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成，王京，贾润幸，贺昕宇，唐萍芝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北京 100012）

0 引言

近期铁矿石上演了“疯狂的石头”（图1）并引发全球关注。2020年铁矿石以49.88%的年涨幅加冕“商品之王”（王兴芬和刘昌昊，2021）。2021年5月10日，全球铁矿石期货价格更是飙升到每吨226美元以上，在不到半年的时间累计涨幅达到约40%。

在我国“十四五”规划中，铁矿被列为了战略性矿产，其资源安全保障问题也引起了高度重视。铁矿石供应量与钢铁产业密切正相关，铁矿石价格的大幅上涨，对中国钢铁产业造成重大冲击。由于近些年我国制造业需求强劲，每年都需要从海外进口大量铁矿石，到岸铁矿石价格上涨对钢铁相关产业集群带来了市场的高成本传导效应。

尽管我国是世界上最大铁矿石买家，但我国在国际铁矿石贸易定价权中话语权很弱，多年来主要看海外机构的定价基准——铁矿石普氏指数和三大矿企（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在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高、定价权缺失的情况下，进口铁矿石价格大幅攀升，中国钢铁工业为此支付了更多的购买成本。如何应对国际铁矿石寡头垄断的畸形市场，以铁矿石安全供应为切入点，探索我国在“碳达峰”和“碳中和”发展进程中，高耗能的资源产业安全发展，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产业组织学和发展战略问题。

从产业经济学看，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有效的政府调控、企业的自主地位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因素（杨公仆，2005）。我国政府建立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功能结合的“二元产业组织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方维萱和武音茜，2007），在从混合投资体制（国家投资+投资机构投资+企业投资+私人投资+管理团队投资）向现代投资体制（社会资本招募+资本市场融资+管理团队投资等）（方维萱，2008a）发展过程中，在市场资源配置为主导下，如何充分发挥企业的自主地位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从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研发与创新、产业集群等角度进行产业经济学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和揭示微观产业经济规律。

与铁矿石一样，我国同样是世界上最大铝土矿买家，每年也从几内亚、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进口大量的铝土矿，消费量也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但铝土矿的价格波动幅度相比铁矿石却平稳得多（图1）。铝产业和钢铁产业一样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具有极强的周期性，是相似的两个行业。方维萱（2008b）认为“一个国家（地区）产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其产业链各节点价值增值的差异，高附加值、不可替代与复制技术专利权及产品是产品定价机制中关键性因素和定价权，钢铁和铝产业价值链的平衡关系具有相似结构”，因此，本文选取钢铁产业和铁矿石、铝产业和铝土矿进行产业经济学比较研究，提出了产业自驱力新概念，经过对钢铁和铝产业进行产业组织学比较研究认为，钢铁和铝产业发展具有相似性，产业自驱力不同可能是导致差异性的关键，提出钢铁产业以产业集群发展为引导理念，以新空间区位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新路径等相关产业经济建议。

图1 铁矿石、铝土矿近年价格趋势图

1 我国钢铁和铝产业的诸多相似性

1.1 钢铁和铝产业的生产流程相似性

钢铁的产业链如图2所示：大致是在开采铁矿石基础上，经过炼铁、炼钢、铸轧等过程生产出钢铁产品，以满足下游进一步生产加工需要。铝的产业链如图3所示：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原铝）—铝材，或者再生铝—铝材。从生产流程上看钢铁和铝都是经过了矿山→选矿→冶炼→成材的这一生产流程，二者相似。

图2 钢铁产业链示意图

图3 铝产业链示意图

1.2 供需结构的相似性

钢铁和铝产业从供需结构来看，主要具有以下相似性：（1）钢铁和铝的全球矿石资源分布不均。全球铁矿石资源储量大，但分布不均，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铁矿石储量较高，分别为240亿t、120 亿t、140 亿t，合计占比58.82%。世界四大矿企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和FMG 的铁矿石产量占比全球产量过半，具有绝对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和格局。全球铝土矿资源几内亚、澳大利亚、越南、牙买加储量较高，合计占比65.6%；全球铝土矿前十大企业2017年的产量占比50.67%。（2）中国钢铁和铝资源矿石品质均不佳，导致矿石资源均主要依赖进口。国内铁矿石贫矿多，贫矿储量占总储量的80%；且多元素共生的复合矿石较多，矿体复杂。国内铝土矿的冶炼难度大（许斌，2018）。世界铝土矿按照冶炼的难度由低到高：三水铝石型、一水软铝石型和一水硬铝石型，而中国的铝土矿以第三种为主（吴荣庆，2013），需要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才能溶出，使用国内矿的企业生产成本高。（3）产业链下游需求较高。从下游需求观察，房地产、基建等相关的建筑行业对钢铁的需求最高，合计超过50%，建筑业的需求主要为长材；其次为机械与汽车行业，对钢铁的主要需求为板材。铝产业主要反映在建筑、交通、电力、机械等领域，其中建筑、交通仍然占比最高。

2 我国钢铁和铝产业发展差异性

从产业组织学上看，钢铁和铝产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也存在着差异性，尤其在我国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钢铁和铝产业在资源安全性、资源控制力、产业链构成和企业构成方面发生了不同的走向。

2.1 我国铁和铝矿石安全性与控制力的差异

2.1.1 铁矿石安全性与控制力

2.1.1.1 对外依存度

随着我国粗钢产量的不断增加，我国的铁矿石进口量从2011年到2017年逐步增加，从2017年到2020年总体保持在高位运行（表1）。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从2011年的65.60%逐步达到2016年的最高峰值89.29%，此后一直保持在80%以上。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占到了世界进口总量的1/3。进口来源国主要有澳大利亚和巴西，此外还有南非、印度、乌克兰、秘鲁、伊朗和加拿大等国家，其中从澳大利亚进口占比超过60%，巴西占比在20%左右，其它国家占比相对较小。

表1 2011—2020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

由于我国是世界第一钢铁大国，每年消耗的铁矿石约占全世界产量的75%，而国内的铁矿石供应严重不足且品位较低，全球铁矿石平均品位48.82%，中国铁矿石品位仅34.29%，所以我国铁矿石对外的依存度还将长期维持在高位。

2.1.1.2 海外布局

据不完全统计，2006—2018年中国各类企业参与了32个大型海外铁矿项目的勘探、设计和建设。目前我国在境外掌控的权益铁矿石资源量超过240亿t，但权益矿年产量仅为1.6亿t，有效权益矿占进口矿总量比重仅为11%；且海外项目多为2009年之前的合作项目，“十三五”期间，境外矿产资源生产基地建设进展比较缓慢（秦洁璇和吕振华，2019）。中国海外投资铁矿主要集中在西澳大利亚、加拿大魁北克省和西非3个地区，其中在铁矿石品位高、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合作项目共有13项，几乎占全部海外项目的一半。总体来看，海外矿山布局能力一般。投资内容上，大多数企业以控股、参股的形式获取探矿权和采矿权，或者获得包销矿权。部分矿业项目为绿地项目，矿山建设及开采条件不够成熟，项目滞后。值得一提的是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因其高品位和高储量而为世界广泛关注，该矿已控制和推断的铁矿石储量超过22.5亿t，项目总资源量可能高达50亿t，矿石品位介于66%～67%，分为北矿段和南矿段，南矿段的开采权由力拓和中方联合体控制，2019年以山东魏桥为首的赢联盟获得了北矿段的开采权。但该矿前期基础设施投资巨大，矿产开发尚需时间。

2.1.1.3 国际市场掌控力

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占全球贸易量65%以上，近年来，中国在指数定价机制方面也做出了大量贡献，积极推出CIOPI指数、Mysteel指数等国内指数，积极提倡混合指数定价模式，但对铁矿石的定价权仍缺乏影响力。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铁矿石消费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下游钢铁生产虽然从需求角度对铁矿石价格产生一定影响，但从供应来看，澳大利亚、巴西作为全球主要的铁矿石供应国，两国铁矿石出口量占到全球铁矿石总出口量的74.2%，从供应侧对全球铁矿石市场价格的影响更大、更为明显，高度垄断的供应格局难以改观。总体来看，中国的铁矿石国际市场掌控力较弱。

我国铁矿资源保障能力处于较弱水平，铁矿资源安全性凸显，已影响到钢铁产业安全，并对国民经济整体安全造成重要影响，引发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如中钢协针对铁矿石价格波动发布了钢铁产业自律倡议书；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金贤东日前表示，中国将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铁矿石供给。

2.1.2 铝矿石资源的安全性与控制力

2.1.2.1 对外依存度

我国电解铝产量全球最大，2020年在全球占比57.1%；同时我国铝消费也是全球最大，2020年全球占比60.4%。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原铝（电解铝）产量的不断增加，我国的铝土矿进口量从2011年到2013年逐步增加，并达到一个小高峰（7022万t），在2014年有所下降，但从2014年到2020年又快速增加到1亿多吨。从铝土矿的对外依存度来看，从2011—2017年呈波状分布，但从2018年到2020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并基本维持在40%左右。所有铝土矿进口国中，中国的铝土矿进口量占到了世界总进口量的59%。铝土矿进口国来源主要有几内亚、澳大利亚、印尼、巴西、所罗门、牙买加、印度、马来西亚、加纳等，此外还有越南、斐济、土耳其、黑山、圭亚那、多米尼加、塞拉利昂等国家。其中几内亚、澳大利亚、印尼三个国家在我国铝土矿进口占比中超过90%。由于我国铝土矿资源的供应不足，未来15年铝土矿资源对外依存度预计仍将维持在目前水平。

表2 2011—2020年我国铝土矿对外依存度

2.1.2.2 海外布局

海外铝土矿矿山布局缓解了对外依存度高的压力。为保障进口原料供应，中国铝企业以多种方式投资境外铝土矿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2015年11月，魏桥集团18万吨几内亚铝土矿运抵烟台港，成功打通几内亚到中国进口国际运输通道。从2016年起，我国从几内亚进口的铝土矿已超过澳大利亚，几内亚成为第一进口来源国。信发集团在斐济、博赛集团在加纳的铝土矿项目均已将产品运回国内。此外，还积极开拓了牙买加、印尼等地的氧化铝项目。至2019年底，我国在境外资源权益量为100亿吨，并且已形成开采及运输能力超过9000万t/年，其中，在建项目4000万t/年，拟建项目5000万t/年。

2.1.2.3 国际市场掌控力

国际市场掌控力逐渐趋于合理适度。我国铝产业供给侧改革，牵动着全球铝市场神经。铝土矿进口依存度虽然高，但是我国作为采购方，具有较强的价格控制权，氧化铝进口比例小，电解铝进出口量均微乎其微。

对于铝产业来说我国资金外控制资源实力较强、发展速度快，铝土矿未形成寡头垄断，因此中国进口铝土矿议价能力强。铝土矿价格相对稳定，我国铝土矿资源保障能力较好，资源安全性较高。

2.2 钢铁和铝产业链差异

我国钢铁产业一直在向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努力，但目前仍然是钢铁冶炼端较大，主要的钢铁企业均没有单独从事铁矿石开采业务，主体经营集中于钢铁的冶炼加工，即集中在中游制造行业，这就造成了钢铁产业与其他几种资源类产业的不同。矿石开采游离在了产业之外，如钢铁产业还专门成立了“原料采购委员会”，这就造成了一个“三外”现象，矿业开发游离于产业主体之外，优质资源赋存在境外，矿石供给处于中资影响之外，这“三外”导致了资源保障不足，引发了产业安全和资源安全问题。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存在结构性失衡特征，大多数低附加值的普钢品种出现过剩，一些高档关键的优质钢品种仍需大量进口。当然目前我国部分特钢产品还是具有国际领先优势的，在钢铁工业废弃物利用方面也取得了成果。

我国钢铁产业链应发挥体系优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实施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吸引、承接产业链高端领域的转移（梁斐等，2021），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充实产业链内涵，完善产业链体系，扩大产业链优势。

我国铝产业逐渐向全产业链发展，从铝土矿勘查→铝土矿开发→氧化铝生产→电解铝冶炼→铝材深加工，企业链呈现资源与投资驱动竞争优势并驾齐驱特点。中国的铝产业链在技术升级中不断延伸，尤其是铝材加工由最初的简单铸造压延挤压向精密加工领域扩展，不断拓展铝应用领域，目前广泛应用在新兴领域如高铁、城市轨道、太阳能板、电动汽车、核电等。最高技术的铝深加工是应用在电子设备、汽车轻量化和航空领域的高压电子铝箔、钎焊箔等。

2.3 我国钢铁和铝产业结构与产业风险分析

在产业结构方面，钢铝都是民企挑大梁，产量分别占比68%和55%，但民企的集中度在氧化铝产业最高、在钢铁产业则较低；央企均为压舱石，产量占比钢为27%和铝为17%，其中第一、二强的体量差异钢为6倍，铝为2.5倍；地方国企在钢铁和电解铝产业发挥重要作用产量占比分别为26%和23%。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钢、铝产业却有了不同的发展走向。就我国钢铁产业风险而言，铁矿石供给成为显著的风险敞口。钢铁和铝产业都具有高能耗特点，在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进程中，将面临产业升级和强化技术创新的低碳产业风险。

2.3.1 钢铁产业结构

我国的钢铁产业龙头企业产业链存在一定的不完整性。我国的钢铁产业的主要企业有宝武集团、河钢集团、沙钢集团、鞍钢集团、建龙集团、首钢集团、山钢集团、华菱集团、本钢集团、方大集团等。2019年我国上述前十位企业粗钢产量占全国粗钢产量36.78%，远低于60%的钢铁产业集中度目标，也远落后于日韩等国家，如韩国前2家钢铁企业累计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为89.2%（李静宇，2021）；日本前3家钢铁企业累计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为81.5%。其中宝钢集团作为我国钢铁产业的龙头企业，2019年粗钢产量在全国粗钢产量中仅占比9.58%，其主营业务主要为钢铁生产，此外还涉足贸易、金融、工程技术、信息、煤化工、钢材深加工、综合利用等多元产业，但在铁矿石开采上基本处于空白，其钢铁产业链存在一定的不完整性。除上述大型钢铁企业外，中国还有几百家相关的钢铁企业，由于我国钢铁企业众多，产业集中度低，不仅加剧了同行业恶性竞争、造成产能过剩、利润低下，同时令我国钢铁企业在与上游国外矿业寡头企业的议价中难以形成合力而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作为我国钢铁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宝武集团在我国钢铁产业中尽管处于绝对的第一位，但其产能体量占比中相对较小，同时缺乏完整的产业链，难以在我国钢铁产业中发挥引领作用。

2.3.2 铝产业结构

我国铝产业龙头企业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中国的铝产业企业主要有中国铝业、宏桥集团、南山铝业、云南铝业、露天煤业、焦作万方铝业、河南神火煤电等。2019年统计数据以上八家企业生产的电解铝约占全国电解铝的51.27%，其中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龙头企业，拥有最完整的铝产业链，是中国铝行业中唯一集铝土矿勘探、开采，氧化铝、原铝和铝加工生产、销售，技术研发为一体的大型铝生产经营企业，是中国最大的氧化铝、原铝和铝加工材生产商，是全球第二大氧化铝生产商、第三大原铝生产商。

中国铝产业既包括国有企业如中国铝业、云铝股份等拥有一体化产业链条的联合企业作为龙头稳定铝产业的发展，也包括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电解铝冶炼企业如宏桥、魏桥、信发等对铝产业的大力发展，以及丽岛新材、中飞股份等专业从事铝材精深加工的企业，还包括铝材生产添加剂、铝材加工设备等生产企业，如深圳新星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生产铝晶粒细化剂的龙头企业，还研发生产电磁感应炉及连轧机等设备。还有专门从事铝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如怡球资源利用所回收各种废旧铝资源。这些铝企所生产的产品繁多，从电解铝到铝合金再到铝材精深加工产品及铝制零部件，覆盖多个品种多个牌号，被广泛应用于汽车、核电、船舶、化工等领域。

我国铝产业结构呈现出国家产业管理与市场调整的“二元产业组织结构”（方维萱和王京，2007；方维萱和武音茜，2007），主要是以国有企业发挥龙头作用，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带领下，民营企业积极协同发展，完成了产业内部-外部运行环境的协调过程。

如中国铝业这样拥有一体化产业链条的龙头企业可以在非盈利的情况下维持着国产氧化铝的生产（付世伟，2011）成为铝产业的“稳定器”，魏桥集团、信发集团等民营铝冶炼商加快海外铝土矿资源的开发，改变了铝土矿的供应格局，丽岛新材、中飞股份、深圳新星等铝材精深加工企业向高附加值产品研发生产方向努力，铝产业国企和民营企业相互配合为我国铝资源保障能力的提升和价格平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铝产业结构的良性衍化，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企业发展的新格局（康义，2001），我国铝产业形成了全球协同作用，保障了产业安全，进而间接化解了资源安全问题。

3 我国铝产业和钢铁产业自驱力对比

3.1 铝产业自驱力

（1）产业技术装备不断升级。铝锭品质向大规格和高均匀方向改善；工艺装备向短流程、自动化方向更新；轧制技术向快速变形、大变形量和高精度方向创新。加上模具设计与加工方法不断优化，材料的综合性能和使用寿命大幅提高，高新产品不断涌现。

（2）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关于加快铝工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了铝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提出了增加高附加值铝材的比重。到2021年，高精板带材、工业型材、双零铝箔等高技术产品已占有了一定的比例；电解液铸轧成型的产品比例达到70%；铝加工材的综合成品率超过76%。《铝行业准入条件》的严格化也有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产业向集群化方向发展（佘欣未等，2020）。

（3）在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行业协会发挥积极作用，产业聚集态势更加明朗，经过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建设，我国已基本完成铝工业产能向能源、资源富集地区，消费集中地区的转移。具体表现为：电解铝产业向西部转移；铝加工产业向北方转移。“十三五”期间，我国加快完善“高效铝产业链“，形成煤（水）-电-氧化铝-电解铝-铝深加工-再生铝一体化产业链，尽可能将原铝就地或就近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目前，珠三角铝建筑型材板块、中原地区民用铝板带加工板块、环渤海民用铝材加工板块、长三角铝箔加工及再生铝板块、西南军民两用铝加工板块、西北铝加工板块已基本成形，六大铝产业板块协同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国铝产业国际竞争力（佘欣未等，2020）。

我国铝产业在以国资委和发改委等部委颁布的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在国内铝资源先天不足，品质不佳的情况下，以国有企业发挥龙头稳定器作用，民营企业积极开辟海外资源基地，大力开发铝材高附加产品，发挥了行业自驱力积极作用，使得铝产业的发展更为健康有序。

3.2 钢铁产业自驱力制约因素与应对策略

3.2.1 钢铁产业自驱力制约因素

（1）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中，但民营企业成本增高。钢铁产业在2016—2018年共压减1.45亿t表内产能，“地条钢”基本完全清除，小型钢企的淘汰也对行业的竞争结构改善形成助力。2017年初，发改委与工信部便联合出台了针对限制类和淘汰类钢企更为严格的差别化电价政策，通过限制甚至关停中小型钢厂实现高炉大型化，完成行业产能出清，进而达到提高行业集中度目的。政策的本意是好的，但由于中小钢厂多以民营企业为主，这客观上造成了民营企业的成本升高。其他导向性政策如差别信贷、差别水价、差别排污措施等都将不同程度增加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小钢企生产运营成本，诸多政策的叠加效应使得民营钢企成本升高。

（2）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但缺乏龙头企业发挥市场“稳定器”作用。钢铁产业现在以上市企业为代表的国有冶炼钢企发展具有相对优势，但国有冶炼钢企的龙头企业作用尚未发挥。因缺乏龙头企业发挥市场“稳定器”作用，众多中小钢企的存在不仅加剧了产能过剩，还使得行业自驱力减弱，令我国钢铁企业在与上游寡头企业的议价中相对弱势，这是造成钢企竞争力不强、利润微薄的重要原因。

综上，我国钢铁产业整体产业集中度虽有一定提高，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产业联盟市场控价能力不高的问题（陈德荣，2019）。钢铁企业在劳动效率、研发效率、财务效率等运营方面与世界先进企业尚有较大差距（余熊平和陈德荣，2018）。大规模兼并重组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由阶段，中国钢企未来持续整合仍有很大空间，行业自驱力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3.2.2 应对策略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资源禀赋、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要素配置、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是产业经济良性循环发展关键（李悦，2004）。铁矿石资源禀赋特质与国际资本操纵叠加是制约我国钢铁产业自驱力凝聚和形成的关耦合键因素，给我国钢铁产业自驱力建设带来了传统挑战和新兴挑战的多重耦合，这也是中国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新产业困境，初步认识如下：①国际四大矿企（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FMG公司）拥有探明的高品位优质铁矿床和大规模生产能力，矿山大规模铁矿石生产能力和自我运营的海陆运输能力等综合优势表现在铁矿石生产成本在20～30美元/t，从而提升了他们在铁矿石贸易市场中供方议价能力，虽然因综合因素铁矿石离岸现金价格有少量增长，但在2020年，铁矿石离岸现金价格总体在22.61～17.51美元/t。②国际四大矿企不但具有自营海运能力，与海运公司长期合同协议价格，也使铁矿石海运成本相对较为稳定，中国口岸的铁矿石平均到岸价格大致在45美元/t，但铁矿石现货价却高涨到230美元/t，国际四大矿企在全球中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自生固有驱动力较强，在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中，中国钢铁产业自驱力受制于国际市场结构和竞争格局，处于劣势竞争地位。因此，改变现今中国钢铁产业的国际产能合作和产业竞争策略，从全程产业价值链和市场可交易节点上重新组合与创新发展，如在实施“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寻找新空间竞争和区位竞争优势、应对垄断竞争格局，拓展产异化竞争策略实施的腾挪空间区位等，有望在一定时期内提升中国钢铁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③新一轮金属矿产品价格上涨，与美国超量增发美元货币有十分密切关系，以铁矿石等矿产品、铜、金和银等金属产成品价格飞涨，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优质投资产品。由于铁矿石和钢铁产业在市场价格中具有紧密正相关关系，中国在铁矿石稳定大量的市场需求，也就成为国际资本贮藏和投机盈利的主要市场目标。美国“国家网络战略”和国际版图新发展，也给国际金融资本发出号召令和驱动力，因此，国际金融资本参与也提升了铁矿石的政治金融资本属性。需要从钢铁产业全程产业价值链和市场可交易节点理论出发（方维萱，2008b），从新型国际竞争格局、国际金融资本等多重因素耦合角度进行研究和应对。

总之，从产业经济学看，高效的市场配置和运行机制是市场要素和发展基础，在市场失效时，有效的国家产业调控是解决产业风险和保障优质发展的规制引导，而产业自驱力和企业研发和创新能力是产业经济良性发展内核动力。

4 思考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比，我国钢铁和铝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全程产业价值链，钢铁产业应以产业协同发展为引领作用，发挥龙头企业市场“稳定器”作用，突破传统制造业集团公司概念，以产业集群和绿色循环经济发展为理念，将矿山和钢铁消费端（铁路建设、房地产、汽车、与钢铁有关的制造业等）纳入钢铁全程产业集群价值链之内，重塑新空间区位从局部到区域进一步发展，提升中国企业在铁矿石市场定价的话语权，实现我国钢铁产业健康发展。主要建议如下：

（1）资源安全不是孤立的，资源安全关乎产业安全进而影响到整体经济安全，优化产业构成可以缓解资源安全，整体安全观是解决资源安全问题的关键。各产业需要高质量的发展，应对资源安全、产业安全应高度重视，开展深入研究。可进一步开展钢铁及铝产业组织学和产业运行机制对比研究，研究揭示我国资源及相关产业内生发展源动力，从国有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及企业资本多视角，研究我国资源产业发展战略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环境下的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2）产业需要稳定器，政府对国有龙头企业的考核不仅要有经济指标，而且应当赋予其产业安全稳定器的责任，特别是关乎国民经济整体安全的重要行业，在行业低谷期给予其稳定调节行业的政策支持，以便其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使国有资本在维护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

（3）优化钢铁产业链，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钢铁产业应当突破现有的框架，将上游矿山企业和下游的钢铁消费端（铁路建设、房地产、汽车、与钢铁有关的制造业等）纳入钢铁全程产业价值链之内，加强钢铁产业上游与下游行业之间的沟通交流，进行跨产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整合；不断优化下游产品结构，形成拳头产品，以点带面提高高端产品比例，适应新时代钢材产品需求。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产业链合作，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产业链共生共荣，形成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新局面。从局部到区域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中国企业在铁矿石市场定价中的话语权。

（4）加大国内贫铁矿利用研究，提高增量更需要盘活存量，同时开展国外富铁矿勘查开发力度，力求提高我国铁矿石的资源保障能力。加大国内铁矿勘查开发力度，加快推进国内铁矿新项目和在产资源接续项目建设，鼓励国内贫矿利用技术研发，积极利用社会再生钢铁资源；同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我国钢铁企业和矿业公司在境外开展铁矿床勘探，以“一带一路”沿线铁矿床勘探和开发及钢铁产能合作带动，如参考铝产业的“赢联盟”模式等促进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应有之义。

（5）在全球铁矿资源丰富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局部和区域范围内，形成优势全程产业价值链闭环，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铁路建设（高铁建设）、铁矿床开采、铁矿资源勘探开发一体化、钢铁冶炼和制造业等，形成区域项目组合和区域协调管理组织，以区域经济合作方式，与主权国家探讨钢铁产业基金合作项目载体，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区域资源配置。

（6）在充分做好产业集群引领的可行性论证研究基础上，开展产业集群协同为引领、国际产能合作与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区试点示范建设。对于重塑新空间区位从局部到区域进一步发展，从新空间区位发展角度，提升中国企业在铁矿石市场定价的话语权。目标区位以铁资源潜力大和基础建设条件尚可的非洲国家、“一带一路”沿线铁资源潜力大的亚洲诸国为主，从光能、水能、风能和地热能等绿色低碳能源、铁矿资源潜力配置、工业发展基础和潜力、社区建设、余热利用和生态养殖、教育和交通、医疗等公共设施建设、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论证与选区，以多边交流和人力资源培训入手，实现长期持久和稳定发展。

致谢：感谢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刘秀霞副主任、方维萱教授、杨自安教授、张宝琛教授、李艳艳高级工程师和赵仕玲高级工程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和大力帮助，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