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刚，郝文胜，谢 锐，郭景山，伊六喜，侯建华*

(1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农学院，呼和浩特 010019； 2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呼和浩特 010031)

中国的马铃薯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40年代分批次从美国、日本等国家引种，50年代利用这些引进的资源开始了有规模的自主育种工作[1]。经历半个多世纪，中国的马铃薯育种工作从无到有，从传统育种到现在的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相结合的发展经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止2020年利用前人引进的资源中国的马铃薯育种家们选育审定登记的新品种873份，而这些自主选育的新品种在中国的不同生态地区发挥着各自的优势，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同时，有些国外种质资源至今仍在大面积种植，例如，美国的‘布尔班克’、‘大西洋’，加拿大的‘夏波蒂’，荷兰的‘费乌瑞它’等品种。‘白头翁’、‘卡它丁’等老品种更是育种家们沿用已久的经典亲本[2]。因此，对国外引进的马铃薯种质资源及国内选育新品种的充分利用就显得十分必要，而要有效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就必须了解其遗传背景、亲缘关系，对其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3]。分子标记无疑是对各种生物群体的遗传多样性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邸宏[4]利用AFLP和RAPD分子标记对国内主栽品种、地方品种、新型栽培种及抗PVY品种等4类资源种植共157份品种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表明新型栽培种和地方品种的遗传基础丰富于普通栽培种，普通栽培种与新型栽培种在遗传组成上有明显区别，而地方品种与普通栽培种无明显差异。……