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白居易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这已然成为中国文学千百年来的文化命题与精神旨归。中国文章自古以来多为入世之作，在这个长时段的历程以及由此生成的传统中，“时代”何以成为文学的血液与经络，又如何转化为文本的结构和话语的修辞？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但是归于文学时，却又如此细微，需要切入文本构造的节点，嵌进修辞的内在肌理，也即时代性需要借助文学性，才能最终使各自的形态充分展露出来，否则便会显出二者的偏颇不明。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不是单纯反映和表达时代，更不是简单的传声响应，而是彼此存在着共振的关系，实现深层的勾连牵引。结合当下中国，文学需要回应时代命题，借以锻造自身筋骨，这当然是一个宏大而庞杂的课业，但又时常细分为不同门类与形态的题材表达，因而既需要深刻的洞察与阔大的视野，同时具备见微知著的眼光识见，这对于写作者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如不然，则难以秉持与时代并立的态度和精神，文学将脱离历史，变得空洞无物。

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纵论二十世纪上半叶宗教、文化、社会、战争等形态，但落脚点在于其与个体/集体精神之间的关联，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在雅斯贝斯那里，“时代”是一种总体性的视野和方法，生产并容纳“精神”的激荡。而关于王昕朋的小说，其对“时代”同样始终保持热忱，那是当代中国最鲜活的生命与最复杂的现场，个中人物、故事及其传导出来的伦理旨归，既是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生存状况的阐释，也是对其中之精神的丰盈或匮乏的叙说，甚至，这样的文本，就是时代精神本身。然而，究竟如何与时代建立起必然性的联系，在此一时代中型塑自我的同时，也回应和肩负其中不可回避之命题？

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初期，王昕朋开始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在我看来，王昕朋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尽管形态多样，但其始终围绕一个大的主线，那就是重新将时代对象化，始终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场纳入文学创作的考量之中，并于焉生发思考，抒写感情。王昕朋也是我一直追踪阅读的作者，尤其到了2018年，当我读到他的《寸土寸金》时，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他的小说，“有一种敏感和敏锐，对中国社会的热点与焦点，不闪躲其间之矛盾，也不回避内在的罪与恶，紧紧抓住国家发展与民众福祉等问题，既有官场商场之上的视角，也不乏内置于底层民间与弱势民众的寻常视点，从而在小说中流露出浓郁的家国情怀，并在叙事中寄寓关切与温度。”（曾攀：《〈寸土寸金〉：作家偏见与文学辨识力》，《文艺报》2018年11月26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昕朋的文学创作进入了成熟期，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红月亮》《天下苍生》（合著）《漂二代》《花开岁月》《文工团员》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是非人生》《姑娘那年十八岁》《北京户口》《红夹克》《寸土寸金》等10多部，以及长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雄壮地崛起》《境界》、散文集《冰雪之旅》《宁夏景象》《我们新三届》《金色莱茵》等多部;而其思想和艺术水准最高的，无疑要数小说。他于1992年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月亮》，描写了皖北山村沈家塘遭遇一场灾难，全村壮年男劳力性命被夺走，一群失去了丈夫、陷入绝望的女人为了孩子的未来，为了沈家塘的未来，擦干眼泪，挺起胸膛，以东方女性特有的坚强意志、执着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天性，同命运的困境展开艰苦斗争，最终在新时期农村改革大潮推动下，托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苍穹，凸现了人性的亮色、民族的“优”根和生活的希望、美好。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王昕朋的小说的倾向性更为明显，诚可谓是社会问题小说的新探索。小说《北京户口》（《星火》2010年第6期）以刘文革、大胖和女儿刘京生一家为中心，写其为了一个北京户口无计可施、焦头烂额，万般无奈之际，却遭遇了刘“处长”诈骗开出的假户口，最后不得不离开北京，远赴他乡。这是王昕朋底层叙事小说中的佳作，人物的生存处境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处事方式，而其中精神与文化的力量是缺失的，当然，物质是基础，但也要看到，物质不是唯一，更不是标准。写作者于焉提出了当代中国高速发展中不得不触碰的问题，特别是其中曲折幽微的人性抒写，是小说擅于且需要去处置的，这代表着文学深入时代褶皱的叙事尝试，同时也是表述当代中国的总体性征状时，实践一种不可或缺的完整性叙述的必要结点。

短篇小说《红宝石》（载《中国作家》2011年第11期）聚焦乱象丛生的当代城市，来自底层的女孩冯蓓蓓难以忍耐生活的困境，与有妇之夫汪大天签下了令人不齿的“君子协议”，人性滑坡的背后，或许不能仅归因于社会现状与结构，如前所述，在这个过程中，制度与物质的缺失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亦是其中固有的批判对象，或也可视为乱淆产生的根源之一，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人心与人性的守持，这是文学可以发力的关键所在，小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践自身的社会及文化批判的。发表在这一年的另一个中篇《方向》（《十月》杂志2011年第5期），对权力与资本统摄下的家族及社会生态进行了集中反映，尤其聚焦当代中国乡土世界的精神乱象，小说中，孙家不是一个简单的家族，而掌握着地方的财政权力，财政所所长老三孙得财与老二孙爱彩为了财政局副局长一职明争暗斗，父亲孙守田和老大孫敬财对孙得财并不支持，甚至在祖宅的风水和朝向上发生矛盾，这些明面上的争斗，与最后老大孙敬财的情人白雪潜藏的机关算尽一起，将孙家的基业毁于一旦。不得不说，孙家争讼纷纷的田宅之“方向”错乱，恰恰喻示了孙家发展方向上的荒唐坍塌，大权在握的他们作为代表着地方性伦理的一种方向，遵法循德，便行之有效，否则便南辕北辙，最终坍塌覆灭。毫无疑问，这是个人和家族的方向，同时也是国家与时代之精神导向的忧思。

长篇小说《漂二代》的写作，意味着王昕朋进入了一个更贴近时代之思的写作阶段，小说集中书写北五环外十八里香的外来务工人员，表述了他们对于在城市遭遇困难处境的复杂心态，当然，小说的重点仍是对于北京户口以及由此牵引的归属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探讨，更重要的，在于文本内在对于底层人的关切，尤其对小人物在生存状况与生活方式的注视，但在这个过程中，王昕朋并不是毫无判断地站在底层一方，而是以立体多元的价值判断，倾注于底层人和小人物的言行心理，从他们的悲喜剧中思考时代的精神风向。从这个意义而言，小说的内在伦理是中立的抑或偏向于知识分子理性的，而且将精神的审视引向繁复与深入。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但在那些先于问题并派出问题的简单而快捷的回答的喧闹中，这一真理越来越让人无法听到。对我们的时代精神来说，或者安娜是对的，或者卡列宁是对的，而塞万提斯告诉我们的有关认知的困难性以及真理的不可把握性的古老智慧，在时代精神看来，是多余的，无用的。”似乎确是如此，小说的写作宁可将问题考虑得复杂些，也不要对之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唯其如是，才能脱离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浅表认知，真正进入时代发展的内在脉络之中。

王昕朋的另一部颇有意味的长篇小说《文工团员》（载《中国作家》2015年上半年增刊）选择了以纵向的方式，直面特定时代及延伸至当下生活现场而透露出来的精神图谱。小说讲述了何花、苏波、童灵、马东东、金玲、陈丽丽等文工团员的生活状态与生命轨迹，这个群体包孕着政治与艺术的双重属性，成了文艺的共同体，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时代的产物，在当代中国面临着新的命运。小说中，军人马副司令、知识分子金浪与底层人物胖嫂，将“她们”带进了婚姻、家庭与生活的深处。事实上，王昕朋很少触及这样的具有纵向的历史性的题材，但《文工团员》也成了作者聚焦革命历史叙事的重要篇什，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中，持重而灵动的生命，始终熠熠生辉。对于王昕朋而言，现实层面的书写形成了纵横的互动，而在两者的交汇点中，可以看到他所触及的时代的精神纽结。

不仅如此，在随后的几部中短篇小说《金融街郊路》《第十九层》《北京上午九点钟》之中，王昕朋写作的时代性依旧明显，然而笔触却愈加沉郁，沉潜着深刻的审视观念和反思意识。小说所传递的，是世俗社会中的人性，中国人的世俗，是世俗到了骨子里的。说世俗，并不带感情色彩，没有什么先在的褒贬之辨，甚至说世俗到骨子，亦不指向偏颇和极端，因为这里所要探讨的世俗，更多地代表着个体内在的理念、态度和价值。大桂和小桂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出身寒门，从乡下进城，来到北京，在都市中摸爬滚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格局”——事实上也只是寻得一处谋生之所，在停车场当收费员。然而，“有文化、有头脑”的小桂，在平淡无奇的停车场岁月中，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她与同在金融街郊路看车的老伍合谋，最终挤走了大桂，成全了自己。小说最后，“小桂在孩子满百天后就回到了北京。她不是在停车场看车收费，而是在大桂曾看见她和老伍吃饭的羊杂汤馆当了店面经理。一个月后，小桂开上了一辆价值七八万的小轿车。每天把车停在老伍那边。老伍每天都给她留着位子，对别的司机说，这位子是人家包年的。”而姊妹大桂却出乎意料地被老板辞掉了，后幸得胖姐帮助，在大楼的十九层做保洁工作。“大桂开始想得头都疼了，怎么也想不明白。后来，她就索性不想了。”百思不得其解的大桂，看到自己原来的位置被老伍挤占，而小桂则一跃成为餐馆经理，并且过上了比以前更加丰裕富足的生活，她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但却欲言又止，有苦难诉。这也是整个小说最富戏剧性的地方，正当大桂为小桂会不会误入歧途而忧心忡忡之际，叙事者笔锋一转，用极短的篇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写出了一直对小桂关爱有加的大桂，却遭受到了来自于原本亲如姐妹的小桂所暗施的不善与不义。值得注意的是，王昕朋的这部中篇小说《金融街郊路》，写的是底层小人物及其世俗生活，虽小有波浪，但总体偏向寻常和平淡，这暗合了人物的生活状态，到了最后，峰回路转，才让人心里突然咯噔一下，体验到世俗的冷酷。

小说最耐人寻味的，是在针对小桂这个人物进行书写时，叙事者所显示出来的极为克制的心态和笔调。尽管叙述中也曾提及小桂的精明与世故，但叙事收尾之际，才将她的阴谋和诡计托出，而且无论是对于受害者大桂、旁观者胖姐、合谋者老伍，还是小说本身的叙述，都无意形成控诉和批判。这一方面印证了小说对焦人物的世俗生活和平常工作时一以贯之的平静基调;另一方面则试图避免出现血泪交加的人性揭露和道德层面的诸端指责。但是小说冷静的叙述，似乎在提示着一点，那就是在世俗状态下，人之为己，是何其天经地义。因而，在小说波澜不惊的叙事中，透露出来的，是无处不在却又隐而不彰的人性的卑微。更值得深思的是，当文本面对卑下的人物情态时，所采取的不置可否的甚至是无可奈何的叙事态度，一旦逾离虚构的世界，进入实在的世俗生活时，如小桂和老伍这样平静而不动声色的诡黠诈伪，冷漠却理所当然的损人利己，在世俗的滚滚洪流中，往往显得那么司空见惯，在予取予夺中，似乎更是时不我与、千载难逢。其中的贪婪、险恶、自私，却又仿佛信手拈来，毫无沉重之感与歉疚之态。如此想来，不免令人多少有些悲凉、有些后怕。小桂对大桂的残忍与冷酷，由于大桂的懵懂、纯粹以及终不得已的释然，反而更为放大开来。鲁迅所诉及的最坏的恶意，显然是将中国的人心之恶，指向了无穷的限度;而之所以会至于如此糟糕的境地，便也是源于世俗之限度的模糊。不消说，利益至上的世俗姿态，俨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驱之不尽的鬼魅，如何通过文学与文化，申诉世俗的限度，重塑世俗的品相，这是小说所提出的深刻命题。

王昕朋的这部中篇，以及包括《第十九层》《北京上午九点鐘》等，从讲故事的角度而言，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也不在意丰富复杂的人性世界，更没有写出人心的回环转换;然而，却能够通过耐心的铺垫，于小说几近结尾之处，点缀数笔，便将人物在世俗生活中的态度，以及寄寓其间的精神与灵魂之高下，揭示殆尽。如是这般表面上仿佛无所为之的叙事手法，实则令小说的深层意图卒章显志。叙事而不携价值立场，书写却不入道德评断，然却也能建构出的发人深省的文本世界，点破细部幽微的人性。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世俗”作为一种生活现象和现实存在，千重人生，万般活法，其固然无所谓限度。然而，“世俗”却又必须牵连人世的精神和价值，这个层面也理应成为世俗人生始终坚守之所在，否则，如若任其随处漫漶，最终将失落道德礼义，也将失却世道人心，从这个层面而言，世俗万不可失其界限。

不得不说，王昕朋的写作，有着针砭时弊的内在旨向，树立起了对时代有所思的创作姿态。罗兰·巴特提出，“我期待的是一种不会麻痹他者、读者的写作。但那也不会太过于熟悉，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困难之所在：我希望实现某种既不是麻痹性的又不是过分‘友好的写作。”这就呼唤一种有难度的写作，这里的难度不单单是针砭时弊带来的风险，同时也意味着写作者自身塑成的辨识力与判断力，不仅如此，这其中还隐现着文学本身的操守和立场。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完成叙事伦理的塑造与反身塑造，将切入现实肌理的语词进行编排与重新包裹，这里面涉及的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的关系，是真正触及“时代的精神状况”的修辞难题。

到了中篇小说《寸土寸金》（《芙蓉》2018年第6期），以及《黄河岸边是家乡》（《芙蓉》2020年第4期），王昕朋的创作有了新的转向，那就是对于新发展理念的秉持和发抒。但这样的转向实际上也有其来自，王昕朋在2013年的中篇小说《消失的绿洲》《黄河岸边是家乡》《冤家路宽》，以及2014年的长篇小说《花开岁月》中，都曾有过对生态文明的深切思考，持之以恒的仍旧是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却与当下的新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寸土寸金》围绕着北州市大龙湖的开发与否，多方进行了斡旋，不仅是自然的生态，而且直击官场之生态。小说一方是掌握着地方政治权力的北州市市委书记李苏、市长张金阳，两人表面合作，实则暗里较劲，意见分歧很大，但最后经过多方斡旋，达成了共识;另一方则是来自民间的力量，老韩头、平原、丛琳及广大群众，他们本着维护大龙湖生态环境的执念，试图在官商之间周旋，然而处境异常艰难;而在政商之间左右腾挪，试图攫取最大利益的是赵常委、孙家祥、马二嫂子等人。最终，底层的呼声得到了响应，而高层的决策亦令人信服。这是关乎一个时代的多重纠葛，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下不得不处理的问题，而关于新发展理念下的文学叙事，我则一直秉持如下观念：“生态叙事的中心可以是自然和环境，但终点和宗旨却未必以‘生态收束，其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人心、人性与人文，生态美学与精神伦理是一体两面的，生态既是自然层面的生态，也是精神与主体的生态，以此形塑更为多重的意义和更为复杂的维度。而且，新发展理念下的生态叙事，同时也并不意味着先入为主的单一主题，并非必然占主导性的绝对主旨，生态与其他主题是并存的，其可以是次要的但却是必要的，甚至成为其他主题的辅助而不丧失自身的独立意义，又或者生态理念仅仅是背景式存在与伦理性倾向，关键在于意义的协调与发展的创新。唯其如是，才能真正将生态叙事推向多元和多样，真正含纳新发展理念中不同层次的丰富性，并由此创造更多新的可能。”（曾攀《新发展理念下的生态叙事——王昕朋小说及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论略》，《文艺报》2020年7月6日）可以说，对于王昕朋而言，“时代”并非一个冷冰冰的詞语，其包括社会制度、阶级状况、人心人性、文化精神等，是一种多元存在的复合体。正是在这个意义而言，“时代”充满着热度和意味，是看得见、摸得着、说得出的实感存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有机的多维的，更重要的是，文学置身于时代中，又反身映照和建构时代本身。

昆德拉把西方小说史或欧洲小说史划分为三种形态：以拉伯雷、塞万提斯等人的小说为代表的“上半时”，以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等人的小说为代表的“下半时”，以及以卡夫卡、布洛赫等人的小说为代表的“第三时”。我的理解是，所谓“第三时”小说及其对“上半时”之文体自由的重新返归，意味着虚构叙事是一个开放的观念，不仅有内部语言修辞的张力，同时也响应外部的启发而构造新的文本形式。如果推及王昕朋的小说创作，他对小说形式与写作题材的多元探索，与时代的丰富复杂是相呼应的，反过来说，当代中国在不断拓新自身的发展时，事实上便是在倒逼文学进行自身的变革，这是一个在曲折中前行的过程。

当然，文学与时代的关联，需要建立真正的历史意识，这里的历史既是一个纵向的流变，同时也是一种时间的概念，不仅牵涉文学自身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同时也意味着叙事的姿态、立场和指向。本雅明曾提及何谓历史意识，也即其需要同时具备过去性与当代性，这与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颇有相通之处，在历史与当下找到合理的交点加以发抒;其二是需要重塑真正的个体经验，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及，所谓经验，并不是简单的个体所经历的历史，而是塑成主体且具有建构意义的精神存在，本雅明更是在《经验与匮乏》中呼吁，在喧嚣而匮乏的时代，将自身从经验的疏离中脱离出来，获致或重构真正的生命体验;第三是重治小说的当代修辞学，克服僵化浅薄的叙事语言，重新打扫战场，修筑战壕，建立新的语言形态，形成新的对于陈腐和惯性的对抗。此外则是塑造个人的总体精神，碎片化、拟像化的当代世界，不断消解真实经验与宏大精神，因而亟待重新捏合再造，正如韩少功在《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中提到，人与人工智能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价值观本身，故人物主体身上的价值观，便意味着真正的“人”的文学修辞的有效性与可能性。

总体而言，小说叙事中蕴蓄的时代意识，是关于当代中国的问题关切与文学的在场叙事之间的交合，从纵向与横向视野出发达致的本质观念与问题意识，需要通过文学的叙事转化为内在的问题导向。这就不得不回到个人与时代真正的经验之中，尤其在当下的人工智能统摄下，人们更是陷入了种种或隐或显的算法之中，或沉浸其间毫不自知，或有所察觉而无可奈何，故只能去拥抱之、服从之。王昕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处境中开始其思考和小说叙写，故而精神的与文化的困境往往跃然纸上。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面临着新的危机，事实上也面临着新的使命，个体生命的欲望侵蚀、宏大叙事消解、修辞美学的当代断层等，亟待文学叙事加以新的弥合整理。卢卡契认为现实主义作为伟大的文学，不单是一种风格，而是“一切真正伟大的文学的共同基础”。也就是说，时代现实是文学的基石，是叙事的内核。不管怎么说，能把时代写好的作家，要的是幽微细腻的洞察，同时不能失却宏阔的精神视野，在此过程中，“时代”并非完全是一种写实形态，而是一个有待回应与激活的对象，一种写作者所肩负之使命与所秉持之立场生发的修辞形态，以及由此抽象出来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总体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