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丽颖，魏峰群，李星周

同步与错位：规模视角下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与旅游协同发展研究

韩丽颖，魏峰群*，李星周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当前旅游城市化日益显著，从规模视角评价城市与旅游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指数，对关中平原城市群2004—2017年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相关性进行验证，并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城市金字塔理论及空间错位指数探究城市规模和旅游规模在区域和城市尺度下的协同发展规律。研究发现：（1）区域尺度下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均属首位分布，发展趋势存在错位；（2）各城市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在等级和空间上基本同步，少数城市出现错位，近年来空间错位程度有增强趋势；（3）低错位区城市，规模等级较低，中、高错位区城市，规模等级偏高；（4）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的作用与反作用互动关系是其同步与错位状态形成的主要原因。

规模视角；城市与旅游；同步与错位；协同发展；关中平原城市群

0　引言

随着社会城市化和旅游城市化现象的日益显著［1］，大量旅游活动依托城市空间展开，城市各要素的发展成为推动旅游发展不可或缺的外生因素［2］，城市规模结构与分布是旅游发展水平的基石投影［3］。而城市作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依托旅游开发带动经济新发展，或将带来城市规模的增长。

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对于城市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对城市规模和旅游规模的研究多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城市规模一般评价要素出发，研究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空间规模等单一要素与旅游规模的关系。MCMURRY［4］的研究标志着城市规模评价要素与旅游关系研究的开始；GLADSTONE等［5］研究发现，旅游规模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市，从城市空间视角研究了其与旅游规模的关系。二是运用城市规模分布理论，以城市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探究旅游规模分布规律。国外研究者多用位序规模法则研究旅游规模效应［6］、旅游行为选择规模等［7］。国内研究者早期主要运用规模分布理论从时间尺度上探究国内旅游规模、出境旅游规模的变化［8-9］。李连璞等［10］基于城市规模分布理论提出的国内旅游收入与国内旅游规模二维组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朱竑等［11］最先用首位度及位序规模理论将我国各省市的入境旅游类型分为均衡型、增长缓慢型和加速增长型三类；靳诚等［12］分析了长三角城市旅游规模及其位序关系；戈冬梅等［13］则运用位序规模理论，得到江西旅游规模分布的结论；在分析地区旅游规模分布时，常常采用首位度、标准差、基尼系数及赫芬达尔系数等计量方法［14-16］。

纵观当前研究现状，对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的研究广泛而深入，但往往分别予以研究，对于二者相关性的研究较为缺乏。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是一个系统中的两个元面，可从供给与需求角度加以阐释［3］。供给角度，城市规模扩大意味着城市环境和各类服务设施的完善，这在改善当地居民生活的同时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功能性保障；需求角度，规模较大的城市，其本地居民的收入和文化水平较高，消费观念先进，消费能力较强，对旅游等高层次需求较多。而对于外地旅游者，考虑知名度、交通便利等因素，会首选城市规模较大的城市。因此，规模大的城市旅游规模也大，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其相关关系需要深入研究和验证。

以往研究往往用单一要素表达城市规模及旅游规模，本文用多要素表征方法，从区域和城市2个尺度研究规模视角下城市与旅游在分布、等级和空间上的同步与错位，以便更全面地认知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城市与旅游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关中平原城市群处于内陆腹地，作为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关键区域，加快其城市化进程、合理培育区域内城市规模，对引领西部大开发、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关中平原城市群的西安、宝鸡、天水、临汾等城市历史悠久，拥有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及人文自然资源。《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要将关中平原城市群打造成传承中华文化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意味着在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发展中，城市规模的扩大将带来大量客流，而旅游业的发展也将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城市和旅游相互促进在该区域具有典型性。

关中平原城市群包括西安、宝鸡、铜川、咸阳、渭南、天水6个地级市和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及商洛、运城、临汾、平凉、庆阳下辖的部分区县。为确保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和研究的有效性，适度调整计算范围，以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商洛、天水、平凉、庆阳、运城和临汾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

1.2　指标选取

城市地理学主要从城市大小和城市规模差异及层次性2个角度界定城市规模。一般用城市人口与用地面积2个指标度量城市大小［17-18］，从人口角度进行分析更为常见［19］。城市规模差异及层次性是指城市地域空间内聚集的物质与要素在数量上的差异及层次性，主要包括城市人口、经济活动及其能力、建成区土地面积［20］，即由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空间规模三方面构成［3］，其中，人口规模用城区（常住）人口表示，经济规模用城区GDP表示，空间规模用城区建成区面积表示。

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是旅游生产活动中产出的主要表征指标［21］，已有研究大多用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估计规模，本研究亦用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表达旅游规模。旅游收入包括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和国内旅游收入，旅游人次包括入境旅游人次和国内旅游人次。考虑旅游业具有波及效应［22］，引入了相关产业收入指标，以更全面地表征旅游规模和城市规模，见表1。

表1　旅游规模与城市规模指标体系

1.3　数据来源

以研究区内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包括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商洛、天水、平凉、庆阳、运城和临汾11个城市。收集这11个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城区GDP、城区建成区面积的城市规模数据及旅游人次、旅游收入、相关产业收入的旅游规模数据。城市规模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旅游规模数据来源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1元钱的旅游直接收入可带来4.5元相关产业的收入［23］，因此相关产业收入数据由旅游收入乘以4.5得到。对部分统计缺失和错误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和完善。

在获取数据时，对于城市规模数据的选取，以城区范围为主，而对于旅游规模数据的统计，城区与周边市域范围未完全剥离，这主要基于以下3个原因：

（1）旅游资源的分布受自然地理变迁及社会经济综合因素的影响，有的分布在乡镇、城镇区，也有的分布在主城区。在城市旅游中，旅游吸引物不只是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商业综合体、位于主城区的历史古迹、公园等，还包括市域范围内的其他旅游资源。旅游者往往以中心城区为暂住地，将城区外的景点也划为旅游活动范围［3］。

（2）旅游规模数据来源于景区、宾馆饭店等口径的集合，统计范围为整个地区。

（3）城区城市规模对该地区旅游规模的带动作用是决定数据获取范围的原因之一。

2　研究方法

2.1　构建规模指数模型

2.1.1熵权法

其中，为指标个数，d=1-e，代表第项指标的冗余度，熵值越小，冗余度越大，对城市规模指数和旅游规模指数测度的作用越大。为方便区分，将城市规模指数模型中第项指标权重记为，城市第项指标的标准化数据记为S；旅游规模指数模型的第项指标记为，城市第项指标的标准化数据记为Z。

2.1.2城市规模指数模型

其中，U为城市的城市规模指数，P，L，E分别为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城区建成区面积及城区GDP的无量纲化值，1，2，3分别为通过熵权法计算得到的P，L，E指标权重。

2.1.3旅游规模指数模型

其中，T为城市的旅游规模指数，N，I和H分别代表城市旅游人次、旅游收入、相关产业收入的无量纲化值，1，2，3分别为通过熵权法计算所得的N，I和i的权重。

2.2　规模理论

2.2.1位序规模法则

位序规模理论最早由德国学者奥尔巴克于1913年提出，目前广泛使用的是罗特卡推广公式，即

其中，为城市数量，R为城市的位序，P为位序为R的城市规模，1为首位城市规模，为齐夫指数（Zipf指数）。

（1）用城市规模指数代替传统的人口规模，以更加全面的指标评价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特征，得到

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得到

（2）以旅游规模指数构建模型评价关中平原城市群旅游规模分布特征，得到

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得到

在城市规模结构中，当<1时，城市规模较为分散，建成区、GDP及人口分布较为均衡，高位次城市规模不突出，中小城市发育良好；当>1时，城市规模分布趋向集中，首位城市很突出，中位城市少；当=1时，区域内城市规模分布满足齐夫法则，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最优分布。当→∞时，区域内只有一个城市；当→0时，区域内城市规模一致。本文用Q表示城市位序规模指数。

在旅游规模结构中，当<1时，关中平原城市群旅游规模分布较为分散，旅游人次、旅游收入、相关产业收入分布较为均衡；当>1时，区域内旅游规模分布趋向集中，旅游首位城市突出；当=1时，区域内旅游规模分布满足齐夫法则，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最优分布。当→∞时，区域内只有一个城市发展旅游业；当→0时，区域内城市旅游规模一致。本文用Q表示旅游位序规模指数。

2.2.2城市等级规模金字塔

将国家或区域中的城市按照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大小分等，城市数量随规模等级变动，规模等级越高，城市数量越少，反之，城市数量越多。将这种关系用图表示，形成城市等级规模金字塔［17］。

2.3　空间错位指数

空间错位起初用以研究劳动力空间配置问题［24］，后扩展到社会学、旅游学等领域［25-26］，用于研究相互关联要素在空间分布上不完全匹配的现象［27］。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相互作用，在空间上又相互独立，从空间错位视角分析二者间的不完全匹配现象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结合翁钢民等［28］的研究成果，基于城市规模指数与旅游规模指数的计算结果，对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进行空间错位分析。公式为

3　结果分析

3.1　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相关性分析

以2004—2017年关中平原城市群11个地级市的城市规模指数与旅游规模指数为基础，验证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时间序列上，城市规模和旅游规模的相关系数值位于0.931～0.994，区域内二者规模呈强相关态势，如图1所示。

图1　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相关系数

3.2　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分布评价

表2　城市位序规模分布回归分析

表3　旅游位序规模分布回归分析

位序规模指数图如图2所示，从关中平原城市群整体规模分布看，两者规模均呈首位分布，但发展趋势有所不同。2004—2017年城市位序规模指数Q均大于2，城市规模分布集中度很高。从变化趋势看，城市位序规模指数呈略微上升态势，说明首位城市继续强化，处于垄断地位，区域内城市规模分布差异程度进一步扩大。2004—2010年关中平原城市群旅游位序规模指数Q大于2，2011年后降至2以下，但仍大于1。在变化趋势上，除2006年和2017年出现微弱增长外，整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2004—2017年，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旅游规模呈首位分布，旅游业仅在局部地区发展，未扩展至整个区域。但随着Q不断下降，该区域的旅游规模分布逐渐走向均衡。

图2　城市与旅游位序规模指数

综上，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分布既有同步也有错位。同步在于分布类型均为首位分布，集中在首位城市西安境内；错位在于两者的发展趋势存在差异，城市规模分布继续强化集中趋势，而旅游规模分布逐年走向均衡。西安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内唯一的特大城市，核心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其城市规模的垄断地位得以强化；而旅游资源在区域内各城市均匀分布，随着各市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发展，在相继推出的政策支持下，旅游资源不断被开发，削弱了区域旅游规模集中化趋势。然而城市规模是旅游规模的基石，在本质上影响旅游规模的发展。即使旅游规模有向均衡分布发展的趋势，但受城市规模极化的影响，在区域内仍呈首位分布。

在此背景下，需进一步探究区域内各城市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在等级、空间上的同步与错位情况，从微观上把握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的协同发展程度。

3.3　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等级评价

利用ArcGIS将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城市规模指数和旅游规模指数可视化，用自然断点法分别将2004年、2011年和2017年的指数聚成3类，以此将关中平原城市群11个地级市分为高等规模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和低等规模城市3个等级（表4）。

表4　城市规模等级与旅游规模等级划分结果

由表4可知，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十分稳定，高等规模城市为西安，中等规模城市稳定为宝鸡和咸阳2个，而低等规模城市数量最多，有9个。在旅游规模等级中，高等规模城市始终只有西安1个，中等规模城市由2004年的3个增至2011年的5个和2017年的4个，低等规模城市数量虽与中等规模城市数量相近但仍为最多，由2004年的7个减至2011年的5个和2017年的6个。

通过划分城市规模等级与旅游规模等级发现，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存在共性的同时也存在相异现象，为方便对比，将关中平原城市群11个地级市进行数字编码，分别为1—西安，2—铜川，3—宝鸡，4—咸阳，5—渭南，6—商洛，7—天水，8—平凉，9—庆阳，10—运城，11—临汾，并绘制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等级关系图（图3），以揭示其规律。

图3　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等级关系

关中平原城市群11个地级市的城市规模等级与旅游规模等级均呈金字塔结构，首位分布现象明显，但两者的金字塔结构存在差异，即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呈“底端大，顶端中端小”的金字塔格局，该结构在时间序列上未发生改变。旅游规模等级结构呈“中底端大，顶端小”的金字塔格局，在2004年、2011年、2017年的3个时间节点上，中等规模城市和低等规模城市比例相当，低等规模城市略多于中等规模城市，旅游规模体系结构相对稳定。

对比分析发现，高等规模城市始终只有西安1个，其城市规模和旅游规模皆遥遥领先于区域内其他城市，呈高等城市规模、高等旅游规模的稳定态势。宝鸡在2004年、2011年和2017年均呈中等城市规模、中等旅游规模特征，咸阳除2017年外，也表现为中等城市规模、中等旅游规模。铜川、商洛、平凉、天水和庆阳5个城市的规模等级均较为稳定，始终呈低等城市规模、低等旅游规模特征。值得指出的是，渭南、运城、临汾3个城市的城市规模和旅游规模在等级上出现错位现象，运城属于低等城市规模、中等旅游规模，渭南和临汾由2004年的低等旅游规模升级为2011年、2017年的中等旅游规模后，也呈现低等城市规模、中等旅游规模的态势。

从规模等级看，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基本同步，部分城市出现不完全匹配现象。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计算空间错位指数，定量描述各城市的城市规模和旅游规模在空间上的同步与错位程度。

3.4　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空间错位分析

计算得到关中平原城市群11个地级市2004—2017年空间错位指数（表5）。根据空间错位指数绝对值大小将各城市的错位程度分为3个等级，2004—2017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各城市错位等级变化情况见表6。

从错位方向看，关中平原城市群大部分城市呈正向或负向转正向错位。咸阳、渭南、运城和临汾4市始终表现为正向错位，宝鸡则在大部分年份呈正向错位，说明这些城市的旅游规模预测值高于实际值，为城市规模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商洛、天水、平凉由负向错位转为正向错位，说明随着旅游规模的发展，开始对城市规模发展有贡献。西安、铜川、庆阳为负向错位，3个城市的旅游规模对城市规模发展贡献相对较小。

从错位等级及其变化趋势看，关中平原城市群各城市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基本同步，大部分城市属于中、低错位区，高错位区城市数量最少。在时间序列上，呈高错位区城市数量较为稳定、中错位区城市数微弱增长、低错位区城市数量相对减少的态势，说明关中平原城市群各城市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的空间错位程度略有加深。

3.4.1 高错位区城市基本稳定为西安，城市数量无明显变化。2004—2017年，西安空间错位指数绝对值增长趋势明显，负向错位程度逐年加深。究其原因，西安的城市规模发展主要依靠汽车、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航空等产业。近年来，此类优势产业快速发展，带动西安城市规模持续扩张，西安旅游业发展落后于其他产业发展，对城市规模的发展贡献不突出。

3.4.2 中错位区城市变化显著，覆盖渭南、运城、临汾、宝鸡4市，城市数量呈增长趋势。渭南和临汾错位指数增长趋势明显，由低错位区演变为中错位区；运城在4城市中错位程度最高，在中、高错位区之间波动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渭南、运城是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城市，第二产业相对较小，城市规模偏小；临汾的支柱性产业为依托煤炭发展的能源供给产业，而随着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单一、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的突出，城市规模发展速度受到影响。上述3个城市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在地理区位上又位于黄河金三角区域，属于旅游大通道的枢纽位置，加之临近西安和郑州2个国家中心城市，受两中心城市的强大辐射，拥有相对雄厚的客源市场，旅游规模发展较城市规模发展更为强劲。宝鸡在2012年以后错位指数快速增长，接近高错位区。宝鸡面临人才聚集困难、工业存量增速放缓、工业投资占比下滑等劣势，后续城市规模发展压力大。而其拥有太白山、炎帝故里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加之临近西安，更在2016年年初被列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在资源、区位、政策支持等多方优势利导下，宝鸡旅游规模发展势头强劲，出现旅游规模为城市规模发展提质增速现象。

3.4.3 低错位区城市相对稳定，主要有铜川、商洛、庆阳、平凉、天水和咸阳，城市数量呈减少趋势。其中，铜川、庆阳位于低度负错位区，错位程度逐年降低；平凉和商洛由低度负错位发展为低度正错位。说明铜川、庆阳、平凉和商洛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发展基本同步，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铜川、庆阳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发展更为匹配，平凉、商洛的旅游规模开始为城市规模做出微弱贡献。天水由接近中度负错位发展为低度正错位，说明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两者规模开始同步。天水旅游规模发展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在地缘上，天水位于我国西北、西南和中原连接处，被西安、兰州、成都等省会城市包围，具有相对广泛的客源市场；同时，天水拥有伏羲文化、麦积山石窟文化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此外，天水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省黄金段”的重要节点，旅游业发展得到政策支持。在地缘、资源及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天水市的旅游规模得到一定发展，逐渐与城市规模同步。然而，天水经济基础薄弱，第一产业偏高，第二产业以资源密集型为主，产业结构调整较缓慢，城市规模等级低，限制了旅游规模的进一步发展，使其维持在低等规模水平上。咸阳错位程度不高，稳定在低度正错位区。这是由于西咸一体化，咸阳努力将其城市与旅游发展纳入西安都市圈，充分利用西安的辐射作用，在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发展上均具有相对优势，形成旅游规模、城市规模同步发展的态势。

综上，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的空间错位状况表现为“在方向上以正向错位为主，在等级上以中低度错位为主，在等级变化趋势上错位程度略有加深”。随着旅游规模的发展，中错位区城市正向错位程度加深；低错位区城市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更为匹配，并且旅游规模逐渐开始促进城市规模发展，除咸阳外的其他城市，受低等城市规模限制，旅游规模发展有限，仍处于低等规模水平；高错位区较为特殊，区内西安为负向错位，其城市规模的发展并不主要依赖旅游规模。

表5　2004—2017年城市空间错位指数

表6　城市空间错位等级变化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以关中平原城市群的11个地级市为例，在构建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指数模型，验证二者相关性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该区域2004—2017年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的分布、各市在等级和空间上的同步与错位，探究其协同发展情况。得到以下结论：

4.1.1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在区域和城市尺度下存在同步与错位现象。

4.1.1.1在区域尺度下，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分布类型同步，均属首位；发展趋势存在错位，城市规模分布继续强化集中趋势，旅游规模分布逐年走向均衡。

4.1.1.2在城市尺度下，各城市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在等级和空间上基本同步，少数城市出现错位，近年来空间错位程度有增强趋势。在规模等级上，西安是稳定在“金字塔”顶端的唯一城市；位于“金字塔”中、底端的城市在规模等级上基本保持一致，出现错位的是渭南、运城和临汾，3城市均呈中等旅游规模，低等城市规模的等级态势。分析二者的空间错位程度发现，关中平原城市群各城市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基本同步，大部分城市分布于中、低错位区，高错位区城市数量最少。在时间序列上，二者的空间错位程度有加深趋势，表现为中错位区城市数量增多，低错位区城市数量减少，该趋势由旅游规模发展速度高于城市规模发展速度引起。

各城市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的空间错位程度与规模等级存在内在联系。低错位区的铜川、商洛、庆阳、平凉和天水5城市，在规模等级上位于“金字塔”底端，属低水平同步状态；中、高错位区的渭南、运城、临汾、宝鸡和西安5城市，则位于“金字塔”中、顶端，呈高水平错位状态。

4.1.2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的作用与反作用互动关系是其同步与错位状态形成的主要原因。

4.1.2.1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保持同步的原因是城市规模决定旅游规模。首位城市西安的城市规模决定了其旅游规模的绝对领先地位，即使区域内旅游规模分布逐步走向均衡，但旅游规模体系仍呈首位分布。低错位区的铜川、商洛、庆阳、平凉和天水5城市的城市规模均属低等水平，决定了其旅游规模等级偏低。虽在政策、资源、区位等条件的作用下5城市的旅游规模得以发展，但成长程度有限，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呈低水平同步发展态势。

4.1.2.2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错位发展的原因是旅游规模反作用于城市规模。中错位区的宝鸡，其城市规模等级为中等，渭南、运城、临汾的城市规模指数相对较高，虽然产业结构不完善，聚集力量偏弱等劣势抑制了其城市发展，但旅游业仍在较好城市规模基础的支持下得以发展。同时在旅游资源充分开发、各项政策相继出台的背景下，旅游规模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城市规模发展，为城市带来更多的收入和人口，促进城市进一步扩大建设用地，反向拉动城市规模发展，在空间上表现为正向错位。高错位区的西安呈负向错位，原因为旅游业并非西安的支柱产业，旅游规模对城市规模的反作用有限。

4.2　讨论

随着大量游客涌入城市，旅游城市化现象日益凸显，城市与旅游关系研究变得非常关键。本文从规模视角入手，以综合评价的角度探讨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与旅游协同发展的关系，弥补了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关系研究的空白，为城市与旅游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

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旅游规模在城市规模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其发展又反作用于城市规模，为城市规模的扩张起正向推动作用。纵观关中平原城市群，区域城市规模体系有待完善，各城市发展水平需要提升。因此要顺应区域旅游规模分布均衡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发展各城市旅游规模，反哺其城市规模，促进区域城市规模体系的完善。各城市在进行发展的宏观管理时，要努力将“旅游”纳入城市发展规划，构建“城市-旅游”协调发展系统，实现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的同步优化。同时，关中平原城市群各城市应从区域角度出发，共同建立旅游公共服务一体化机制，合作解决区域内旅游产品同质化问题，打造优质的关中平原城市群旅游产业品牌，促进各城市旅游规模发展，提升城市规模水平。

在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基本同步发展，在错位发展的城市中，旅游规模的扩大也对城市规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社会科学多因多果，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对其他区域和城市是否具有普适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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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rony and asynchrony: Study 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tourism in Guanzhong Plain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ale

HAN Liying, WEI Fengqun, LI Xingzhou

(′710119)

Tourism urbaniz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valuate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tourism from the scale perspective.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city and tourism scale index,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ity and tourism scale of Guanzhong Plain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4 to 2017, and explores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cales from region and city perspective by using rank-size rule, urban pyramid theory and spatial mismatch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ity and tourism scale distribution in Guanzhong Plain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in the first station, but the development trend is different: the city scale distribution continues to be concentrated, and the tourism scale distribution tends to be balanced. (2) The city scale and tourism scale of each city are basically synchronous in rank and space, which a few cities appear asynchronous phenomenon. The degree of spatial asynchrony tends to increase in recent years. (3) Cities in low mismatch area have lower scale rank, while cities in medium mismatch area and high mismatch area have higher scale rank. (4)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ity scale and tourism scal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phenomenon.

scale perspective; city and tourism;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Guanzhong Plain urban agglomeration

10.3785/j.issn.1008-9497.2021.05.013

K901

A

1008⁃9497（2021）05⁃617⁃12

2020⁃07⁃28.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2019YFD1100901）.

韩丽颖（1994—），ORCID： https：//orcid.org/0000-0002-5585-9790，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E-mail：1272985095@qq.com.

，ORCID：https：//orcid.org/0000-0002-2773-0383，E-mail：weifengqun@sn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