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婧

【摘要】 明清两朝科举与堪舆兴盛起来，原本没有直接联系的二者，因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形成了靠堪舆获取科举功名的病态现象。本文从《儒林外史》中分析小说所反映清代社会对堪舆的接受，批判世俗过度依赖堪舆进行科举的病态行为。

【关键词】 科举;堪舆;《儒林外史》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24-02

一、科举与堪舆的联系

科举与堪舆纠缠发展的关系源于儒与道的冲突融合，二者兴衰有着时间上的巧合，在明清时期盛行于社会中。堪舆不仅与《易》《礼》等儒家经典有密切的联系，在孝、礼传统道德之间也有深刻的体现。

《易》为儒家经典，孔子对《易》有高度的肯定，为阐释《易经》作《易传》，因而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的学子们对《易》均有涉猎。以堪舆为主的多为知识分子，其主要缘由是学子读书识字，《易》中晦涩难解之词可以通过他们的解释为百姓所接受，所以有秀才将“看风水”作为谋生手段。而堪舆与《易》的结合源于“阴阳”，二者根本理论皆从“阴阳”发展出来，概念与起源上有一定重合，在阐释过程中往往互相借鉴，于是堪舆后期发展与儒、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梼机闲评》中“江右星家”白太始，出场时称为“秀士”，却衣着道袍，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了堪舆似儒又似道的社会概念。

堪舆与“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郑玄《春官宗伯第三》注云：“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堪舆在周礼中主要应用于祭祀和丧葬，《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周礼对于丧葬礼节有着详细又严格的规定，同时设立了“冢人”“墓大夫”官职，司“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之职，即勘探位置极佳的墓地进行下葬。后期堪舆的功能分化，在勘探地理、定穴吉凶与卜筮的功能上持续发展，清朝六部中的礼部与钦天监都是继承堪舆职能的国家机构，另有钦天监专设官员职守风水事宜。《大清会典》载：“凡相度风水……钦天监委官……诹吉兴工，典至重也。”除了钦天监营造工程堪舆记录在内，户部的舆图，礼部的仪式、祭器、簿，钦天监的天体图等，皆绘图成编，称“会典图”，一并记录在其中，堪舆之于皇室有统治之根本的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孝”与“礼”的道德标准让百姓将丧葬仪式与个人名誉绑定在一起，“事死者，如事生”的思想让这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子们将对父母的“孝”体现着重在葬礼上：侍奉父母固然是“孝”的体现，而风光的葬礼亦是张扬自己“孝”的途径。葬礼最重要的是入葬位置的选择，《儒林外史》中五河县余大先生说：“敝邑最重这一件事。人家因寻地艰难，每每耽误着先人不能就葬。”康熙《全椒志·风俗志》有：“古礼：‘行葬有定期，近惑风水，因循弃置，仁人孝子，可勿念乎。’”孝、礼的传统道德在社会上的体现具有一致性，孝既是为人的礼数，也是维护人伦道德的礼法，孝与不孝是衡量守礼与废礼的重要标准之一。堪舆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才为社会所接受。

二、科举与堪舆之“立”

科举与堪舆关系的巩固源于官方对民间堪舆的默许，加之世俗对堪舆的接纳和统治者对堪舆的依赖，上行下效，大兴堪舆之风，从而对科举产生了深刻影响。

自堪舆出现始，其目的就是为巩固统治者的地位与权力，郭璞提出的“风水”概念，实质上是对堪舆进行了合理的阐释。自古以来，统治者对于堪舆信赖不已，皇宫皇陵的选址建造与祭典布置皆须看过风水，若有疏漏，影响的是国家的气运。明清时期科举大盛，“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五读书”的思想让科举中第的兴衰与本地风水结合起来，官府为了当地科举人才辈出，进行风水改造。赣州府学进行了三次搬迁，“以为地有不利，而有司惮难，莫之能改……始迁之岁，诸生名乡荐者二人，明年进士及第一人。”①县志所记载，官方因风水问题而迁地，实为误导民众进行堪舆活动，以求得科举及第。官方尚且因科举之事兴堪舆之法，如何能约束百姓远离堪舆之术。

吴敬梓所在的吴氏家族亦为科举世家，县志载：“全椒吴氏兄弟同胞五人，其四皆进士。”因吴谦曾请人看过风水，所以吴家科举才能繁盛，被认为科举与堪舆有关。吴氏兄弟中舉与吴家笃学的家风和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在世人眼中功劳归于堪舆之术，而吴家也未曾澄清。因此在早年间，吴敬梓受此风气影响，认为功名不遂与堪舆之事颇有联系，在焦灼的心态下寄希望于堪舆之上，这在他早期所写的文章中可见一斑。

堪舆之说自唐渐入民间，经过数百年的应用与流传已在民心中有了根基，随着科举压力的增大，堪舆一说愈发根深蒂固。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体现最深刻，《聊斋志异》中《堪舆》一文，虽然讽刺兄弟二人背离孝悌之道，但对于嫂娣寻得宝地，使后代出了武孝廉一事并不否认。蒲松龄在堪舆一事上表现出极大兴趣，他所写故事中不乏以堪舆卜筮之术害人的例子，但也肯定了堪舆可以救世人于苦难的有利作用。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少时受家风世风之影响，亦相信求得风水宝地来安葬父母，可使自己求得功名，福荫后人。他《文木山房集》中有“未卜牛眠”一句，是因为未寻得风水宝地合葬父母，可见世俗对堪舆深信不疑。堪舆术本身并不祸乱社会，其理论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中颇有效果，圣人堪舆是以孝为先，功利若能取得亦是两全其美，小人堪舆则以功利为先，并非纯孝。迷信堪舆实则误导科举走向衰败，清代小说家既受堪舆的熏陶又深受迷信之害，因此小说作者对于堪舆一事的态度常有游离。

三、科举与堪舆之“破”

迷信堪舆一事并非人人都浑浑噩噩地效仿，也有从迷信中清醒的人对大兴堪舆科举一事进行反抗，将堪舆与科举剥离开来，正视堪舆的作用。

（一）学子为科举中举因堪舆停葬

如果说葬礼举办的隆重，远盛于对父母生前的孝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那么为了中科举而停丧或者迁葬则成为一种近乎极端的病态行为。《聊斋志异》有《堪舆》一文，两兄弟因为葬地意见不合，直接歧路停灵，“因止不葬，鸠工构庐”，最后成了一个村落。直至兄弟逝世，家中妇人重归于好，不仅寻得风水宝地，葬此地“发一武孝廉”，作者后接评论“负气相争，委柩路侧，其于孝弟之道不讲，奈何以地理福儿孙哉！”已然点明靠葬地福荫后代实则荒谬之举，即便如此，为了功名之利停葬之事仍然层出不穷。《儒林外史》中范进因“山向不利”而推迟了范母的入葬时间，并“费用尚在不敷”。范进中举后，更注重自己的名誉，想为母亲举行盛大葬礼以显孝心，当张敬斋问询此事时，范进以“今年山向不利，只好来秋举行”之由，停灵许久才将母亲安葬。同样停灵的余氏兄弟，兄弟二人得到钱财之后立刻准备安葬父母。但两人所反映的人物特点有所不同，余氏兄弟富有义气，而范进后来却不顾丁忧，脱了孝服去见知县，表面上恪尽孝道，实则是彻头彻尾的伪孝，人前人后两副面孔，令人耻笑。这也与吴敬梓的个人经历有关，早年将自己未取得功名视为不孝，“劬劳慈母，野屋荒棺抛露久。（《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而后他意识到，孝与礼其实与功名并无关系，对于堪舆一说就放宽了心思，一心纯孝。

（二）讽刺小说对科举中迷信堪舆的否认和批判

清代科举对堪舆的病态迷信来源于社会多种因素，科举道路的狭隘、有心人的误导利用以及官方的放任。科举给寒门士子提供了跃龙门的渠道，但同时也让平民有了“摆脱贫困与平民地位只能科考”的心理，科举成为了谋生的手段，而不是的治国救世的责任。《儒林外史》马二先生就言：“人在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因而苦读书的寒门学子一生科考，没有其他谋生的手段，如范进周生一般步入中老年才得以中举的人比比皆是。

如此艰难的晋升途径，让百姓不得不转向其他的途径，“施二先生……不曾中，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终日商议迁坟，外面又相与了多少风水”。学子科举不第也罢，却不乏有心人将科举不第的原因归结为堪舆之上，为久试不第的郁郁找了一个突破口。秀才苦读的精力转向堪舆，期盼通过迁坟名利双收，马二 一见聚众请仙便联想到功名上去，因而在小说开篇，王冕之言：“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实则是吴敬梓晚年终于醒悟科举之弊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过于极端的取士途径使得堪舆的迷信愈发浓重。

因迷信堪舆之举，清朝官方并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弊端。《大清例律》明确禁止因风水而改迁祖先墓葬的行为，“凡愚民惑于风水……若有故而以礼迁葬仍照律勿论”。只是收效甚微，反而引起“停葬”的陋习。《镜花缘》中有君子国两宰辅论科举时弊，“今以阴地，意欲挽回造化，别有希冀，岂非缘木求鱼？”对于迷信通过堪舆来求得功名的现象，唯有清醒的“君子”可以反思、批判世人的无知愚昧。

明清时期盛行的堪舆实则是因为越来越严峻的科举取士制度，本用于住宅喪葬的选址，却因与科举挂钩，成为了士子获取功名的手段。因而在科举逐渐极端化的清代，堪舆随之兴盛起来，导致堪舆被夸大了效果，成为一种迷信。吴敬梓通过小说抨击了社会病态，但却没能脱离传统社会的限制，虽有反抗斗争之音，却淹没在对于科举的追求之中。

注释：

①黄志繁：《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第71-76页。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韩爱娜.《儒林外史》礼俗描写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4]蔡国梁.《聊斋》反映的清初民俗[J].社会科学辑刊，1984，（3）.

[5]陈文丽.论《儒林外史》中士人“惑于风水”之说[J].青年文学家，2012，（15）：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