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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下粉丝圈层极端化的成因与影响

2021-09-22张海庆王琳陆瞳瞳

新媒体研究 2021年12期
关键词:粉丝圈层社交媒体

张海庆 王琳 陆瞳瞳

关键词 社交媒体;参与式造星;粉丝;圈层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2-0085-03

1 社交媒体下粉丝圈层逐步走向极端化

2021年4月,一段有关《青春有你3》的“打投”牛奶被倒入下水道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扫描瓶内二维码,为爱豆投票助力”,27万瓶牛奶在失去投票二维码后只剩被倒掉的命运。《青春有你3》也因此被有关部门叫停录制。这一事件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与谩骂。早在2005年,我国就出现了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一批从原本大众传播下媒体制造的模式向“粉丝”参与的模式转变的参与式造星选秀节目。那时除了评委与现场观众参与投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可以使用手機短信的方式进行投票。同时,节目会实时同步票数,通过票数差激励粉丝投更多的票。这样的“打投”方式在社交媒体还未兴起的环境下相对于如今是单一且有所限制的。

Web2.0时代到来,新的信息生产方式产生,侵占闲暇时间与劳动的方法不断被开发,平台利用流量与数据作为核心竞争力,通过广告实现其价值利润的变现,使之饱尝甜头,从而热衷于开展此类选秀活动[ 1 ]。加之我国的网络选秀机制大都源起日韩偶像工业,应援排位出道与日本AKB48总选所采用的“AKB商法”,一种唱片捆绑销售的商业模式相似。投票权大小是由投票券数量决定的[2]。对于渴望决定自己偶像位次的粉丝来说购买专辑是获取投票券最有效的途径。同时当前粉丝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圈层和结构化的组织,能产生强大的群体动员力。这时,对产品的消费是其次的,获得影响偶像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策略打破了对音乐本身好坏评价的标准,偶像本身的业务能力已不再重要。由此,引领了一场参与式造星的浪潮,进入到养成类选秀时代。并且《青春有你3》的参与式养成类选秀大都采用与赞助商合作的模式。偶像的排名与粉丝的投票相挂钩,排名的高低决定了是否能出道。除了每天在视频网站上投票外,粉丝还可以通过买奶获取二维码或奶卡进行打投。个体购买奶票打投的行为通常不会浪费,但是一些后援会的打投组忙于做数据,根据赛制需要集中调控奶票,通常是雇佣第三方进行奶票的获取,所以会出现堆积现象,造成这种“买奶—扫码投票—处理商品”的极端行为的发生。

从对我国参与式选秀节目的打投方式的简单梳理来看,“打投”机制是一直存在的,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粉丝之间的沟通更加快捷及时,集体打投的行为成为可能。在这种浪潮的催化下,参与式养成类选秀的粉丝群体正渐渐走向极端。

2 社交媒体下粉丝圈层极端化背后的成因

社交媒体时代,我国选秀粉丝表现出圈层化的特点,同时粉丝圈层正在当下的互动仪式中不断形成、固化,呈现极端化的趋势。

2.1 粉丝圈层的形成:“群体符号认同导致圈层极化”

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理论中认为,互动仪式关注的核心是一种相互关注并产生情感连带的过程[ 3 ]。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当下,这种相互关注早已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在社交媒体的虚拟情景中,由于传受一体的优势,每一位粉丝都能够成为话题发起主体,引发双方之间的一种认同与互动活动,并在其中完成并强化彼此的情感与行为的分享。当一个群体内的活动越来越同质化演变为代表群体的符号,让群体内成员感受到与集体的连接,从而对这种符号产生尊重的感觉。最终上升为维护集体正义的道德感,主动捍卫群体符号和团结[ 3 ]。

周杰伦和蔡徐坤的粉丝大战正是在这种对于群体符号的认同和捍卫之中发生的。2019年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一条题为“周杰伦微博数据这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的帖子。周杰伦粉丝们出于爱与尊严的维护,纷纷加入超话进行打投。直到周杰伦新浪微博超话数据登顶第一,这场战争才得以收尾。

这种对群体符号的尊重使得个体拥有情感能量,促使成员更加热情的加入到整个互动活动中。而当这种尊重变得盲目,过度的热情最终会导致一种粉丝圈层的极端化。

2.2 粉丝圈层的固化:“信息茧房困境导致圈层极化”

身处于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当中,看似我们接触到的信息变多了,实际上,我们可选择的信息却变少了。桑斯坦曾提出“信息茧房”这一概念,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的速度和精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受众可以在面对如此多的信息时,因为选择性接触心理,主动筛选符合自身偏好的信息[ 4 ]。同时大数据技术导致了过滤气泡的产生,用户的兴趣信息可被收集、分析,打造出个性化定制信息。久而久之,用户会将自身桎梏于信息茧房中,导致人们的视野被固化。信息茧房造成粉丝圈层极化的原因有二:

首先,粉丝圈层中的个人因为信息茧房的存在,会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信息的选择,从而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固化在其所喜爱的偶像身上,就导致“粉丝圈”内大量人员无法正视、客观地判断事情的正确性[5]。而对于某一粉丝圈而言,处于信息茧房这样的孤岛之中,不断地接触同质化信息而与外界其他的圈层与观点断连,导致圈层内盲目自信,而圈层间难以交流和认同,最终导致群体极化。

其次,一个圈层之中总会有意见领袖主导观点。在信息茧房的封闭空间中,群体极易因为趋同心理而跟随意见领袖,从而淡化或淹没少数异类的声音。如此以往,该粉丝圈层将缺乏不同声音和质疑,形成群体意见失真的现象,导致群体圈层极化。近年来,选秀偶像人设崩塌导致的“塌房”层出不穷,即使这些偶像被证据实锤,但粉丝仍坚持为其洗白。从言语反击到收集反驳证据再到与圈层外人士开骂,都体现着粉丝群体在信息茧房中的趋同与群体极化。如若这种极化继续加深,饭圈的互联网环境势必会更加恶劣,同时也会蒙蔽人们的社会和道德标准,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2.3 粉丝圈层的上升:“争夺话语权导致圈层极化”

“圈层化”不仅是横向的圈子的构建,还有纵向的以话语权为中心划分的层级。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人人都掌握了话语权,但是话语权并不平等。有类似“大粉”这样掌握很大话语权力的意见领袖即核心粉丝,积极参与应援任务、信息发布与传播的活跃粉丝,以及沉默的大多数这样的普通粉丝。

在粉丝圈中,由于某些粉丝加入的时间早,其掌握的与偶像相关的资讯与资源相对更多,于是他们渐渐成为了圈内的核心粉丝,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粉丝这样为精神消费的群体更加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6]。所以,当后来加入粉丝圈的个体觉得处于圈层内不平等地位,就会引起下层成员向上层流动的愿望。便会有圈层成员为了争取更多话语权而不断活跃,甚至不择手段,故意蹭热度、引起不实或针对性的话题,在提高自己关注度的同时使圈层内部或圈层之间陷入混乱。在这样错误的带领下,圈层内成员又会因为对群体符号的尊重等原因群起激愤,使得群体做出极端化的行为。

3 粉丝圈层极端化的影响

3.1 粉丝圈层极端化下的数字劳工

斯麦兹曾提出受众商品论。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媒介机构生产的真正商品是受众的注意力。在参与式养成类选秀节目的情境下,此时的商品已经具体为“数据”和“购买力”。在粉丝圈层极端化的当下,粉丝们出于对偶像的喜爱与信任,由于信息茧房的桎梏,被强行社会化。不再思考为何喜欢、如何喜欢,只是一味的利用自己的消费能力换取偶像的出道位和商业价值,用自己打投出的数据为平台贡献流量和热度。当完成自认为仅有且对的追星方式后,其内心获得了一种为爱发电的满足。但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粉丝对偶像产生的情感可能并非本来就存在,有可能是文化工业创造出来的虚假欲求和自我想象,只是为了激发了粉丝们进行消费。在这类选秀当中,对偶像的情感投入和狂热追求,具有交换价值的资本或商品已经转为流量与数据[7]。如此回看整个过程,粉丝在圈层极端化影响下正逐步成为平台与广告商的付出情感的数字劳工,并走向更加畸形的追星模式,从而产生更多极端的行为。

3.2 狂躁的群氓:圈层化导致粉丝理智的丧失

节目中新一轮投票的到来,让一些粉丝圈出现急功近利的现象,从而陷入过度被商业化的泥潭。不同的粉丝群体之间也因一些节目问题、各自圈层价值观、文化以及获取的信息的不同而导致彼此之间的认识与意见相左,从而引发非黑即白的网战[8]。粉丝沉浸在狂欢娱乐中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勒温认为,群体是一个系统,系统内部的变化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粉丝圈也是一种系统,具有群体的思维及凝聚力,一个层级的不理智往往会带动整个圈子的不理智。网络选秀所产生的“秀粉”就是最好的佐证。

3.3 强行社会化:圈层化下沉默的螺旋

社交媒体下的粉丝圈层化同样也带来了强行社会化的影响。粉丝之间可能会产生过度连接。微博超话等社交平台构成了粉丝沟通交流的舆论场,同时也成为了自我审视的“圆形监狱”,粉丝会在比较之中不断审视与修正,只有自己为偶像贡献更多的“数据”才能体现对其满满的爱意[9]。这时粉丝自身也会陷入自我的焦虑与心理负担之中。同样在粉丝圈层化的影响下,粉丝作为个体人的线下生活空间窄化,在社交媒体这种数字空间中接触的人也都是和自己有着共同喜好的同质人。而圈层结构中上层核心圈层中的“大粉”,在话语权上有着优势。持有与“大粉”意见相左的粉丝因担心被孤立而选择保持沉默,尽管还是会有部分反对后援会的决策的声音存在,但是这种声音往往会被群起而攻之,导致原本敢于发声的粉丝群体也陷入圈层化主导的沉默的螺旋之中,如此形成恶性循环。粉丝被强行社会化,盲目地开始参与打投活動中,不仅自身日夜颠倒的为偶像做数据,而且还会调动周身的人加入其中,助长与资本捆绑的畸形选秀机制。

3.4 误导观众审美取向,造成价值观负面导向

在参与式养成选秀节目中,“一夜成名”“拜金主义”等负面价值观充斥其中,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树立正确人生观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未成年来说,这种快速成名、急功近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诱惑其过早地追逐名利,导致社会不良风气盛行,影响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粉丝圈层的不断形成与极端化,养成类选秀节目的选手不需要拥有过硬的实力也可以凭借优越的外貌与其他特质而得到喜欢与支持。这使得此类节目的艺术软实力达不到一定的水平,降低了观众的审美标准。长此以往,使得大众在本就“娱乐至死”的时代更加无法接受高水平的艺术,误导了观众的审美取向。

4 结论

尽管参与式养成类选秀节目内容出现了同质化的现象,但社交媒体的出现,将独自享受这类选秀节目所带来的满足与快乐的追星一族凝聚成一个圈,享受变成了分享,他们变得荣辱与共、有制可循。可是,当追星变成了一种社交,甚至强行社会化时,身在其中的所有人都不能独善其身。最终会自愿被资本制定的规则推着向前走,逐步陷入一种极端。

尤其是传媒环境发生的变化,使得参与式养成类选秀节目的主战场由电视转向网络媒体平台。由于网络综艺节目受到的“限娱令”较少,导致网络空间乱象丛生。虽然《青春有你3》被紧急叫停,对整个选秀行业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网络监管的难度仍旧十分艰难。今后若想降低或杜绝类似倒奶事件的粉丝极端行为的发生。要从两方面进行引导与规范:首先,要在教育领域宣传更加正向的价值观,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此类选秀节目,采取正确积极的态度与方式追星。其次,我国相关部门也应当采取措施实时监管,适度施压,平衡平台、赞助商、粉丝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我国参与式养成类选秀引向良性发展的道路,从而缓解当下粉丝圈层的极端化现象。

参考文献

[1]蔡润芳.“积极受众”的价值生产: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与Web2.0“受众劳动论”之争[J].国际新闻界,2018,40(3):114-131.

[2]刘明洋.“粉圈化”:权利贩售的游戏规则:从“全职圈”麦当劳代言事件说起[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3):140-148.

[3]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刘华栋.社交媒体“信息茧房”的隐忧与对策[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4):54-57.

[5]李欣桐.浅析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茧房”:以新浪微博上的追星群体为例[J].科技传播,2019,11(7):142-144.

[6]张景怡.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视域探析国内选秀类综艺节目[J].西部学刊,2021(5):115-117.

[7]江颖.数字劳工理论视域下网络用户的情感劳动[J].新媒体研究,2020,6(6):94-96,99.

[8]董浩,骆正林,冯迪拉.社交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圈层化困境及其破解之道[J].传媒观察,2020(3):18-24.

[9]孙慧英.漫谈“粉丝”现象及其文化解读[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6(6):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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