在。

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鳗鱼就是这样诞生的，仿佛一种扭动的、神秘的奇迹。

亚里士多德对鳗鱼感兴趣，这并不令人惊讶。他对所有生命都感兴趣。当然，他是一个思想家、理论家，他跟柏拉图一起奠定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但他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至少以他生活年代的标准来看是这样的。人们常说，亚里士多德是最后一个“知晓一切事情”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最后一个掌握了人类积累的所有知识的人。比如，他也是观察和描述自然的先驱。他的巨作《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是人类对动物世界进行系统化和分类的第一次尝试，比林奈早了2000多年。亚里士多德观察并描写了大量动物以及一种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它们的模样，身体部位、颜色和形状，它们是怎样生活和繁殖的，它们靠什么为生，有什么样的行为习性。《动物志》是现代动物学的起源，一直到至少17世纪，它都是自然科学界的一部标准性著作。

亚里士多德在哈尔基的斯塔吉拉长大：那是爱琴海最北端的一个半岛，有三条狭长的地峡深入海中，仿佛一只有三根手指的手。他出身优越，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私人医生;受过良好的教育，父亲可能也设想过他未来从医。然而他很早就失去了父母。父亲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则可能更早。亚里士多德被一位亲戚照顾，18岁时被送去雅典，在古代最好的学校——柏拉图学园——学习。一个年轻的男子，孤身一人在陌生的城市，好学而聪颖，热切地渴望去了解这个只有背井离乡的人才能理解的世界。在雅典，他在柏拉图身边学习了20年，成为在某种程度上跟柏拉图平起平坐的人。可是在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没有被选为学园的新掌门人，于是他去了莱斯沃斯岛。就是在那里，他开始认真研究动物和自然。或许也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开始思考鳗鱼是如何诞生的。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研究到底是怎样开展的，人们所知不多。他没有记录自己的观察和解剖活动。他非常自信和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但很少记录他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不过，他亲自做了构成《动物志》基础的很多解剖工作，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完全肯定。首先，他显然花费了很多时间研究水生生物，而在所有水生生物中，他在鳗鱼身上花费的时间最多。没有其他动物像鳗鱼这样，让他写了这么多。他关于鳗鱼内部构造的写作尤其丰富详细，比如其器官的相对位置及鳃的构造。

此外，关于鳗鱼，他还经常直接跟其他不为后世所知的自然科学家进行争论，仿佛在那个时代，鳗鱼就已经引发了很多猜测，人们针锋相对，众说纷纭。亚里士多德斩钉截铁地声称鳗鱼体内从来都没有鱼卵，说那些持异见者只是没有进行足够认真的研究。他写道，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因为当我们切开一条鳗鱼时，不仅找不到卵，而且根本找不到生产或输送卵子或精液的器官。鳗鱼体内没有东西可以解释它们是怎样形成的。他还说，那些声称鳗鱼会生育活幼鱼的人，被自己的无知误导了，他们的理解不是基于事实得出的。对那些说鳗鱼有不同的性别，还指出雄性鳗鱼的脑袋比雌性的要大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表示了鄙夷，说他们将物种差异误认为性别差异。

亚里士多德对鳗鱼做过研究，这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是在莱斯沃斯岛上，也许是在雅典。他将它们切开，研究过其内部器官，寻找过它们的卵和生殖器官，寻找过它们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他大概曾多次把一条鳗鱼拿在手里，仔细看着它，认真思考它是什么生物。他得出的结论是，它们完全是一种自成一派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的这套认识动物和自然的方法，后来影响了——几乎靠一己之力——整个现代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由此也影响了后来所有研究鳗鱼的尝试。这首先是一种经验主义。亚里士多德说，只有通过系统的方式来观察自然，我们才能描述它;只有通过正确的方式来描述它，我们才能理解它。

这套方法很激进，大体上也是很成功的。亚里士多德的很多观测都极为精确，更别说它们都是在思想界还远没有出现生物学这门学科的时代进行的。特别是在水生动物领域，他的知识远远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例如，他解释并描述了章鱼的解剖和繁殖，而他所使用的方法，直到19世纪才得以被现代动物学证实是正确的。而关于鳗鱼，亚里士多德准确地说出它们可以在淡水或咸水之间迁徙，它们有着非常小的鳃，夜里很活跃，而白天则躲在较深的水域。

但就鳗鱼而言，他也说了大量显然非常奇怪的疯话。尽管他有一套基于观测的系统研究法，但是他从来没能真正了解鳗鱼。他写道，鳗鱼吃草和草根，有时甚至吃泥土。他写道，鳗鱼完全没有鳞。他写道，它们能活7到8年，可以在陆地上生存5到6天;而如果遇到刮北风，还能存活得更久。他还写道，鳗鱼没有性别，是凭空长出来的。亚里士多德确信，鳗鱼最初的形体其实类似于小型的蠕虫类动物，类似于一种蚯蚓，自发地从土壤和淤泥里生长出来，不需要其他生物的参与。这种蠕虫出现在大海和河流里，尤其是那些有着丰富的腐烂植被的地方，最适合是较浅的沼泽地和长满水草的河床，那些被阳光照得很暖和的地方。“这一点毋庸置疑。”亚里士多德写道，并为这场讨论画上了句号，“关于鳗鱼的繁殖，就是这样。”

所有的知識都来自经验。这是亚里士多德最早也是最基本的领悟。对于生命的研究必须是经验的和系统的。事实必须按照我们的感官所感受到的样子去描述。首先要说明某个东西存在，然后才能集中精力去问那个东西是什么。只有在我们收集到关于那个东西是什么的所有信息之后，我们才能靠近那个更抽象的问题——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也正是这种见解，为后来绝大多数试图用科学来认识世界的努力奠定了基础。

可为什么鳗鱼偏偏能溜出亚里士多德的理解范围呢？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无论他多么认真、多么系统地研究鳗鱼，得出的结论都是近乎荒谬而不科学的。

正因如此，鳗鱼才如此与众不同。自然科学界有很多谜，但很少像鳗鱼之谜这样持续这么久、这么难以破解。它们不仅观察起来异常麻烦——因为它们奇特的生命历程、怕光的特性，以及数次变身和烦琐的繁殖方式，而且还非常隐秘，它们的行为方式像是有意识的，也像是命中注定的。即便我们成功地观察到了它们，即便我们凑得很近，它们似乎仍然溜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鳗鱼，试图理解它们，我们理应比现在知道的更多。可我们还是没能做到这一点，为何会如此，这仍然是个谜。在动物学界，这通常被称为“鳗鱼问题”。

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把对鳗鱼的误解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人之一，但他当然远远不是最后一个。进入现代以后，人类对鳗鱼的研究依然不明朗。大量杰出的科学家以及有着不同程度热情的业余爱好者都对鳗鱼进行了研究，但都没能真正认识它们。这其中不乏科学史上最响当当的名字，他们想解开鳗鱼问题而不得。仿佛人类的感官还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仿佛观测和经验本身都不够用了。不管人们怎么努力，鳗鱼躲在黑暗和淤泥中的某个地方，成功逃离了科学界的认知范围。在鳗鱼这个问题上，那些本来博学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却总是受到信仰的摆布。

……

亚里士多德死后2000多年来，鳗鱼仍然是自然科学界的一个谜，因此它也成了所谓形而上学的一种象征。“形而上学”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虽然这个概念是在他死后才被提出来的）。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客观自然之外的事物，是我们借助感官不能观测到并描述的事物。

它所研究的并不一定是上帝。更准确地说，形而上学是一种描述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整个现实的尝试。它声称，存在本身与存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还声称，这两个问题是相互独立的。鳗鱼存在。存在在先。而存在是什么，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我愿意认为，也正因如此，鳗鱼才持续让那么多人着迷。原因就在于，人类的知识还不完善，因此信仰与科学的交叉地带——在那里事实与神话和想象的痕迹并存——才如此有吸引力。原因也在于，那些相信科学和自然规则的人，偶尔也愿意为神秘的东西打开一道小小的缝。

如果你认为一条鳗鱼应该保持它现在在我们认知中的样子，那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必须允许它仍是一个谜。至少目前是这样。

（无无摘选自《鳗鱼的旅行》[瑞典]帕特里克·斯文松著，徐昕译，湖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