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厚石

引言

延安的大众化设计方针以及随之产生的“人民性”设计思想并非是一个新鲜事物，它既是我党延安时期大众化文艺政策在设计领域的一种反映，更是民国以来左翼文艺家在一个不断探索的方向上逐渐获得的思想结晶。但是，如果没有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作为催化剂，这种“结晶”似乎不会这么快形成，也不会在建国后发生着持续的影响力。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开始更加激进地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这种文学的核心就是“大众化”，因此郭沫若说大众化“是普罗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普罗文学，假定没有获得大众的理解和爱护，这是一种很重大的损失。要使普罗文学为大众所理解和爱护，‘大众化’这个问题便非马上提起来不可了”①。因此，左翼作家提出了一个“大众文学”的概念，这是一种：“大众能享受的文学，同时也应该（是）大众能创造的文学。所以大众化的问题的核心是怎样使大众能整个地获得他们自己的文学。”②

胡风在他的文章中，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早期发展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次，在一九二九—一九三零年左右罢，不但有了叫做《大众文艺》的期刊，而且还广泛地征集了作家们对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解或意见。”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鲁迅的文章《文艺的大众化》。而随着日本侵华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剧，文艺的大众化就不再仅限于文学圈子里的学术讨论，而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政治意义。因此，文艺的大众化逐渐地演变成一种“运动”，一种在民族危亡之际可以用来发动民众并激活和重塑其爱国精神的文艺普及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