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建才 宋大强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一、引言

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转变，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产品的供给日益充足以至于超过产品的需求，随后产能过剩问题便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后，国内部分行业也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尤其是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和造船业等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有效抑制并化解行业过剩产能以防止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了有效控制盲目投资和行业低水平扩张所导致的产能过剩，我国政府加快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分业施策”的概念，即针对不同的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采取不同的产能化解办法，避免出现“一刀切”的情况。然而，“分业施策”的前提是准确地识别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对各行业的产能过剩指数进行测算，所得结果较大者即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产能过剩，本文重点关注体制性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是因为体制性因素引起的，而体制性因素对产能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政府补贴的途径来实现的。所以，我们把因政府补贴而引起的产能过剩称为体制性产能过剩，这种类型的产能过剩不同于周期性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产能过剩。颜晓畅和黄桂田发现，政府补贴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效益的提升，但是也会产生企业产能过剩程度加深的副作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