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洁

关键词 网络亚文化；新媒介素养；化解策略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1-0107-04

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媒介奇观》指出：“流行文化的文本吸引了大多数受众的注意力，凝聚了他们的想象力，成为记录当代社会品味、希望、恐惧和幻想的晴雨表”[1]。随着新媒介的飞速发展，网络亚文化也应运而生。青年网络亚文化是青年群体对社会压力所做出的一系列回应，也是一种青年网民的话语表达体系和价值判断逻辑[2]。青年亚文化在社交网络的流行，不仅是当代青年借由媒体宣告精神世界空虚的表现，也是寻求价值认同的方式。

“锦鲤祈愿”指青年群体在社交网络中转发锦鲤图片，并祈求愿望成真的行为。经过网络媒体的渲染，很快引起了转发热潮。“凡尔赛文学”指的是在网络中“不经意间”炫富的行为，背后体现的是对富裕阶层的不平衡心态。“祖安文化”是不符合文明礼仪的网络现象，指在网络空间使用犀利独特的方式骂人。通过社交网络的渲染，使得这些青年亚文化溢出了原本的圈层，并引爆全民网络狂欢。然而，网络亚文化的负面效应正不断侵蚀青年群体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渗透消极观念和情绪，最终危害青年群体的健康发展。基于此，研究探讨网络亚文化危机生成的情感表征与价值反思，进而提出亚文化危机的化解策略。

1 青年网络亚文化生成的情感表征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面临着学业、就业、婚姻、养老等诸多压力，青年网络亚文化产生的动机往往直接涉及生活、社交、学习、工作等方面[3]。青年网络亚文化是青年网络媒介的情感表征，既是对焦虑的一种抵抗，又是集体情绪的共情方式。

1.1 抵抗：网络焦虑的释放

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现代性经历了由“固体”向“液体”阶段的流动，“流动”体现在对既有的社会秩序以及结构的重塑上，象征着混乱、不稳定的社会状况[4]。媒体技术的革新加剧现代社会的流动感，不仅打破了传统时空距离的束缚，也加深了个体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网络亚文化的主体以青年群体为主，由于正出于事业发展的起步期，社会话语权以及经济地位相对薄弱，面对社会的加速无所适从，他们崇尚“丧文化”，自诩为“佛系青年”，这种充满戏谑的话语符号表达出青年群体在“自我矮化”中的反抗情绪，从侧面折射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无法打破现实的无力感与焦虑感[5]。

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焦虑和压力使得人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激情与控制感，数字科技更使人们在现实交往中逐渐丧失表达情感的能力。青年群体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沮丧，因而依赖于虚拟网络中的社交。对网络亚文化的参与、创作便成为青年群体情绪的宣泄口以及精神的“安慰剂”。青年群体们热衷于亚文化创作，通过荒诞、戏谑的方式进行网络交往，这种非理性的交往行动得到了多数的认同，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交往方式[6]。青年群体在网络中寻求答案的过程，实际是将个人私密的消极情绪向公众展露，使这种“个人性”的情绪逐渐转化为“集体性”的情绪，并在网络中获取群体性心理安慰。

1.2 共情：集体情绪的共鸣

网络社交的去中心化，使得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表达很容易被淹没在群体中，从而表现出集体极化倾向并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巴赫金认为“这种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扭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7]。在社交网络的推动下，青年群体通过分享自己的困境与感知他人的焦虑，与团体拥有共同的情绪与情感体验，使得创作网络亚文化成为了普遍的社交现象。当参与网络亚文化成为青年群体的社交常态，为了彰显自身的个性，他们便会主动创作进行情绪表达，以此凸显出其在社交圈中的价值。

青年网络亚文化本身并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反社会情绪，而是以释放情绪的方式获取情感认同[8]。当代青年利用网络亚文化张扬自身的个性，构建群体归属感。在通过亚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他们的态度具有相似性和相近性，因而极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心理学认为，情感共鸣是在他人进行情感表现或情感产生变化的刺激下所引起的情感或情绪上的相似倾向，又被称为情绪共鸣。青年群体通过参与亚文化宣泄压力，在情感抒发中产生互动，这种集体性的情绪会爆发情感上的共鸣，提供彼此连接交流的隐形力量，在虚拟世界中的情感维系使他们获得被认同的满足感。

2 青年网络亚文化的价值反思

青年群体的网络集体行为表现在人人参与网络亚文化，并在戏谑中凸显个体价值。娱乐功能成为衡量亚文化价值的标准，忽视了亚文化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所隐含的深刻内涵，从而引发网络亚文化危机。

2.1 盲目从众：娱乐至死下的行为失范

当今社会的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人们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9]。在商业资本的支配下，网络亚文化的“按摩”功能被无限放大，并呈现出“泛娱乐化”倾向。青年群体沉溺于即时、短暂的“按摩”中，缺乏对网络亚文化的理性思考。青年群体是网络空间文化的主体，他们的从众心理也是网络亚文化流行的主要驱动因素。青年群体对现实焦虑的抵抗情绪会在网络互动中得到进一步的渲染，最终成为超越个体情绪的群体情绪。这种集体性的情绪一旦遇到一些刺激性的话题，很容易引发集合行为，造成一种无意识的跟风，导致群聚狂欢式的网络娱乐奇观。

古斯塔夫·庞勒在《乌合之众》里提出，由于匿名性的出现，平时循规蹈矩的常人常会做出越轨行为，处于一种没有自我控制力的状态[10]。能否顺应多数意见，是对一个人的道德规范和基本价值与社会是否相容的一種“检验”[11]。为了融入网络社交圈，需要对多数人喜爱的亚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网络狂欢现象的重要特质就是自发性和集合性，人们都在网络中相互感染，缺乏理智的宣泄情感。由于网络中的集合行为处于缺少社会约束力的状态，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网络“匿名者”会做出宣泄本能的行为，使原本有秩序的网络环境变得失序。

2.2 信仰危机：价值虚无下的精神滑落

美国批判社会学家丹尼·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是一种精神危机。”[12]泛娱乐化的时代，主流文化的创作空间受到多种因素的束缚，而亚文化因其内容新鲜猎奇，价值观念多元化等优势受到青年的追捧，这很容易冲击和消解传统主流文化。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介技术占据了青年群体的大部分时间，并逐渐侵蚀着青年群体的信仰以及美好信念，最终出现社会化的精神危机。“锦鲤祈愿”亚文化的流行是基于青年网民对现实焦虑的抵抗，转而开始崇拜那些“杨超越”式的成功，因此出现对锦鲤人设的推崇。青年群体面对许多日常生活中的挫折感到束手无策，为了逃避现实转而肆意在网络中“转发锦鲤”，当这种浮躁的情绪大面积席卷网络，最终会导致群体性精神困境的出现。

尼采将虚无主义看作是一种否定的力量，他认为：“虚无主义是一个过程，是最高价值贬黜、丧失价值过程。”[13]通俗来说，价值虚无主义就是指人们丧失了普通的价值标准，对理想、信仰等美好价值持怀疑的态度[14]。价值虚无主义导致的精神滑落已经成为当今社会隐藏的深层危机。青年群体通过社交网络对现实焦虑进行抵抗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不进行正确的引导，极易引发对群体狂欢式的追捧。这种网络亚文化的过度追捧，使得青年群体产生价值迷茫，他们否定理想的意义，崇尚唯心主义。这样的思维方式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日常生活，当传统的主流价值观被“遗忘”时，价值虚无主义势必对青年群体的精神信仰以及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消蚀现代文明的根基。

2.3 符号崇拜：文化疏离下的消费主义盛行

“媒介即人的延伸”，麦克卢汉认为媒介通过它的形式而非传递的内容来塑造世界[15]。网络技术繁荣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媒介景觀，微博等新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无形壁垒，信息传播由单向金字塔结构开始出现扁平化趋势[16]。青年群体在对网络亚文化的传播中感受到与主流文化背离的一面，在表达对与传统观念相悖的价值观念的喜爱中获得身份认同，当他们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重塑价值观的参与者时，身份的转换产生“反叛式”的网络狂欢，文化疏离感便在此过程中产生，最终导致青年群体们逐渐背离主流文化，转而喜爱能够展示自身个性的网络亚文化[17]。网络亚文化在商业的控制下，借助推崇对物质欲望的幻想，使得庸俗的消费主义不断侵蚀青年群体的价值观。

文化疏离的背景之下，青年群体对网络亚文化的偏爱吸引了商业资本关注。赫伯迪格认为，亚文化通过商业方式以及意识形态两种途径被收编整合[18]，在这场网络狂欢中，青年亚文化最终为商业所吸收，大量的亚文化周边商品受到人们的追捧，引发人们对符号消费的热潮。“消费”本是对物质欲望的满足，但却在商业消费中被装上精神的“面具”，以一种对符号崇拜的形式颠覆了物质欲望与精神的界限。消费主义将欲望掩饰成非理性的需要，鼓励人们追求由过度消费所带来的满足感，这种异化的消费观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狂欢过后只有无尽的空虚，但商业资本却抓住了人们寻求刺激的消费心理，使得这种异化的消费观在市场上风靡[19]。

3 青年网络亚文化危机化解的引导策略

网络亚文化危机的出现，使得青年群体的价值取向不断偏离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从而产生价值失落与信仰危机的风险，需要在文化、信息和价值层面进行引导。

3.1 文化引导：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收编

主流文化与青年群体中所流行的亚文化在社会中各成体系，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两者之间的阻隔。当主流文化不能对亚文化进行收编引导时，亚文化极易出现井喷式发展，将主流文化中被压抑的消极情绪释放并放大，削弱人们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感。青年网络亚文化的风格表征中存在强烈的抵抗性色彩，觊觎着主流文化的地位[20]。在嘈杂的网络环境中，这种颠覆性文化的盛行使得青年群体对主流文化产生质疑，并逐渐在网络世界中迷失自我。因此，主流文化应该调整姿态，从被动接受转变成主动对亚文化进行收编“驯化”，以保证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保持“运动平衡”状态。

更要警惕青年亚文化对青年群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青年群体进行正确的意识引导，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以强大的主流文化自信引领亚文化从消极走向积极，使得主亚文化的关系从排斥走向融合，在共通的情感连结中，共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因此，应该加强媒介对主流文化的舆论引导作用，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提升主流文化的引领力。一方面，应将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嵌入亚文化中，使青年群体在对主流文化产生认同感的前提下，积极创造具有其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另一方面，要重视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哺作用，主动吸收青年亚文化中的积极观念，不断促进主流文化的健康发展，从而保证其主导地位。

3.2 信息引导：从表层吸收到深层剖析

青年一代还未形成理性的思维，对于网络亚文化缺乏理智的批判，极易对外界信息产生盲从。自由化、多元化的媒介环境是网络亚文化快速爆发的关键因素。信息过载的时代，人们在享受信息便利的同时却很难理性判断信息价值。新媒体技术的日渐蓬勃使得青年群体获得宣泄焦虑的空间，网络亚文化流行的背后也显露出青年新媒介素养的缺失。新媒介素养是青年一代在新媒介环境下所需要具备的一系列文化能力与社会技能[21]。提高新媒介素养，建设健康的网络环境，是信息时代对每个人的基本要求。

首先，必须加快提升青年群体的新媒介素养水平，使其正确把握新媒介特性，能够对信息进行深层剖析，以保证在网络狂欢中能保持清醒头脑。其次，也要加强青年群体的责任意识，强化个人使用媒介的自律意识，使其在面对全网狂欢热潮时，能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跟风、不造势。同时，媒体应该为受众提供多元化的信息，帮助青年群体打破自身信息茧房，避免过度沉迷于网络社交，减少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最后，媒体行业也需要加强监管，切实履行“把关人”的职责，发挥媒体正向积极的作用，努力为公众营造清朗的网络氛围。

3.3 价值导向：从主客对立到凝聚共识

社会急速变迁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青年个体价值观的取向发生根本改变，青年网络亚文化所延伸出的颓废、懈怠等消极一面侵蚀着新一代青年的精神世界，其所传达的消极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对立的。在互联网时代，先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产方式以及传播速率都落后于亚文化输出的价值观[22]。传统的优秀价值观出现断层的危险，个人主义、功利主义逐步在青年群体中蔓延。青年网络亚文化消极、悲观的一面，映射出当前网络环境中存在的个人价值缺失现象。

面对这样的困境，一方面，应该将焦点锁定在亚文化的价值观内核上，积极以主流价值观感染亚文化价值观，以先進的社会主义价值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努力净化网络空间，重视传播手段的创新，通过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力度，引导青年群体正确看待网络亚文化。另一方面，学校和社会也要加强舆论引导，培育青年群体积极的社会心态，规范自身行为实践。教育者对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要有针对性和亲和力，既要教育和引导青年群体以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青年网络亚文化，也需要对亚文化圈层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一面进行宣传，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不断增强青年群体的价值判断力。

4 结语

网络亚文化是青年群体情绪与价值观的输出工具，既有有趣、轻松的积极一面，又有戏谑、懈怠的消极一面。因此，既要利用主流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对亚文化进行正确引导，以防止其对青年一代思想的侵蚀，也要吸收融合亚文化传播过程中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促进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共同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1.

[2]魏晓冉，平章起.青年网络亚文化的社会学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2018（6）：147-153，189.

[3]蒋建国，杨盼盼.网络祈愿：幸运游戏、精神走私与认同困境[J].探索与争鸣，2019（1）：68-75，142-143，145.

[4]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8.

[5]余天威.网络青年“卖丧信佛”的符号狂欢与亚文化景观审视[J].云南社会科学，2019（4）：165-171.

[6]陈龙，潘庆轩.作为流动现代性表征的网络亚文化趣味认同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8（6）：92-100.

[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8.

[8]戴仁卿，夏长宝.从“隐形焦虑”到“显性共情”：“小猪佩奇”青年亚文化流行现象试解[J].当代青年研究，2019（4）：69-76.

[9]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8，246.

[10]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3.

[11]Elizabeth Noelle-Neumann， The Spiral of Silence[M].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72.

[1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74.

[13]海德格尔.尼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83.

[14]刘白杨.当代中国虚无主义的理论样态与演变逻辑[J].思想教育研究，2019（4）：84-88.

[15]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58.

[16]余秀才.全媒体时代的新媒介素养教育[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2）：116-119.

[17]陈琳.关于网络亚文化“疏离倾向”的公众调查[J].人民论坛，2020（8）：66-71.

[18]Dich Hebdige.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M].1995：94.

[19]孙绍勇.消费主义的内在机理及其意识形态逻辑透析[J].理论学刊，2019（4）：67-75.

[20]陈俊珂，马娇杨.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的再审视：基于对青年亚文化风格转向的认识[J].青少年学刊，2016（6）：10-13.

[21]Jenkins H.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An Occasional Paper on Digital Media and Learning[J].John D.and Catherine T.Mac Arthur Foundation.2006.

[22]李敬煊，范伟.“互联网+”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新生态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